以《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著作享誉世界文坛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将来离世后，自己的墓碑上能刻上这样的话：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他甚至在自己的《自恋回忆录》中，为墓碑上的文字顺序做了明确的安排，并且直言“请不要在我的墓碑上添加其他任何肮脏的描写和平庸不堪的赞美……”。

司汤达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红与黑》在我国早已家喻户晓。他的一生并不长，却留下了无数经典之作。1842年，司汤达逝世，他的墓志铭只有三个短句：活过、爱过、写过。恋爱与写作是司汤达在二十岁之前确立的两大人生理想，而这两个目标在司汤达看来已经全部实现了。于是，在他写作生涯的后期，作家便带着无限的自足和惆怅回忆了自己的情感与创作历程，于是有了《自恋回忆录》。

自恋回忆录

自传计划

特权

第一章

为了在这异乡自娱自乐，我打算写一本小回忆录，记叙我最近一次在巴黎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时间是从1821年6月21日至1830年11月，前后共有九年半。自从适应了我的新岗位以来，这两个月来，我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着手做某项工作。不工作，生命之舟就没有负载，变得轻飘飘的。我承认，如果不是想到有一天这本书会印刷出版，让某些我喜爱的人读到它，比方说罗兰女士或几何学家格罗先生，我可能就没有勇气写这本书了。但是读这本书的人现在几乎还没出世呢，我估计我未来的读者现在的普遍年龄在10～12岁左右。

为了自己的幸福，我有没有充分利用在巴黎九年中偶然获得的那些岗位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吗，是个有深度的通情达理的人吗？我才情横溢吗？事实上，我对此一无所知。对每天的所见所闻都深有感触的我，很少想到此类深刻的问题。我的判断随着心情不同而摇摆不定，可以说，我的判断仅仅是一些估计而已。

当我用笔进行内心自省的时候，不知是否会遇到一些对我来说是积极的，并且长久以来都是真实的东西。当我到1835年前后——假如我还活着的话——再读这本书时，对当初我想写的这些东西会作何感想？是否跟我现在重读自己已出版的作品是一样的感觉？因为没有其他书可读，重读自己已出版的作品时，我往往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伤。

一个月来我都在思考，在写本书的时候，我实在不愿仅仅谈论自己，像我有几件衬衫，我的自尊心遭受过多少次打击什么的。另一方面，我现在身处远离法国的地方，读了这里引进的一切有意思的书籍。我全身心投入地构思一部虚构小说，内容是1813年8月发生在德累斯顿我邻居家的一个爱情故事。可是由于我的职位关系，总有一些小事情不停地打断我。确切地说，我拿起纸笔的时候，从来没有超过一小时不被打断过。这太令人恼火了，我的想象力被生生地浇灭了。当我重新开始写作，却又对先前的构思感到厌恶。聪明人也许会说人必须得战胜自己，但是我会这么反驳他：太晚了，我已经49岁了。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是时候该想想如何尽可能体面地结束生命了。

记叙自己的生活时，我反对的主要不是自吹自擂。自传和别的书一样，要是写得枯燥乏味，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我害怕的是，我经历过的那些幸福时刻一旦诉诸笔端，来个细致剖析，就会失去它们原来的味道。所以，我就跳开快乐的事情，避而不谈。

诗的精灵已死，但怀疑的种子却发芽了。我深信要让读者忘掉自传里头那么多的“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绝对的真心实意去写。我是否会有勇气讲述那些让人丢脸的事情，又不用没完没了的前言去试图掩盖它们呢？希望如此吧。

尽管我的雄心屡受打击，但还是不相信人性本恶，也不相信自己是遭到了那些人的迫害，我只是把他们看成受虚荣心驱使的机器。在法国是受虚荣心的驱使，在别处是受所有激越情感的驱使，其中也包括虚荣心。

我不了解我自己，在夜里每每想起这一点时，我总是唏嘘不已。我是个好人？坏人？聪明人？还是笨蛋？我有没有好好利用那些偶然事件中隐藏的机遇？先是1810年至高无上的（我永远敬仰的）拿破仑皇帝权倾一时，后有1814年我们在俄国的仓皇溃败，而后1830年我们奋力从波旁王朝复辟中脱身。恐怕我没有好好算计过，我都是凭着性子盲目行事。就算有人想要谋求我本人的职位而向我征求建议，我也会倾囊以授：在这一点上，我那些伶牙俐齿的对手们也对我恭维有加。

P3-6

译者序

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亨利·贝尔（笔名“司汤达”）是一位对记述自己情有独钟的作家。他笔下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一是其多部小说均取材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小说主人公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同时又体现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形象；二是他著有一部《日记》（Journal），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二十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第三，他写过两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自恋回忆录》（Souvenirsd'egotisme）和《亨利·勃吕拉传》（Vie deHenri Brulard）。

1832年初，司汤达在给友人多梅尼科·迪·菲奥里的信中说到了他的自传写作计划：“我先写一生中度过的好日子，然后写灰暗的时光，犯过的错误，还有不能取悦于自己喜欢的人的那种痛苦。”（《书信集》第2卷第386页）

“好日子”就记录在这本《自恋回忆录》中。该书写于1832年——司汤达被派驻意大利奇维塔韦基亚任领事期间。书中记述了1821至1830年作者在巴黎的生活和旅行。很多作家写自传时会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因为童年对他们来说是“绿色的天堂”，为此后的人生定下了节奏和基调。然而司汤达是一个例外，也许是因为童年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记忆的关系，反而是一段“灰暗的时光”。而“灰暗”、“错误”、“痛苦”都记录在1835年底开始写的第二部自传《亨利‘勃吕拉传》中。这种回溯的写法令我们想起考古学家发掘废墟的工作，先挖到的往往是年代较近的文明留下的痕迹。

《自恋回忆录》充分体现了司汤达自传写作的风格。

首先，与自我保持距离。司汤达在写自己的同时，又刻意与笔下的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本书开头，司汤达即和读者定下了一个“约定”——希望本书在其死后十年方得出版。这和《亨利·勃吕拉传》有相似之处：在《亨利。勃吕拉传》中，他用署笔名的方式来拉开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而在《自恋回忆录》中，他采用的则是将出版日期延后的方式。

“约定”的另一个要素，就是第一人称的使用。在《自恋回忆录》中，我们看到司汤达在使用“我”作为叙述人称时多少有些迟疑，一方面是他腼腆谦逊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反感卢梭、夏多布里昂等浪漫派作家的自传风格有关。他表示一想到要写那么多“我”，那么多“本人”，就感到头晕。“一个月来我都在思考，我实在不愿在写本书的时候仅仅谈论自己，像我有几件衬衫，我的自尊心遭受过多少次挫折什么的。”（本书第5页）而令司汤达犹豫是否写自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种微妙的情感——害怕他生命中那些幸福快乐的时光，一旦诉诸笔端，被细细解剖描摹，便会褪去鲜活的色彩。那么是什么原因令他仍然要提笔写自传呢？一来是因为他感到“必须要做一点工作了”。当时司汤达49岁，年近半百的他在感叹岁月飞逝的同时，心中有一个疑问也愈发地强烈起来：“我是谁？”探究生命的本真是他写自传的根本动机。二来是对自身智力的疑虑。“我的判断力就像心情一样多变。”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一直深受感官感受的影响。他是一个在不断变化中的个体。写作正是记录变化中的某个相对静止时刻的一种手段。由此我们发现一个悖论：人的个性正是通过抓住幸福的能力才得以体现；而幸福又是他不愿意谈论的。写作是对幸福的追寻，但又不能过度咀嚼，否则就会变得淡而无味。于是，在写作时就会有空当，有留白。《自恋回忆录》中的那些空当和留白同样构成了该书独特的节奏。比方说，过于强烈的激情造成回忆的空白。从1800年（《亨利·勃吕拉传》结尾）至1821年（《自恋回忆录》开头），这段时间是司汤达离幸福最近的日子，却在自传中未着丝毫笔墨。与此同时，自传的大量篇幅却贡献给了在我们看来稍显次要的人物的生活，哪怕是与作者关系很熟的人物，这样的叙述也未免太过详尽了。这也体现出司汤达自传的一个重要特征：讲述自己令他感到眩晕，从而通过记叙大量其他人物来暂时逃避讲述自己的义务。

……

拿破仑和梅蒂尔德这两个主题经常在不经意间出现，相互叠加，令无所准备的读者感到意外，似乎纯属偶然又杂乱无章。然而，细想一下，这两种行为其实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爱，一种激情；都无果而终；都体现了司汤达难以把握机会的幻灭感。看似杂乱无序，实则这两大主题贯串组织起了全书的主体架构，而又丝毫不露痕迹，这正是司汤达自传的特点之一。在此类回溯型的自传体中，任何过于严谨的逻辑和时间顺序都有可能对创造起抑制作用，而由想法，或者说感觉、情感连结篇章却能一气呵成。

《自恋回忆录》尽管在写作之初即设定了叙述内容为1821至1830年在巴黎的生活，但最终未能完成。本书直到1892年才得以出版。在自传中还原自我是可能的，但也是有限度的，而自传写作却是没有终点的，借用司汤达自己的话，这就好比是蚕的工作——不知疲倦地“作茧自缚”。

司汤达的小说以语言平实、细腻、精确著称，然其自传作品的语言风格却偏于曲折、晦涩，兼有多处隐含的影射，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师长、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译者才智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本书中用楷体部分的文字为引文和用于替代原著中作者用斜体表示的需强调的字、词、句。）

朱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