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小时候的名字叫玛丽埃塔。当然了，那一直就是她的名字，可在贝瑞尔来之前，我从没听人这样叫过她。我父亲一直用的是“母亲”。我有个孩子气的想法——我知道它是孩子气的——觉得我母亲比别的母亲们更适合“母亲”这个叫法。“母亲”，而不是“妈妈”。不在她身边时，我总想不起来母亲的脸是啥样，这让我害怕。坐在学校里，离家只隔了一个山坡，我会试图想象母亲的脸。有时我觉得要是做不到，就有可能意味着母亲死了。不过我总能感觉到她，会因为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想到她——一架立式钢琴，或者一条高高的白面包。挺荒唐吧，可这是真的。
在我心里，玛丽埃塔是独立的，没被吸纳进母亲成年的身体里。玛丽埃塔还在她那个拉姆塞镇，在渥太华河边乱跑着哩。那个镇子，路上全是马匹和水坑，街头黑压压的，挤满周末从矮树林涌出的人群，伐木工们。大街上开了十一家旅馆，供伐木工入住、酗酒。
玛丽埃塔住的房子坐落在河岸往上延伸出的一条陡峭街道的中间。那是一幢双宅建筑，前方有两扇飘窗，两个前廊由一道木栅隔开。另一半住着萨克里夫一家，玛丽埃塔在她妈妈去世、爸爸离开镇子后，就寄宿在他家。电报员萨克里夫先生是英国人。他老婆是德国人。她总是冲咖啡而不是沏茶。她会做奶酪卷。面团从桌边挂下，宛如一张精致的桌布。有时，玛丽埃塔觉得它看起来像一张皮肤。
正是萨克里夫太太说服了玛丽埃塔的妈妈不要上吊。
那是个星期六，玛丽埃塔待在家里没上学。她醒得很迟，家中一片寂静。她向来害怕这个——一幢寂静无声的房子。她放学后一开门就会大声嚷嚷：“妈妈！妈妈！”妈妈经常不回答。但她都在。玛丽埃塔听到炉子格栅的咔咔声，铁熨斗稳稳当当的啪啪声，心头一阵宽慰。
那天早上，她什么也没听到。她走下楼，切片面包，涂上花生酱和糖浆，折起来吃。她打开地窖门招呼几声。她走进前厅，透过蕨草朝窗外看。她看到妹妹贝瑞尔和几个邻居孩子从人行道边一小片长草的斜坡上滚下来，翻起身爬到坡顶，再滚下来。
“妈妈？”玛丽埃塔嚷道。她穿过房子，走向后院。时值暮春，天气多云而暖和。发芽的蔬菜园里，泥土濡湿，树上的叶子好像突然长满了，滴答着夜里积下的雨水。
“妈妈？”玛丽埃塔在树下，在晾衣绳下喊。
院子尽头是一个小谷仓，存放柴火、工具和旧家具。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一把椅子——一把直背椅。椅子上，玛丽埃塔看到妈妈的脚，妈妈的黑色系带鞋。然后是印花棉布做的夏季工作长裙、围裙、卷起的袖口。妈妈白得发亮的白胳膊、脖子，还有脸。
妈妈站在椅子上没回答。她没看玛丽埃塔，自顾自微笑着，脚底板叩击着椅子，好像在说：“我在这儿哩。你想怎么着吧。”除了站在一把椅子上，用这种奇怪、紧张的表情笑着之外，她还有哪里不大对劲儿。站在一把椅背的横档都不见了的椅子上，这椅子被她拖到谷仓中间，摇摇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阴影。
是一根绳子，从头顶横梁挂下来的一根绳子尽头绕出的一个环。
“妈妈？”玛丽埃塔用突然虚弱的声音请求道，“妈妈，请你下来吧。”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因为她担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会惊动妈妈，让她蹬开椅子，把全身重量挂上绳子。不过，就算玛丽埃塔想喊，也喊不出来。她全身只有力气发出这可怜的细线一样的声音——就像在梦里，一只野兽或者一台机器正往你身上碾来的时候。
“叫你爸爸来。”
妈妈命令道。玛丽埃塔赶紧照办。她拖着灌满恐惧的双腿跑起来。穿着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了起来。她跑过贝瑞尔和别的孩子，他们还在斜坡上打滚。她沿着那会儿还是木板栈道的人行道跑着，跑上没铺路面、布满昨夜积起的水坑的马路。马路穿过铁轨，在山脚下与镇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间有一些仓库和小工厂。玛丽埃塔的爸爸的马车制造厂就在其中，运货马车、轻便马车和雪橇都有生产。事实上，玛丽埃塔的爸爸发明了一种在矮树林中运木材的新型雪橇，申请到了专利。他的事业在拉姆塞刚刚起步。（后来他在美国发了财。一个喜爱旅馆酒吧、理发店、马车赛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惧工作——公允地讲。）
玛丽埃塔在工厂没找到他。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干活的院子，在新鲜锯末中跌跌撞撞。工人们哄笑起来，冲她摇脑袋。不。不在这。这会儿不在。不晓得。你干吗不到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你不先找点衣服穿上？
他们并没恶意。他们没觉察到出事了。但是玛丽埃塔向来无法忍受哄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连路过都憎恨，更不用说进去了，原因就在于此。哄笑的男人们。因为这个，她厌恶理发店，厌恶它们的味道。（她后来和我父亲去舞会时，特意请他不要往头发上涂发胶，因为那味道会让她想起这些。）某家旅馆外头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这对玛丽埃塔而言简直就是一团毒药。你竭力不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可你能肯定那一准是些恶毒之语。哪怕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也会哄笑，那同样恶毒——恶毒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毒药。玛丽埃塔在得到拯救后，才做到了从他们面前昂首走过。上帝是她的武装，她径直从他们当中穿过，没有任何东西能磕绊她，没有任何东西能灼伤她。她像但以理①一样安全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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