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既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高等教育强国。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吸引了全球教育界的追捧和探索，在借鉴或模仿美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赴美留学人数也屡创新高。在这样的“学美热”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却反其道而行，在这本《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迷失的大学教育)》在诠释美国独特优势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教育面对的危机：高等教育资助减少、学费增加；轻视本科教育、师资匮乏；高等教育的意义遭到质疑等。

美国高等教育在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令人瞩目的促进作用，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美国范本”频频被引用作教育改革的依据。然而在这样的“学美热”中，也不乏有理性、逆向的观点。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就是这样一位博学的教育家和冷静的思索者。德尔班科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剖析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利弊，在诠释美国独特优势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来美国高等教育即将面临的危机。

《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迷失的大学教育)》获得了2013年高等继续教育学会教育类金奖，美国独立出版家奖。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大学的目的

第二章 大学的起源

第三章 从学院到大学

第四章 谁上过？谁在上？谁付费？

第五章 美丽新世界

致谢

注释

仅就这些经济原因来说，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至少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美国一直在掉队。对于已经掉队了多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认为，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处于危险中，不能再对此不以为意了。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前景：美国下一代的成年人将比他们的长辈受教育更少。

在这种灰暗的概貌中，有一些特别让人不安的细节。首先，大学文凭的获得率，没有增长，甚至下降(跟其他国家相比)，对于在美国人口中比例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来说，尤其不成比例。而经济状况跟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之大令人震惊，根据某权威院校的数据，在今天的美国，大致情况如此：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超过九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你在24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机会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六万到九万美元之间，你的机会大约是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你的机会是十七分之一。

此外，在那些上了大学的人中间，来自富裕家庭的高分学生，相比成绩相当但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因为名牌大学(名气几乎完全跟选择度呈正相关)充当着进入商业、法律和政府院校领导职位的渠道，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最好的”大学更多地是在助长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而不是阻止它。但是，人们仍然把大学视为美国生活中社会流动性的发动机，如果它们成为了一个复制继承财富的系统，甚至比它们现在已有的情况还糟糕，这会是可耻的。

毫不稀奇的是，跟任何关于经济事务的讨论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会发现主流观点的异议者。某些保守者会说，以增强性补贴的形式把更多公共投资注入到高等教育中是一个坏主意。他们说，轻松获得政府的资助是学费飞涨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认为这是一种柔情的幻想，相反，他们赞成一种遴选系统，比如人们在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里，根据小孩人生早期的考试成绩来指导他们，让他们朝着看起来更适合他们的学校教育类型奋斗：低分者去接受职业培训，他们将成为半熟练的劳动者和事业单位人员；高分者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将成为外交人员和医生等等。

另外有一些激进者，他们质疑，对于“基本上耗不起金钱和时间的低收入学生”来说，考虑到他们的低毕业率和高额债务，上大学的志向是否真的有意义。这些怀疑论者还指出，未来十年里可能创造的新工作中，大部分很可能不需要大学学历。从这一点来说，“教育的福音”看起来是一条残忍的歧路，本来，“真正能给家庭和孩子提供保障的是：薪水不错的好工作，强大的工会，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交通”。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持上面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或者立场介于二者之间，但仍然相信实现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想一下这跟另一种公共讨论——医疗保健的氛围的相似之处。人们有时会听说，根除烟草业会节省无数亿的资金，因为治疗身患肺癌、肺气胂、心脏病或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抽烟引起或恶化的疾病——的病人花费惊人。但是，事实证明，通过控制抽烟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最近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成功)，最后可能让我们开销更多，因为不抽烟的人更长寿，最终需要高昂的治疗费来应付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和不可避免的体弱。但是，戒烟并健康长寿这件事，谁会认为不是一桩好事呢？换句话说，以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来衡量其利益，并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或者说，至少说得不够全面。终结抽烟行为的最好理由是，不抽烟的人有更多机会过上更好的日子。重视大学——哪些人上大学，上大学后他们有哪些变化——的最好理由，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对社会有何益处，而是以可估算和不可估算两种方式来说，它对个人有何益处。P24-26

同事们听说我在写一本大学教育方面的书时，他们不时会问我原因。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就像问一位医生，他为什么对医院和病人感兴趣；或者问一名建筑师，为何他关心建筑和建筑里面生活工作的人。的确，在这个话题上，大多数书的作者，要么是将其作为专业来研究的学者，要么是领导某种学术院校之类的退休校长。因此，为什么一个美国文学教授会干这个？有时候，这问题甚至让人心生犹疑和反对，就好像我对自己本职那“三分地”越来越没兴趣一样。

我有两个答案，值得在本书开头做一番陈述。第一个答案说起来很简单。本科教育的目的和做法如何表述和实施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令人着迷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本书会让读者多少感受到这种魅力。

第二个答案说起来有点长，需要讲个故事。26年前，我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校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大会来讨论最近的预算危机(经常有危机，但这一次尤其严重)。在这次大会上，校长宣布，艺术与科学系(该系的主体部分是本科)的预算赤字增长得太快，他别无选择，只好敦促废除哥伦比亚大学的“需求回避录取”政策，从而控制助学金上的开支。作为一名新人，大部分同事我都不熟悉，但会议室里的很多杰出教师我都认识。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反对。他们说，校长的提议站不住脚。“需求回避录取”的政策传达了一种基本价值：我们学校必须对任何有资格的申请者开放，无论他们经济状况如何。教师们提出了一项动议，并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全体教师将按比例返还一定薪水，把它们筹集起来，留作助学金。最终校长让步了，“需求回避录取”的政策保住了。

当然，我也投了赞成票。就像《白鲸》(Moby-Dick)中的以实玛利(Ishmael)所说：“我是船上的一员；我跟其他人一起呼喊；我的誓言跟他们的密不可分。”就像以实玛利发誓加入猎杀白鲸一样，当时其实我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会后，走在校园的路上，我向自己坦白，尽管“需求回避录取”本身听起来既公平又公正，而且很仁慈，但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句口号。我根本就不清楚它的意思。这个主意打哪儿来的？由谁来决定谁需要它？这项政策的成本如何？它是怎么支付的？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无知。通常对教师来说，他们工作的院校何以发展成现在的样子，院校是如何组织的，院校权威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教师所在院系之外的任何事，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教学和行政的分离是好事。这样，从一开始，你就可以自由地全神贯注于学术工作上。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使教师不能以知情公民的身份参与其大学院校的生活。

这次会议之后的几年，我着手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因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某些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录取和助学金方面的问题，还有课程设置、教学技巧、学术院校的财务结构，以及更普遍的大学教育的前提和目标问题。做这些工作时，我遵循了我自己从事教学所依据的原则——为了弄明白当前的问题，先去了解一下过去的事，这非常有用。一段时间后，我为研究生——一群未来的教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讨论美国大学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跟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前教务长罗杰·勒赫卡(Roger Lehecka)一样，我也开始给本科生上课，教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平权服务。最后，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就开始就它们写一些见解。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对当前和未来的大学教师有帮助，还对当前和未来的大学生有帮助。这个时代，关于我们的大学——它的高花费、低学业成就、教师的养尊处优(公认)等等片面的、参差不齐的报道铺天盖地。鉴于此，我还想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这本书。我希望，任何想教育我们的公民关心大学的意义和使命的人，都能从本书中享受到乐趣。

纽约城

2011年9月

德尔班科的书不是在论证通识教育的价值，而是在展示其价值。

斯坦利·费什 《纽约时报》

对于过去及其对当前的教训，德尔班科的阐述简练、机智且充满求知欲，这让他的书充满了人情味，在关于大学的作品中，这一点实在难得。

安东尼·格拉夫顿 《纽约书评》

一场热情洋溢的呼吁，希望一个腐败的系统能治愈自身。

《科克斯书评》

德尔班科以激动人心的精力写作了本书，而这种精力是只有他一半年龄、激进的助理教授才有的。他在书中展示了对于大学生油然而生的喜爱，这种喜爱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整本书都浸透着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尽管他列举了种种障碍，但我依然对自由教育的可能性充满希望。

阿兰·瑞安 《泰晤十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