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侠先生1948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1968年下乡务农，1971年回城务工，1977年考入大学。主修数学，进修计算机控制系统。现任沈阳市终身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清炖排骨--宫侠杂文选》是其杂文选，收录《其书，其事，其人》、《建立一个老百姓不怕的政府》等作品。

《清炖排骨--宫侠杂文选》是沈阳市终身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宫侠先生的杂文选。

《清炖排骨--宫侠杂文选》收录《城市》、《人民币升不升值？》、《令人敬佩的马克思》、《洋人都是慢性子》、《土耳其“小芳”》、《“发光的石头”》、《瑞士的小镇》、《两个外国大学校长》、《我是谁？》、《越南的摩托车》、《在越南吃草》、《越南的教堂和咖啡馆》等作品。

一、唠唠生活

 清炖排骨

 痘猪肉

 电话

 姑姑

 我当过三年农民

 军礼

 幸福

 为人要“三守”

 有一部电影叫《英雄儿女》

 其书，其事，其人

 地震

二、讲讲道理

 而今迈步从头越

 让读书成为风俗

 科学在质疑中进步

 一段成为笑料的历史

 假如“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个税申报为何不尽如人意？

 建立一个老百姓不怕的政府

 骗子与“潜规则”

 不出事就没事

 国人仍在追求“高、大、全”

 咱们为什么干不成事业？

 啊、长江！ 

三、谈谈天下

 奥巴马是左撇子

 十七世纪的海盗和今天的“高盛们”

 学习创造财富

 民主是一种文化

 城市

 人民币升不升值？

 令人敬佩的马克思

四、聊聊国外

 洋人都是慢性子

 土耳其“小芳”

 “发光的石头”

 瑞士的小镇

 两个外国大学校长

 我是谁？

 越南的摩托车

 在越南吃草

 越南的教堂和咖啡馆

 独立、自由和幸福

 中国公司在越南

五、说说教育

 从“读书无用论”谈起

 丰厚的物质不能改变浮躁的心态

 功利的教育能培养大师吗？

 谁在决定中国教育的走向？

 中国的教育怎么了？

 可怜的教育

 大学招生，政府和人民累够戗

 “儿童节”的困惑

 人民教师！

 由“最牛新生”想起的

六、侃侃足球

 世界杯，全世界的狂欢节！

 用什么踢球？

 一场超低水平的球赛

 我喜欢这些球员

 球场上能看到真正的男人

 没有男人，何来男足！

 中国的球迷为什么多了？

我出身平民家庭，小时候家里自然设有电话。

我家在一个大城市，住的是平房，有电灯。

1955年我上小学时，中国以苏联为榜样，整天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至于苏联的今天什么样，老师们描绘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多么诱人而遥远啊！

虽然没有电话，但也没觉得耽误什么事儿。不要说我一个学生，就是大人们一年到头也没什么用电话的事。

19168年下乡后，在生产大队代表知青当了个干部。当时大队有一部电话，偶尔就用了。比如正在地里干活，大队值班的急匆匆从山下跑来，喊一声：“电话找你，赶紧去！”我立马飞奔下山，到大队部拿起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先喊一句： “哎，是我，……”‘

从来电话，到我喊这一声，估计电话那头至少等了40分钟。

再往后，调到了县里，电话用得就多了。

县城的电话和大队的电话一样，都是摇把的。往外挂电话时，要一只手用力按住听筒，另一只手握住摇把使劲摇，估计差不多了，再拿起听筒。正常情况下，会传来女话务员甜美的声音：“您要哪里？”有时因为事情急，摇得猛了一些、时间长了一些，话务员的声音就不那么甜美了：“你干什么摇个没完？缺德玩意儿！”

调回城市后，我分配在机关，办公室当然有电话。我记得那时电话号码是五位数。有一阵子，我逢人就把这五位数告诉人家：“有事挂电话。”声音透着自豪。

城市电话不同于农村，有号码盘，挂电话时拿起听筒拨号码就行。可我刚回城时，挂电话仍旧是农村的习惯，一只手按住听筒，另一只手拨号，拨完号拿起听筒等着说话，却传来“嗡嗡”的声音，猛然想起这是城市电话，得拿起听筒再拨号。

足足过了半年多，用电话才开始从容了。

单位有电话，工作生活都方便多了。亲戚朋友有什么事，电话一挂，齐了。虽说占点儿公家便宜，但人人如此，也没谁说啥。其实大家不是故意占公家便宜，主要是家里没有电话。那时候，安装家庭电话需要一定级别，处长都不行。再有就是长途电话不能挂，必须到电信局，登了记，排队等，由人家专业话务员给接通。通话后要计时收费。

我记得电话号码改成六位数时，我被提拔了。

一天，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电信局去我家装电话。说实在的，当时我表面不露声色，心里头确实一震。家里安电话了，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如今成真了。

家里有了电话，我们都很高兴，老妈却很不习惯。

白天我们上学上班走了，老妈一个人在家里，四处静悄悄的。忽然，电话铃声大作，老妈不习惯这声音，不知道什么东西响，先是一激灵，接着四处查找一番，猛然明白是来电话了，于是一溜儿小跑接电话，唯恐误了儿孙的大事。

其实，白天的电话大多是挂错的。

电话号码改成八位数的时候，老百姓可以装电话了。中国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实现了。

可是，中国人没有停留在“苏联的今天、我们的明天”这个水平上，马上就用上BB机和手机了。手机普及得太快了，几年功夫又把BB机赶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我们进入了手机时代。

我有第一部手机时，想尽快鼓捣明白，在办公室拨办公室电话的号，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反复调整手机的方向，直到把手机放在座机旁边拨号，还是没有反应。后来，人家告诉我，拨完号必须按一下“发送”键，信号才能出去。

从那以后，我的大部分事情和观点都这么“发送”出去了。

手机改变了中国，使中国与世界同步，从而也改变了世界。手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一切变得那么方便、那么快捷、那么容易。

有时我突发奇想：没有手机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比如，1987年，我们分别在辽宁、河南、山西、甘肃的四个同学商定好，在暑期携妻带子到北戴河聚会。

那时，没有手机，连电话都没有，异地联系的主要手段是写信。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从年初开始，我们就一封封地写信，商量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哪月哪天几点到北戴河，在什么地方集合，怎么等待，有特殊情况怎么办，等等，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为这事儿，我们通了半年信。

到了约定的日子，由于我是辽宁的，所以我们一家三口提前一天打前站。第二天，我到北戴河火车站接站。

按照通信中的约定，第一家准时到达。多年不见，又这么顺利，我们见面时的心情无以言表。过了一阵子，第二家也准时到达，于是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第三家，也是最后一家。

预定车次进站了，旅客陆续出来了，我们热切地在人流中张望，寻找我们盼望的熟悉的面孔。可是，直到车站的大门关闭，我们也没有看见同学一家人。

一切都变得茫然了。

我们只有以前的信中约定，现在，所有的联系都没有了，谁都无法预测发生了什么。我们到车站查了所有河南发车经过北戴河的车次，站在出站口等。一次次的翘首以待，一次次的希望破灭。

直到晚上9点，我们几家身心疲惫地到了旅馆。吃饭时，没有往日信中畅想聚会时的欣喜若狂，大家举着酒杯，心里却充满遗憾和困惑。

夜里12点，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我立即意识到，他们来了！

打开门，果然是他一家人！我大呼小叫，喊醒了所有同学及家人，大家拥抱在一起，那份喜悦、那份震惊！

开酒、备菜、重喝！这才是团聚！

同学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买到预定车次的票，只能坐深夜到达的火车，但无法通知我们。好在我们离开车站时，在留言板上写明了我们住的旅店、房间号。他们下车先到留言板查看，然后直奔旅店找到了我们。

太不容易了。

假如当时有手机，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

(2010年1月11日)

姑姑去世了。

姑姑是我父辈中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我爸爸兄妹三人，大伯、父亲和姑姑。大伯和父亲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去世，享年都是49岁，姑姑比她的两个哥哥长寿，活到86岁。

我家祖居山东，家境清贫，大伯和父亲很小就离家闯了关东，姑姑在家伺候父母。姑姑和姑父的结合是包办婚姻。姑父生于有钱人家，旧社会念过书，学的是财会专业。姑父的父母看中了我爷爷奶奶的善良纯朴和姑姑的贤惠能干。

姑姑却跟着姑父遭了不少罪。

土改后，姑姑随姑父进了城。虽然姑父参加革命工作很早，有资历有水平，但他的家庭出身让他屡屡受挫，从市政府下遣到郊区工厂，从提拔苗子变成监督对象。“文革”中，姑父全家被遣送下乡，去了一个最艰苦穷困的地方当农民。那年，姑姑膝下一男五女，大女儿19岁，不在身边，儿子12岁，其余女儿分别9岁、6岁、3岁，最小的刚出生。  那样一个年化，那样一个地方j那样一个家庭，受的苦、遭的罪，可想而知。我后来听说，姑姑家里粮食不够吃，有口吃的，姑姑先紧着姑父，其次是孩子们，自己饿着肚子。姑姑经常吃野菜，有时连野菜都没有，只能吃其他能咽下的东西，结果连着几天便不出来。P9-13

我决定自己写序言了，主要原因是怕别人为难。

稿子付印在即，编辑几度问询序言的事，每次我都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如此犹豫不决是由于我心里没个准主意。

我真想请人为我写个序言，像别的书那样。

我认识一些政界、学界、文化界名人，其中不乏诤友。假如我诚恳相托，会有人答应为我作序的。

我担心的是，答应为我作序的朋友看过我的文章后，满怀欣喜顷刻间变成苦不堪言。一般作序都是写一些赞美和推。介的文字，没听说哪位把序言写成大批判稿或是勘误说明的。可是，我这些文章不要说无从赞美和推介，连顺情说几句好话都不知道搁哪儿下笔。于是朋友就犯难了：不写吧，已经答应我了；写吧，又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结果弄得人家几天几夜吃饭不香睡觉不实，悔不该盛情难却接过这烫手的山芋。

我觉得我这些文章实在拿不出手！

首先是题材太乱，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全无系统研究的内在逻辑，是名副其实的“杂”文。其次是写这些文章时都是当时有什么事儿激起了我的无限感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一时兴起一气呵成，写完了心里舒坦了，文章却放在那儿不再理睬，从不深究其中是否有涉及各种知识学问的“硬伤”和很不合时宜的观点。再次，我从未受过专业的文字训练，思路僵硬词汇枯燥，不敢奢求文章锦绣，就怕连话都说不明白。

写这些文章时我从未想过公开出版，只是朋友聚会时带上一两稿子给大家助助酒兴。朋友们看了以后对我说“写的还行，要不你也出本书吧，省得一篇一篇让大伙看挺麻烦的”。于是我就动心了。

后来，有个朋友把我的一篇文章推荐给了一个杂志社，不知为什么，编辑们一字未改就给发表了。接下来全国居然有十几份报刊杂志转载这篇文章，一个挺有名的报纸还发表了一篇《读“×××”有感》，说的全是好听的话。我高兴极了，特意委托一位小同事给转载我文章的报刊杂志挂电话索要稿费，并承诺这次要回来的稿费全都给他，以后再有达样的事儿我俩平分。他兴冲冲地挂了一通电话，那些报刊杂志都说稿费很快就寄来。但三年过去了，我们却一分钱也没收到。弄得我见到那位同事时特不好意思，像欠了他钱似的。

这件事坚定了我把以前写的东西整理出版的念头。

感谢辽宁大学出版社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给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做了认真的修改和精心的编辑。

我没写过序言，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不知道这篇文字能不能算作序言，权当“聊博诸君一笑”罢了。

作者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