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伯林顿花园萨维尔街7号——谢里登于1816年就是在该寓所辞世的——住着一位菲利亚·福格先生。尽管他似乎并不想干点什么能够吸引人注意的事情，但却是伦敦改良俱乐部的一位最特别、最惹人注目的会员。
这个菲利亚·福格代替了为英国增光添彩的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的谢里登，成了该寓所的主人。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一位极其高尚文雅的人，是英国上流社会最卓越的绅士中的一位。有人说他像拜伦——只是脑袋像，因为他的脚可是无可指责的——但他却是一个长着小胡子和颊髯的拜伦，一个沉着镇定的拜伦，活到一千岁也不会变老的。
菲利亚·福格肯定是英国人，但也许不是伦敦人。人们在交易所，在银行，抑或在旧城区的任何一家商行里都没有见到过他。伦敦的所有船坞或码头都没有停泊过一艘船东叫菲利亚·福格的船只。这位绅士从未参加过任何行政管理委员会。无论是在律师团体，或者是四法学会的中院、内院、林肯院、格雷院，都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从来也没有在大法官法庭、女王座庭或者是财政审计法院、教会法庭打过官司。他既不搞工业，也不从事农业；既非行商，也非坐商，既没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也没参加伦敦学会；既没加人手工业者协会，也没加入罗素学会；既非西方文学学会的一员，也非法律学会的会员；与女王陛下直接主持的科学与艺术联合会也不沾边。总而言之，他不属于英国首都从亚摩尼卡学会到旨在消灭害虫的昆虫学会的名目繁多的学会中的任何一个。菲利亚·福格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一个会员，仅此而已。
有人会觉得奇怪，这样一个神秘的绅士，怎么会成为这个尊贵的俱乐部成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经由巴林兄弟介绍才加入的。他在巴林兄弟银行有个户头，账面上总有存款，所开的支票向来是“见票即付”的，所以在该银行里有点“面子”。
这个菲利亚·福格很富有吗？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是怎么发的财，这一点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而福格先生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最好还是去向他本人打听吧。不管怎么说，他一点也不铺张浪费，但也不小气抠门，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公益、慈善、赞助上缺钱的话，他总会不声不响地，甚至是隐姓埋名地捐上一点。
总之，没有谁比这位绅士更不愿与人交往的了。他说话甚少，好像是因为沉默寡言而更加神秘莫测。然而，他的生活有板有眼，只不过他做什么事都很刻板，一成不变，所以人们对他就更加胡乱猜测。
他旅行过吗？这有可能，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深谙世界地理。即使是再偏僻不过的地方，他也好像知道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只需简明扼要的几句话，他就能为人们指点迷津，廓清俱乐部里流传的有关旅行者们失踪或迷路的莫衷一是的传言，他能指出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他的话常常像是他有千里眼似的，最后总是被证实正确无误。此人大概是游遍了各地——至少在脑海里游遍过。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年以来，菲利亚·福格没有离开过伦敦。有幸稍多了解他一点的人证实说，除了自住所径直前往俱乐部的路上遇见过他以外，谁也说不出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过他。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打“惠斯特”。玩这种极其适合他性情的安安静静的牌戏，而且他常常是赢家。但他赢来的钱从不装在自己的腰包里，而是去做好事，这在他的善行义举的支出中占了很大的份额。不过，必须指出，福格先生显然是为消遣而打牌，而不是为了赢钱。打牌对他来说是一场战斗，一场与困难的较量，不过，这是一种不动胳膊腿，不挪窝，也不累的较量，而这正对他的脾气。
大家都知道菲利亚·福格没有妻室儿女（对非常老实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也没有亲戚朋友（这一点就罕见了）。菲利亚‘福格孑然一身住在萨维尔街的寓所里，谁也没有进过他的家门。关于他的生活起居，从来就无人谈起过。只要一个仆人就够伺候他的了。他午餐、晚餐总是分秒不差地在俱乐部的同一个餐厅、同一张餐桌上吃。他从不请客会友，也不招待任何生人，总是午夜十二点整回家睡觉，从不享用改良俱乐部为会员们准备的舒适房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有十小时待在家里，或者睡觉，或者梳洗。他在俱乐部里即使散步，也总是一成不变地在铺着细木镶嵌的地板的门厅里，或是在回廊上踱方步。回廊上方是一个饰有蓝彩绘玻璃窗的圆顶，由二十根红斑岩爱奥尼亚式圆柱支撑着。他如果用晚餐或午餐，俱乐部的膳房、储柜、渔场、奶站总是为他的餐桌奉上美味可口的食品；俱乐部的侍者，身穿黑制服，脚蹬厚绒软底鞋，表情持重地用萨克斯产的上等餐巾衬垫着的高级瓷器餐具伺候他；为了让他品尝雪利酒、波尔图红葡萄酒或是掺有桂皮、香蕨或肉桂的玫瑰红葡萄酒，俱乐部用的是独一份儿的水晶杯；为了让他的饮料保持清凉爽口，俱乐部的冰块取自美洲的湖泊，运费昂贵。如果说按这种条件生活的人是个古怪之入的话，那应该说古．陉倒也不赖！
萨维尔街的住所虽说不上豪华，但却极为舒适。再说，主人的生活习惯一成不变，所以家务杂活也不多。不过，菲利亚·福格却要求他唯一的仆人一定得严格守时，按部就班。就在lO月2日这一天，菲利亚·福格辞掉了詹姆斯·福斯特——这小伙子的罪过是为他刮胡子送来的是46℃的水，而不是应该送来的48℃的水。福斯特在等着他的接替者，后者应在十一点到十一点三十分前来。菲利亚·福格端坐在扶手椅里，双脚并拢得像在受检阅的士兵一样，两手按在膝头，身子笔直，脑袋昂起，注视着挂钟指针的移动。这是一只复杂的挂钟，既能表示时分秒，又能显示年月日。十一点三十分敲响，福格先生根据日常习惯，要离开家门，前往改良俱乐部。
正在这时候，有人敲响了菲利亚·福格待着的小客厅的门。
被辞退的詹姆斯·福斯特走了进来。“新仆人到。”他说。
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走进客厅，行礼致意。
“您是法国人，名叫约翰？”菲利亚·福格问他。
“对不起，先生，我叫让。”新来的仆人回答，“外号叫‘万事达·让’。这说明我天生能处理各种事情。我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年轻人，先生。但是，实话实说，我干过好几种行当。我当过流浪歌手，当过马戏演员，能像莱奥塔尔一样表演马上杂技，能像布隆丹一样走钢丝。后来，为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了体操教师。最后，我在巴黎当上了消防队的中士，甚至还救过几次大火。但我离开法国已有五年了，因为想尝尝居家过日子的生活，便来英国当仆人。可我没找到活儿，又听说菲利亚·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最严格、最深居简出的人，我便投到大人的门下，希望在这儿过上安静的生活，连我那‘万事达’的绰号也给忘掉。”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