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踏满了早期开疆拓土者的脚印，也印满了他们忍受种族歧视和种种不平等待遇的血泪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完整的华人华侨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传播史学。杨府、左尚鸿编著的这本《中华血脉：探秘海外古今华裔族群》为我们讲述的就是历史上海外各地华人的血泪历史。

本书是由杨府、左尚鸿编著的《中华血脉：探秘海外古今华裔族群》。《中华血脉：探秘海外古今华裔族群》的内容简介如下：

“可怜无定河边骨，疑是春闺梦里人。”世界性的贩卖黑奴结束后，继之而起的最大的奴隶贸易就是贩卖华工(当时称华奴，卖猪仔)，200多万的中国劳工，被骗往遥远的异国他乡，无计其数的人悲惨地死在漂泊的旅途中。他们在美洲的种植园、澳渊、非洲的矿山、南洋的橡胶园……过着奴隶般暗无天日的日子，又有多少人暴尸荒野。华工悲惨的命运比起黑奴的遭遇更凄惨和悲壮，他们多次奋起反抗而最终失败，悲剧一次次降临在他们身上。可以说，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比起许多描写黑奴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更具惊世的价值，然而却似乎被后人遗忘了，这是多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华工们隐忍奋斗，视侨居国为第二故乡，为侨居国的解放而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尤其对古巴、秘鲁、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独立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铁路、公路、运河等建筑工程完工，华工在完成当地人所不愿作的苦力工作、传播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之后，却受到美洲、澳洲、南非等各国的排斥、歧视、限制入境、甚至驱赶、屠杀等不公正的待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后，华人在世界各地所受的非人待遇才逐渐得到改变，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受欺压、受歧视、受凌辱的悲惨历史才得以结束。

开篇的话

唐人街，海外华人心灵中的重镇

第一章 追踪先民的足迹

第一节 中国人移居海外始于何时

第二节 《山海经》给出的答案

第三节 殷人东迁——三千年前大移民

第四节 暖流把他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第五节 箕子与箕子朝鲜

第二章 日本号称“小中华”

第一节 徐福东渡与日本开国

第二节 徐福即日本的神武天皇

第三节 在日本的汉献帝后裔

第四节 魏晋归化人

第五节 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

第三章 历史并不遥远

第一节 亚美尼亚马服君家族后裔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后裔广布中亚

第三节 中亚诸民族对成吉思汗尊崇的原因

第四节 保留中华方言的中亚“东干族”

第四章 背井离乡的无奈

第一节 寻踪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国人选择出洋的无奈

第三节 近代海外的移民热潮

第四节 由民间俗语看”过番”

第五节 客家善开埠

第五章 远下南洋

第一节 东南亚的华人社区

第二节 开辟南洋的华人先锋

第三节 泰国的华人皇帝

第四节 100年前的华人海外共和国

第五节 留在东南亚地名街名中的中国人

第六节 功比神农的华侨陈振龙

第七节 海外华族——缅甸果敢族探秘

第八节 南洋华人的分野

第九节 印尼华侨悲惨录

第六章 寻梦金山

第一节 被叫作“猪仔”的“契约华工”

第二节 苦难的华工是新大陆早期开拓者

第三节 “金山路”上华人洒下的血与泪

第四节 美丽的天使岛曾是华人的恶魔地狱

第五节 种族歧视的恶法——排华法案

第六节 华人移民、华人、华裔的命运

第七节 致公堂：从秘密帮会到革命党的蜕变

第七章 在大洋的另一边

第一节 海途的艰辛：“浮动地狱”

第二节 拉美华侨的先驱——”马尼拉华人”

第三节 契约华工制即“隐蔽的苦力奴隶制”

第四节 秘鲁十万华工的悲歌

第五节 死亡地狱——乌粪岛

第六节 太平军辉煌的海外战史

第七节 废奴运动与古巴华工的血泪

第八节 拉美华人的生存之道和政治觉醒

第八章 卖身非洲

第一节 追踪华人移居非洲的足迹

第二节 流落非洲：从华奴到华工

第三节 苛律如毛的种族歧视法

第四节 “荣誉白人”背后的抗争

第五节 揭开”非洲中国人后裔”之谜

第九章 西行欧陆

第一节 从”船员”到“侨民”

第二节 青田石雕创造的传奇

第三节 一战中14万华工的遭遇

第四节 遍布欧洲的中餐馆

第五节 民族命运的探路者

第六节 欧洲的唐人街

第十章 植根澳洲

第一节 白色澳洲的黄种人

第二节 “南番顺”的淘金之旅

第三节 华侨的牺牲与丰碑

第四节 华侨眼里没有卑贱的职业

第五节 白澳政策下的呻吟与抗争

第六节 梅光达在澳洲的护侨抗争

第十一章 血浓于水的故园情

第一节 辛亥那年的侨人侨事

第二节 逆历史而行的海外保皇会

第三节 同命运共患难的海外抗日战争

第四节 华侨的罢工、罢运、抵制日货运动

第五节 华侨捐出了1／3的抗战军费

第六节 见重环宇的爱国精神

第七节 华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结束语

小资料

中国移民简史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节 魏晋归化人

从先秦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人”、“唐人”、“归化人”等。其中也不乏日本朝廷为吸收先进文化，引进技术人才，多次遣使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寻觅、劝诱汉人来日等，种种因素推动了大陆移民的赴日高潮。

在日本早期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书中，把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称为“归化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者汉高祖的后裔。比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刘都贺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献帝的后裔；身狭村主又自称为三国吴孙权的后裔；再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东晋司马氏的后裔等等。不可否认，这些“归化人”，其中不乏有秦皇汉武的血统后裔，但是秦、汉、吴、晋等国号却更能代表他们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时代或地点。

人的生活方式、习惯或特点可以改变，而种族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意识等等，却不是轻易可以泯灭的。所以，尽管他们在日本群岛定居很久，甚至已成为道地的日本群岛的居民，却仍然认为自己是汉人。

日本史书里经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东汉直、西文首等人。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载，大约在4世纪初，弓月君率一百二十县部民归化日本，这是后来他们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秦氏一族在日本的活动主要在农业技术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土木工程方面，而养蚕业和制丝业是秦氏一族主要从事的职业之一。众所周知，《三国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已有养蚕及丝织业。但是那时的技术非常低下、简陋，秦氏一族抵日本后，开始从事养蚕制丝业。从此，日本群岛上的养蚕制丝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到雄略纪时(也就是倭王武时代，大约在5世纪后)，由于各地豪族的役使和人身占有，独立从事生产的归化人所剩无几，严重影响到养蚕制丝业的发展。因此雄略王下令，收集秦氏遗族，一共得92部18600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下令酒公率其部民养蚕制丝，贡献庸、调。在酒公的督领下，秦氏民众辛勤劳动，业绩显著，所献绢、帛数量大增，所织绢、帛质地优柔，着肌软滑适意，雄略王大喜。据史书记载，雄略王为了酬谢酒公之劳，特赐姓波多公。后人以汉字秦代替波多，写为秦酒公。后来秦酒公在政治上有了地位，成为日本统治者中的一员，又被称为太秦公。

秦氏一族不仅在养蚕和农耕方面的业绩显著，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建树也十分突出。倭王为贮藏秦氏所献的绢、帛，特令秦氏建造八丈大藏于宫侧。名其地曰：长谷朝仓宫。八丈大藏，在当时的侯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规模较大的建筑。大藏建成后，秦酒公就成为管理大藏的官吏，成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和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

东汉直的祖先是阿知使主。阿知使主一族在手工业中的业绩显著，其中一些人逐渐成为倭王政权中的中下级官吏，进而变成拥有氏姓的“官人豪族”，成为日本古代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文首氏到达日本群岛的时间，可能略晚于秦氏和早于东汉直氏。这一族的归化汉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倭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他们承担政府中各种账簿记录的整理、外事往来文件的起草和翻译等项工作。其中一些人也许就是邪马台国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后裔。倭王政府的外事工作，在当时主要是对中国的外交往来和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活动。而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使用汉文。因此，汉文字和中国的经典书籍，通过他们的手逐渐介绍到日本，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传人日本打下了基础。

王氏一族原是山东半岛的巨族大姓，由于避战乱迁至乐浪郡，并在那里做过郡守。其后裔中知识分子很多，担任过历代乐浪郡的各种官职。在公元313年乐浪郡灭亡后，其中一部分人移居于百济。后来，王氏的后裔从百济再迁移至日本，并定居于河内古市郡一带，现今的西琳寺，据传即西文首氏的氏寺。因所居之地靠近河道，因而和船运、物资的收藏、管理、搬运等工作发生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族也形成拥有氏姓的地方豪族。为和东汉直归化汉人相区别，且居于大和的西部，遂称为西文首氏。

就这样，秦氏、东汉直氏、西文首氏等归化汉人，以其大量的经济活动，逐渐形成地方氏姓大族，进入倭王政府，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中日交往频繁，日本派遣有大量遣唐使，唐朝有时也派遣使者到日。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有名的是鉴真东渡。有趣的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员交往，出现了很多跨国婚姻，如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娶的就是一位中国新娘。可见，跨国婚姻不是今天才有的时尚，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相对的普遍了。安史之乱后，唐朝衰弱，藩镇割据混战，民不聊生，此时直至唐末，又陆续有不少民众驾舟东渡，但规模已无法与两晋时相比。甚至有传说杨贵妃并没有在马嵬驿被缢死，而是随使者逃到了日本，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等就自称是其后裔。

移居于日本群岛的汉族，不只上述几族。据9世纪初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所载，在天皇政府中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等地区收集起来的归化人共有324氏(其中一部分是汉族)，约占日本全部氏的百分之三十。

日本一位史学家就说：“只要统计一下我们祖先的数字就明白了。可以说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都继承着一千数百年前生活着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以，必须承认，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

P19-21

唐人街，海外华人心灵中的重镇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华侨是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东南亚，是历史形成的。”华侨在其形成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因时而化，与时俱进，尤其自上世纪40年代初期，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以后，这种变化更趋明显。正如著名美籍华人侨史专家麦礼谦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华侨到华人”的变化。

“华侨”与“华人”看似区别甚微，实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未加入当地国籍，其合法权益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华人”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华人”，是对具有中国血统者的泛称；狭义的“华人”，则是指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侨及其后裔，又称“华裔”。

1909年以前，清政府没有制订过国籍法，在外国居住谋生的中国移民被视为拒绝王化的天朝弃民。1909年后，清政府始正式颁布《大清国籍条例》，明确宣布实行血统主义的国籍原则，即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移民，即使已入籍它国，也都是中国公民。1912年后，中华民国成立继之，实际承认华侨拥有双重国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放弃血统主义原则，明确表示反对双重国籍：即公民在取得一国国籍后即自动丧失另一国国籍。198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再次明确了中国政府，不承认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原则。

目前，我国旅外侨胞约5000多万，据资料分析，约有90％的人加入了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只有不足1o％的人依然保留着中国国籍。

而华侨、华人之分，学界多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之前，中国移民以“华侨”、“华工”的概念称之，之后则多改称为“华侨”、“华人”。但这也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因在解放前，华侨中已有一小部分人取得了入居国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而真正群体性完成从华侨到华人身份转变的，则是新中国实施的新的国籍原则。

长期以来，华侨华人们隐忍务实，奋发工作，以侨民的身份在海外创业、发迹。在殖民统治下的异国他乡，不少人建立了殊勋。但他们心系一脉中华，不忘父母之邦，除为居住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外，还为祖国和家乡的革命与建设，同样建树颇多，其精神应予大力弘扬。

华侨华人虽散居海外，但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很多相对集中的聚居地，即闻名世界的唐人街，那里有浓厚的乡情、乡音。唐人街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在早期，华侨刚移居海外之际，只是当地的一个少数族群。面对陌生的新环境，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就自然而然地群居在一个地带，多数唐人街也恰恰是华侨历史的一种见证。唐人街最早被称之为“大唐街”。其名称见于1 673年纳兰性德所著《渌水亭杂识》一书：“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海外华人称自己为唐人，称母语为唐话，称国货为唐货，称中国故土为唐山。一个“唐”字，蕴含着海外华人多么深厚的故国之情、寄托之意和春晖之情啊！

正如著名学者李欧梵曾描述他旅居在美国的感受：到了美国之后，我居住在距纽约不远的一个小镇上，自然而然的，纽约的“唐人街”也成为我每月都要前往朝圣的新“麦加”。每一个月中，我总会抽空去上一两次，总会选择周六或者周日，也是一早就搭车去，看上一两场中国电影，吃上一两顿中国馆子，到中国书店里逛逛或者买几本书，也会觉得生活突然间充实了不少。唐入街就在我生活的边缘，然而也往往会就此成为我心灵中的重镇。去国已久的中国人，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吃馆子。外国人每逢礼拜天上教堂，中国人则上唐人街。在外国人眼中，唐人街是个“小中国”，它延续的是中华文化和中华几千年的精神文明。对外国人而言，唐人街是认识中国的第一页。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世界上最有名的唐人街当属美国的旧金山、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等。唐人街一直都是海外华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的规模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也为今天华人的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唐人街”虽楼宇不高，然而却街肆繁华。满街的中国话、中国式招牌、中国建筑、中国民俗以及中国风味的饮食等，都使人有身在异乡而有如归故土的感觉。此时，每一个中国入的民族意识，便会刹那间得以升华！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其文化标志似乎有着不约而同的风格，即在入口处，竖立一座中国牌楼，上书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四字。牌楼古色古香、恢弘气派，折射出中华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泱泱大度。还有中国式的庙宇建筑——关公庙，终日青烟缭绕，香火鼎盛。

有了这些建筑、人物和儒家文化传承，海外华人也就有了精神上的寄托，有了心理上的归宿。不但如此，“天下为公”还体现了海外华人的价值追求，因为儒家传统的大同价值观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海外华侨华人在他乡，心系故土。民族、国家在他们心中，重于泰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对于广大华侨来说，他们的命运是与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祖国兴旺必助其成就，民族强盛必增其尊严。相反，若祖国沦亡则必失其“根”，民族不在则必失其“心”。因此，每逢国家危难之际，海外侨胞所表现的爱国热忱，往往使国内的很多同胞感动、感佩。

“唐人街”不但是维系海外华人与母国关系的纽带，所有的华人对“唐人街”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且是中华文化强大凝聚力、强大扩张力的一种表现。美籍华裔作家赵淑侠在《永恒的“唐人街”》里的一句话说得好：“有早期开疆拓土的脚印，有他们忍受种族歧视和种种不平等待遇的血泪痕迹。”对于远离故土的华侨来说，“唐人街”不仅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而且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这里有相濡以沫的乡谊，是每一个华人的精神故乡。初来异国的华侨华人，首先投奔的就是“唐人街”。唐人街延续的，是他们精神上的那个祖根。

“唐人街”的存在，为华人的不断向外迁徙、为中华文化不断向外传播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过渡条件。但也有学者同时指出，“它的存在，也是海外华人的某种依附心理、封闭意识的表现，为一些没有真正勇气冲出民族和文化羁绊的人提供了屏障。人的迁徙，并不单纯是生存地点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文化环境的改变。若不学会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而是依恋于原有的文化模式，甚至营造一个旧的文化母体，用以逃避新的文化环境，其实，这种迁徙是不成功的。”中国客家人当初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后来又从中国迁徙到世界各地，既能保持原有的中原文化，又能适应新的文化，因而孕育出很多文臣武将、巨商大贾。客家人中的黄氏先祖立有这样的遗训，值得品味：“骏马堂堂出四方，任从随处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是的，海外华人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不能没有“唐入街”；但是，华人要想融入移民社会，要想在欧美等世界各地出入头地，必须有适应异域文化的决心，大胆地走出“唐人街”！走出，方能重光，不光是地域上的，更是心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