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史学家，教育家，杰出学者。

本书以春秋笔法对近代闻名遐尔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家世、生平、人品风骨、为学风范和学术成就，以及陈寅恪与胡适等学者名流的交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入情入理的评介。“治学为人”与“精诚为国”两条基线贯穿全书，读来使人感奋不已。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陈寅恪评传》前言

新写本前言

第1章 旧时王谢家

第2章 思想在同光之间

第3章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第4章 清华学苑多英杰

第5章 转徙西南天地间

第6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佛教史考证

第7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唐史研究

第8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诗史互证

第9章为不古不今之学——六朝史论

第10章 去国欲枯双目泪

第11章 流寓岭南

第12章 论韩愈

第13章 异代春闺梦里词

第14章 然脂瞑写费搜寻

第15章 废残难豹隐

第16章 与天壤而同久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

附录二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讲话

附录三 胡适与陈寅恪

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的上杭，属于客家系统。他的六世祖腾远才由闽人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里。腾远的儿子克绳，当时的学者称为“韶亭先生”，可见已是读书人家。克绳的妻子李氏，是李大嵘的儿女。陈、李两家虽无功名，但都有声于乡，所谓“处士之家”。那时是道光年问，国家尚称富裕，风气不免“以侈靡相高，亲党问遗丰厚”，但李夫人“常裁之以礼”。寅恪晚年说：“吾家素寒贱”，似乎并不确实。

克绳生四子，幼子伟琳(字琢如)从小读书，“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旨”， “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并发警敏，穷探默证”。但也没有寻求功名利禄，仅以道德和孝义来感化乡里。据郭嵩焘说，因伟琳事母最孝，而母“体赢多病”。乃究心医术， “遂以能医名”。这也就是《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寅恪所说：“吾家中医之学”的开端。

伟琳虽不入仕，也不求名，但颇怀经世大志，曾旅行江、淮、齐、豫、京师之问，“所至考揽山川，校其户口、陋寒险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这一方面的胸怀与壮志，后来由他的儿子宝箴发扬光大了。

伟琳曾创办义宁书院，培养人才。当太平军攻占武昌后，江西也受到侵扰。传琳组织乡人为团练，防守义宁，达数年之久。宝箴后撰有《记义宁州牧叶公济英御城死难事》，和《义宁同仇录序》二文曾记其事。

寅恪的祖父宝箴，是伟琳的第三子。长子树年，光绪七年(1881)病故，次子观瑞早殇。

陈宝箴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从小就很英毅，后来也表现了相当高超的治事才能，抱负更是不凡。可惜的是，他才能虽高，一生事业并不顺利。

他在21岁时，以附生举辛亥年(1851)恩科乡试，成为举人。当时太平军的声势，已很惊人，他乃从父办乡团；父死之后，继续率领义宁团练作战。

宝箴丧考之后，曾入京城参加庚申年(1860)会试，没有中式，留居京师三年。在三年中，有机会与四方隽雅之士来往，尤其与易佩绅和罗享奎二人最相得，“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有三君子之目”。

宝箴留京时，正值英法联军之祸，都城沦陷，咸丰北狩。他曾条陈防守六事上陈枢府，并代枢府解决粮运的问题。圆明园起火时，他正在酒楼饮酒，见到火光，一时满腔悲愤，拍桌号啕，旁坐者都为之动容。

当时，太平军在南方的声势仍炽，易佩绅和罗享奎约宝箴南下相助。他回到湖南，探视母亲后，即参加易、罗二人所建的果健营，与太平军作战。石达开曾率十万人来攻，相持数月不下而引去，果健营乃闻名东南。P2-3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