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胡适语录)》编著者胡适。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入，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容忍与自由(胡适语录)》编著者胡适。

《容忍与自由(胡适语录)》内容提要：与众多古今知识分子潜心书斋独善其身相比，胡适的一生，充分体现了现代学人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以其高度的理性和智识备受推崇。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的政论，以谈论时事、激扬道义为己任，文章目光高远、关心家国，又能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虽然未必都是横眉冷对与匕首投枪，却同样有不少狮吼雷鸣、振聋发聩之声。

前言

第一辑 致知篇

第二辑 卓识篇

第三辑 品藻篇

第四辑 风雅篇

第五辑 远见篇

第六辑 性情篇

公民学者胡适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

——《易卜生主义》

我现在只希望开山劈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

——《胡适的日记》

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度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功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我们希望提倡一点“反省的态度”。我们希望提倡一种“工作的人生观”。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在这样苦境中，你只有努力工作，你更应该拼命做你的工作。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工作能够造成人类的幸福。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中国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问题与主义》

病根太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但是我们还有一层很重大的困难，使一切疗治的工作都无从下手。这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就像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神经中枢，医头医脚好像都搔不着真正的痛痒。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凡成为领袖人物的固然必须有过人的天资做底子，可是他们的知识见地，做人的风度，总得靠他们的教育训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范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却逃不出他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

——《政治人才的来源》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师话。

——《易卜生主义》

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我曾有几句诗，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当时我以为把一半的我归功社会，总算很慷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点算学做错了！父母给我的真是极少的一部分。其余各种极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识、技术、习惯，……等等，大都是社会给我的。我穿线袜的法子是一个微州同乡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结能不散开，是一个美国女朋友教我的。这两件极细碎的例，很可以说明这个“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社会上的“良好分子”并不是生成的，也不是个人修炼成的，——都是因为造成他们的种种势力里面，良好的势力比不良的势力多些。反过来，不良的势力比良好的势力多，结果便是“恶劣分子”了。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我公开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认为它是“唯物”的，以其无能为力地受物质环境所支配，不能运用人类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类生活。与此相反，我认为尽可能充分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寻求真理，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变物质环境，以及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谋人类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文化的冲突》

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柏拉图和阿里±多德，和我们时代不同，事势不同，历史地理不同，他们的话是针对他们的时势说的，未必能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

——《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

第三，在创办新事业之先，应该充分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他们技术化，使他们增加效率。

——《建设与无为》

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洒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丑夫出来调和。

——《新思潮的意义》P15－P18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汉族，现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糜，学名洪□，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3岁随母去台湾探父，曾住台南和台东，5岁回祖籍安徽绩溪读私塾，20岁留学美国，1917年学成归国；1958年起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家中招待朋友时突发心脏病逝世，终年71岁；一生荣获36个博士头衔。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1920年3月，他所写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1920－一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胡适对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12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60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入，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胡适先生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自传》、《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自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伦的长诗《哀希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