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空了(1907~1988),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出版家、报刊主编、新闻学家,也是出色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抗战时期,受命在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担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荒性的工作。同时他有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曾任第四、第五届民盟中央副主席,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萨空了》是萨空了长女萨沄执笔写的萨空了传记,主要取材于萨空了日记、书信等一手资料,以及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资料翔实,叙述感人,真实再现了萨空了的一生。
《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萨空了》是萨空了长女萨沄执笔写的萨空了传记,真实再现了萨空了的一生。
诰封是清朝皇帝对三品以上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祖先授予荣誉和封赐的文书。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见过宣读诰封的场面,以为它不过是一方锦片。真的诰封全不是那么回事。它横长约八尺以上,竖长九寸,各年代的规格不尽相同。这是完整的一块长锦缎,头尾织有双龙纹和奉天诰命字样,中间用黑、红、黄、白、金黄五色分段织出云头花纹,在它上面用黑、白色,或绿、蓝、黑、白、红色笔,书写满、汉两种文字的皇帝的命令,并盖有皇帝玺。诰封用白纸黄绫边装裱,尽头的一段则用金黄底,蓝、绿、白色织成如意花纹的锦缎装裱,卷起来看,是一个色彩斑斓的锦卷。
从这几卷诰封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是正黄旗蒙古人。这真让我吃惊。因为过去,我一直对旗人没好印象。虽然什么叫旗人,我根本不知道,真可谓一窍不通。但是,由于人们都这么说,清朝时,旗人欺压老百姓,坐享皇饷,好吃懒做等等,我一直是鄙视旗人的。自己也是旗人?一时真接受不了。为了弄清究竟,我就找书来看。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作为蒙古旗人,既没什么光荣,也没什么可耻。这不过反映了历史生活中的一段事实。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太祖努尔哈赤初建黄、白、红、蓝四旗,后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满族成员分属各旗,旗归参领、佐领领导,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太宗皇太极时,又将降伏的蒙古人和汉人分别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这种组织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适应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的需要,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人关后,清廷曾利用八旗制度来控制人民,生产意义缩小,作为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仍存在。旗人和民人的不同之处是旗人享有多少不等的粮饷,在入学出仕方面有一定特殊待遇。这些当然会激起一般民人的愤愤不平。特别是对汉民族,本来,在他们看来,汉族统治少数民族是天经地义,被异族统治则是痛心疾首的事,再加上旗人享有特权,就更不满了。清朝灭亡后,民族关系翻了个个儿。一些人弄不清究竟,就统统鄙视旗人,少数民族又遭到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旗人和他们的后代,悄悄地销声匿迹。只是在解放以后,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才渐渐消除。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后来都承认了自己的祖先是少数民族,是旗人。
从这几个诰封可以窥见我的祖先生平的一斑。如:乾隆五十年给我五世祖广宁的一段文字:“……尔正黄旗蒙古佐领加一级广宁,职司军旅,材裕韬钤迪果毅于戎行,……兹以覃恩,特授尔武翼大夫锡之诰命……”又如:“尔绰克图,乃正黄旗蒙古佐领加一级广宁之祖父,性资醇茂,行谊恪纯,启门祚之繁昌,簪衍庆廓韬钤之绪业……兹以覃恩赠尔为武翼大夫……三世声华,实人伦之盛事,五章服采,洵天室之隆恩……”再如嘉庆十四年给我太祖特克什布之妻的诰封中有这样一段:“尔理藩院主事加二级特克什布之妻觉罗氏,素谙内则,作配名门,训典明允,协珩璜之度,礼仪纯备,克彰苹彩之风,兹以覃恩封尔为宜人……”从文字看来,我的祖上是行伍出身,立过军功,属名门望族。
据我的堂弟萨备说,他家曾存有皇上赐的两副围棋子,一副是紫晶的,一副是玛瑙的,“文化大革命”被抄,不知去向。总之,这一切都是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关于他们生平的记录,但是,除了华丽的词藻,炫耀的传说,所表达某种虚荣的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实在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可供纪念。这对于我们,作为后代的人,留下的实在太少了。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遗留下来的文稿,见到一份他写于1960年的自传草稿,其中谈到自己的家事时,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精通汉学和藏语的蒙古人。生平嗜文物书画,爱游历,淡泊名利,消极厌世。辛亥革命后,蒙古族受歧视,长期不能就业,靠出卖藏品及衣物度日,时有断炊之虞,更增了他悲观的思想,1920年,他四十五岁就病死了。”
我从这短短的文字描绘中,感受到祖父作为一个蒙古族没落世家子弟的悲怆情怀。后来,当我翻阅一本名为《话说峨眉山》的书时,这种感觉尤深。这本书中有一段说,上峨眉山在过了纯阳殿,就是慧灯寺遗址,在这儿可以仰望金顶,可以看到峨眉山的全景。往前走是万定桥,再往前就能看到一股清泉从大石隙中涌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所谓神水。这水质地清冽,含有多种矿物质。古代来这里游历的文人墨客很多,多有题刻。其中有“水啸山空”的字样。读到这里,我联想起父亲从前向我说讨的往事。
P10-12
三十年代,我与空了同志结识于重庆,四十年代,我们先是相晤于香港,继而相聚于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我们一同参加了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十位正式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同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朝夕相处,相知更深。空了待人坦诚,性格豪爽,广交朋友,团结同志,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全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交成莫逆,使我受益良多。
空了从二十年代当《北京晚报》记者起,到八十年代创办《人民政协报》,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前,先后担任上海《立报》、香港《立报》、《新疆日报》、《新蜀报》、《华商报》总编辑、总经理、社长等职务,运用新闻传播从事爱国救亡、民主活动。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报道事实的真相和本质,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密切联系各阶层人士和广大读者。
1936年,空了参加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941年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194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于桂林夹山和重庆五云山。他在狱中“松挺像贞坚,雄心未逊前”(空了狱中诗句),撰写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科学的艺术概论》等书。1945年被营救出狱不久,我们喜遇于昆明。深感他更加积极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意志坚强,豪情如沸。空了在祖国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出自一种爱国热情从事新闻工作,他本来“始终想以记者终其身”,可是沿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道路往前走,经过历史浪潮的冲淘,越来越从艰难曲折的斗争体验中,认识了共产主义的真理,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终于从一个爱国的新闻工作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空了又是一位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与了民族文化宫、民族出版社、民族歌舞团、民族语文翻译局等民族文化机构的创建工作和领导工作,率团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国外访问。为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以及国际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空了还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他出生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因家境贫寒,十五岁就参加工作。他刻苦学习,边做边学,自强不息,学成一位能编能写,擅长经营管理的新闻界全才。
我与空了同志论交近五十年,风雨同经,谊兼师友。他的热爱祖国、乐于奉献的精神,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善于联系实际的精神,忠诚事业、敢讲真话的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无限怀念。
孙起孟
1996.10.22
我写这部父亲的传记,贴切地说,题目应当是“我所知道的父亲”。这本书的内容,由两部分材料组成:一是根据父亲的日记,他保存的文字材料、他写的书和文章,一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不知道的,没有根据的,我没有写。因此也可以说,我所写的只是一个女儿在讲她心目中的父亲的故事。这里面反映的是我的认识与感情,如果有什么不妥当,那是我认知的偏差,欢迎批评指正。
我看见父亲1981年8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苦茶来,和她谈了我不写回忆录的想法,不愿自我吹嘘哗众取宠。近日曹禺函我促写回忆录,我未复他。拟有可能时回忆一些问题,有自我批评,记录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
父亲向我说过他的这些想法。我亦想按照父亲的愿望来写一个中国蒙古族知识分子经历的生活道路。只是囿于水平,不知是否做到了。
在写本书时,得到父亲的朋友和同事们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孙起孟伯伯,在病中还惦念着为父亲传记写前言的事,为此还给我写了一封简短而动情的信,父辈的真挚友情,令我深深感动。
在写这本书时,我还得到郑姨和弟妹们的鼓励和帮助,我把这看作是他们对父亲奉上的一份心意。明年3月26日是父亲九十岁诞辰,我想,就把这本书奉献给父亲,表达我们全家人对他的爱和永恒的怀念!
萨沄
1996年12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