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曾国藩，人们都说：“那小子很有手腕。”
曾国藩所以被同时代“精英”与后人视为榜样，“做官要学曾国藩”一语所以流传，是因为他的成功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个出身农家、在非汉族人统治的大清官场奋斗所能达到的巅峰：清廷皇帝和慈禧太后面前的汉族领班大臣，可谓享尽一生荣耀，混得相当不错。不可否认，这番成功得益于曾国藩的“七力”功夫。穿透力和志向力，给了曾国藩看透事物的眼光和奋斗的目标；执行力和自驱力，给了曾国藩心想事成的具体可能；分寸力、笼络力与攀附力，为曾国藩营造了相对宽松的人际环境。
但实际上，曾国藩在拥有过人手腕的同时，也遭受过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阻力。其所谓的宽松人际环境，更多体现在曾国藩参与帮办团练组建湘军之前，即他做京官的时期，以及其后湘军称霸时他一呼百应之际。而在衔接这两个时间段最为关键的中间环节，也就是曾国藩开始创办湘军以及湘军由小而大的过程中，他的状况则完全应该用鱼失于水、四处碰壁来形容。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在创办湘军时，曾国藩一生最大的事业才算是开始。不然，人们谈论曾国藩时，为什么更多谈到他是湘军统帅而不是早年的青年官宦？这种创业之初的人际环境困境，或许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创业阻力墙。它最值得研究，也最需要借鉴，因为这种阻力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
事实上，一个政治与军事人物创业时，最大最主要的阻力可能并非出于自身，因为这样的人既然想干一番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决心提高自己，想尽办法解决事业本身带有的难题。但别忘了，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加利益的社会。所以往往创业之初最大的阻力会来自外部。原因是创业者可能一时并不了解所处的周边环境，或者处置不得法，尤其因为此时他的创业热情极高而易理想化地处理人际关系，结果很容易激起外界的反感。如果再加上有人担心创业者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百般阻挠，隔岸观火，落井下石，那么一切就更加困难。这种非来自自身，主要来自外围的创业阻力，可以称为创业阻力墙。而它在曾国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曾国藩的处置，也最可以称为失败的典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曾国藩从帮办团练开始到登上汉族领班第一大臣的巅峰之路并不平坦，相反，由于他“工作思路”有问题，权变圆融的本领不强，面对最初的创业阻力墙，其经历简直可用四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来形容。事实上，曾国藩一度曾因这种创业阻力墙而几乎自杀。
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尚因母亲病故在家丁忧的曾国藩，接到了朝廷传来的寄谕，命令其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以镇压当地的太平军及其他农民起义武装。他的好友郭蒿焘和九弟曾国荃，也积极怂恿他出头。曾国藩于是便组织了一帮同乡、师生和亲友，搞起了地主武装湘军。从接到咸丰帝的命令开始，曾国藩走向“辉煌”的那段人生以最坎坷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咸丰四年(1854年)一二月间，刚刚编练成军的湘军首次正式与太平军交锋，即于长沙附近的岳州、靖港惨败于率太平军西征的石达开之手，不但丢失了岳州而且折兵千余人。尤其是在靖港之役中，湘军水陆军皆大败，使对湘军倚为长城寄予厚望的统帅曾国藩本人又羞又愤，企图跳水自杀，幸得幕僚陈士杰、李元度派人抢救才免得一死。对此，当时的湖南官绅无不议论纷纷，有人骂曾国藩无用，花了那么多钱办军队却一事无成；也有人乘机主张解散湘军，以解对曾国藩的愤恨。其中湖南布政使徐有壬，就带头找湖南巡抚骆秉章，要求参劾曾国藩，解散湘军。一时间满城风雨，不亦乐乎。曾国藩本人亦悲观到极点，在被救回到长沙后也不换投水时弄得全是泥巴的衣服，也不洗脸梳头，不饮不食，整个保持着一个乞丐般的“风采”，并写好遗嘱暗令其弟曾国葆买回棺木，准备次日自杀，以谢初战败北之罪。幸好次日黎明时分，忽然传来湘军在湘潭打败太平军的消息，犹如一阵大风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也改变了长沙城内黑云压城的舆论形势，徐有壬、骆秉章等人才渐渐偃旗息鼓，放曾国藩一马。
虽然曾国藩在成败利钝瞬间的遭遇，有万事开头难的客观成分在其中，有当时官场存在根深蒂固的短视和缺乏宽容并对他落井下石的心态的因素，有国人那种满意就捧上天不满意就踩在地的劣根性的因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得到理解。但曾国藩本人的所作所为，也充分暴露出其虽已届壮年但承受力却并不高，对世事仍然看不透，一旦失意即乞丐思想上心头，自暴自弃的弱点。
究其原因，最不容忽视之处在于曾国藩本人此前的不善于权变圆融，树敌过多，已经为其初败即遭人落井下石埋下了伏笔，自造了厚重的创业阻力墙。
想当初，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命他出山帮助湖南地方兴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军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当时官场的黑暗和社会混乱写道：“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急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志、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这封信充分反映出曾国藩对当时官场的看法，痛恨统治集团内部无视共同利益而导致的腐败无能，当权者又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用良才的可恶，以及一般地主士绅的软弱散漫。这种看法，虽然符合当时官场的一定现实，但也透露出“曾国藩眼里没好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如果当一个议论时风的青年官宦倒没有什么，反而会赢得一定的清名。但如果一个现实做事的人抱着这种担心和反感，就难免会自造障碍，自讨苦吃了．。因为这种官场腐败情况既然是现实，而曾国藩对其采取的又是反感而不是想办法改变或巧妙利用其达到正和善，那么这种现实绝对会反过来成为曾国藩的障碍。P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