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李敬泽、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谢有顺、于坚、张清华联袂推荐。

没有伟大的读者，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好诗被写出来，但只有在热情、沉静、敏感的阅读中才能活下去，被领会、记住和流传。刘春因这部书而被证明是这个时代一位最好的诗歌读者，他和往昔那些“诗话”作者一样，在破碎的、随风而散的现象与文本中，捕捉和确认那些珍贵的瞬间。

全书通过对著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与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一部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的随笔集，一幅中国新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坛画卷，一部别辟蹊径的当代诗歌鉴赏录。通过对著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本书为刘春的“诗歌史”系列专著的第一部修订版，原版在2010年2月出版后，深受好评，多次加印，并入选“2010年5月十大好书”。此次修订，比原版增六万字，内容更精彩、更具史料价值。

序一 “一个人的诗歌史”与“最初的泪水”

序二 刘春的书写风景和历史工作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后记 我想记录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修订本后记

“朦胧诗”的受欢迎与被批判，原因众多，但说到底，它只与一个关键词相关，那就是“读不懂”。

诗歌的“懂”与“不懂”，并不是什么新话题，至今仍时常有人口头上议论或撰写专文进行分析。其实，无论是懂还是不懂，对于一篇艺术品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由于社会制度所给予的话语空间的局限，在当今中国，好诗的标准之一是“暖昧”，从技法到思想都是那种欲说又止、似是而非的表达。在众多诗作中，必然存在不必阐释，或者不适合阐释的一部分。比如孟浪的部分作品，根本无须说透，读者意会即可。此外，诗歌艺术本身的特殊性也给一些佳作免于阐释的“特权”，如陈东东《雨中的马》，多年以来，我对这首诗有一种说不出理由的偏爱，正是诗中的那种朦胧和不确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去阅读它。难以想象，一旦它被拆卸为零碎而生硬的部件后，我是否还会对它如此迷恋。现在有的人喜欢对诗歌的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个词都要问出个子丑寅卯，这实在是非常外行的行为。诗歌是艺术而不是工具，优秀的艺术品天然地具有一种神秘感，而不宜被完全拆散摊开，过度的“解剖”令人生厌。

就“解剖”本身而言，也常有牵强附会制造蛇足之嫌。“诗江湖”论坛上就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妙事”，诗人沈浩波去了一趟山东德州，回来后写了一首题为“德州女人”的诗歌。一个思想激进的网友解读说，这里的德州指的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德州的女人”指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沈浩波歌颂德州女人，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西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如此“别出心裁”的解释，令人哑然失笑又毛骨悚然。对这种指鹿为马的行为，王小波的随笔《我看国学》里有过辛辣的调侃：“一块口香糖不断地换人嚼下去，最后或许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所以，对于某一类诗歌的解读，“适可而止”是必要的。

每一首优秀的诗篇都存在着一些迷人但模糊的意蕴，正是这种意蕴引诱你去重读，然后得到新的收获，“常读常新”即是这个道理。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读者依照自己的兴趣、学识和能力对一篇作品的把握过程。人的能力不可能十全十美，于是，阐释就面临着尴尬。西川在《答汉学家13问》中说：“阐释的过程，也就是使事物走样的过程。走样之后再走样，也许有回到原样的时候。不是诗人需不需要被阐释，而是诗人必然会被阐释，而且阐释的危险比比皆是。就诗歌而言，一首不大出色的诗更适于被阐释。另一种情况，一首诗中被阐释出来的东西有时会遮蔽本来重要的东西。所以有些诗人赞成读者在阅读时仅仅以直觉判断，但我要说，直觉判断也是阐释，而且比推理判断具有更大的盲目性。不过，当然，盲目性是一种使人着迷的东西，至少对我而言。”短短一段话，充满了“但”、“也许”、“而且”、“不过”、“当然”，本身就表明了诗歌阐释的两难境地——诗歌需要阐释，而阐释往往容易陷入片面，吃力不讨好。

正如当年的“朦胧诗”批判者，有的人读不懂一首诗，往往喜欢把过错归咎到诗人身上，事实上，造成诗歌“难懂”的原因很多，不能轻易地归咎于作者和读者任何一方。一首诗要被理解，与作者和读者双方的才情、悟性、生活阅历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于诗歌的“懂”与“不懂”，顾城也曾进行过探讨：“我和一些诗友们，一直就觉得‘朦胧诗’的提法本身就朦胧。‘朦胧’指什么？按老说法是指近于‘雾中看花’、‘月迷津渡’的感受；按新理论是指诗的象征性、暗示性、幽深的理念、叠加的印象、对潜意识的意识等等。这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仅仅指这些，就觉得还是没有抓住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朦胧诗”问答》) 顾城认为，人类的审美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如同一条不断扩展的河流和一棵不断生长的树木。“在‘四人帮’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好像文艺只是印得漂亮点的政策说明书，是近乎于起扫盲作用的‘多种形式’。诗呢，也变成了给社论装韵脚的竞赛活动。后来，好了些，从‘四五’运动起，诗开始说真话，诗开始有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很快，在反映社会问题上，有了突破，诗有了某些独立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渐进的变化改善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在他热爱小人书的年代，曾翻到过惠特曼的书，觉得惠特曼是疯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待到自己长大后再读《草叶集》，便被震惊了。

除了审美的不同阶段能造成“不懂”以外，审美方式和美学观念的差异也能造成理解上的距离：“一些领域正变得清晰起来。当然，在清晰的同时，一些读者朦胧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了用一种意识来要求作品，要求每个作品都对社会问题直接表态。如果没有，他们就认为其中空洞无物了，这是对诗，对文艺功能的褊狭理解。诗的内涵如此多样，如此丰富，以至于使人无法用一个难忘来概括它。诗的幻想天性决定了它永远要开拓新的领域，建筑新的精神世界。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终究会成为历史。…‘我们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已经开始懂得：政治不能代替一切，物质也不能代替一切。一个民族要进步，不仅需要电子技术和科学管理，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其中包括建立现代的新型审美意识。美将不再是囚犯或奴隶，它将像日月一样富有光辉；它将升上高空，去驱逐邪恶的阴影；它将通过艺术、诗的窗扇，去照亮苏醒的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P27-29

两年前，我本人参与评选工作的“宇龙诗歌奖”决定将那一年度的字龙诗歌奖授予寒烟、李以亮、刘春三位诗人时，我曾代表评委会写有以下的颁奖辞：

本年度宇龙诗歌奖授予诗人刘春，多年以来，刘春的创作始终保持了他对诗歌的谦卑、敏感和真诚，他的诗日益贴近他自己的生活，由技艺的练习转向对内心的发掘和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批评文集《朦胧诗之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不仅显示出他对诗歌现场的持续关注，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和独到、睿智的诗歌眼光。

这应该说体现了大家对刘春诗歌和诗歌批评的某种共同看法和评价。这些年来，诗坛上众声喧哗，花样繁多，从事诗歌批评或研究的人也真不少，但为什么刘春写下的那些文字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首先，刘春不是以一个评判者或纯学术研究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从个人的接受和阅历出发，切入了中国当代诗歌近二十多年来的历程。这就使人感到亲切。他为我们提供的，首先是一份个人的亲历和心灵的见证。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比他所论述的六位诗人都要小一辈或半辈。他所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与那些诗歌心灵的相遇和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经验的生长”。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在一篇论及本人的长文中所回忆的他在读到《帕斯捷尔纳克》一诗后“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一是他写到早年在一个地方实习时，从那里图书馆的杂志上第一次读到《瓦雷金诺叙事曲》，最后竟忍不住把那两页纸撕了下来带走，并说这是他生平所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但正是这样的袒露，使我对他一下子产生了信任。因为诗要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读者，正是这样一颗满怀着秘密的爱、渴望和战栗的心灵。

诗人策兰曾把诗歌比喻成一种“瓶中的信息”：“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我想正在于它为人们敞开了这样一片“心灵的陆地”。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的精神事物的爱。

与此相关，刘春所做的工作，也让我想到了人们所说的“现象学还原”。他所做的，不是那种纯理论阐释或模式化的研究，而是以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力求把我们带回到“现场”，从中真切地感到一种诗歌脉搏的跳动。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不仅从个人的阅历出发，还运用了很多资料和细节，尤其是注重把一个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写出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例如写顾城的那一篇，面对顾城看似单纯而又复杂难解的创作历程，尤其是面对那众说纷纭的“诗人之死”，他决不把问题简单化。一方面，他注重广泛收集资料，展示各方面反应；另一方面，他很独到地以一些细节、现象和文本解读(比如对《墓床》一诗的解读)为线索，以深入到那黑暗的谜一样的命运之中。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顾城比较了解，但读了刘春的这篇后，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看法了。的确，这不同于文坛和媒体上那些煞有介事的“揭秘”，它通过更深入、确切的叙述，帮助读者建立了对诗人命运的某种“可理解性”。就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刘春还引用了这样一席话作为结尾：

记得顾城桂林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样的话，因为有了顾城自己的悲剧性一生作为背景，我自己在今天读了也“感慨万分”！这样的诗人评传把读者引向的，绝不是那些表面的逸闻趣事，而是对命运之谜的沉思，也是对身处黑暗而又超越黑暗的那种灵魂力量的最终揭示和肯定。

然而，说到最后，刘春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如“宇龙诗歌奖”颁奖辞中所提到的，不仅在于其对诗歌现场的关注，也不仅在于其亲切可信，更在于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刘春属于诗坛上活跃的“七。后”一代，但他绝没有同时代有些年轻人常显露的那种“弑父情结”，他始终保持了对诗歌的敬重和谦卑。他也没有被当下诗坛种种的“圈子批评”和门户之见所左右。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他不从利害出发，也不油滑，而是始终忠实于自己对诗歌的心灵直觉和认知。这一切，正如他写欧阳江河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这种清醒的眼光和独立的品格，在当下中国诗坛尤为难得。近十多年来，正如很多人已很痛心地指出的那样，诗歌圈子里的“风气”已坏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党同伐异，价值颠倒，或肆意诋毁，或自我炒作，所谓诗坛几乎已沦为一个权力场和垃圾场，让人避之不及。这种风气已严重影响到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我们看到的是，批评文字的满天飞，恰与“批评的缺席”成正比。环顾当下，又有多少公正、有眼光、有勇气的批评呢？

刘春自觉地同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不屈从于种种偏见甚至压力。他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批评的良知和伦理。他避开诗坛上那些种种的权力和利害关系。他只是为他心目中的诗歌和价值而工作。他所做的工作，让人们在一个沮丧的年代再次感到了从事诗歌的意义。这里我还想特意指出，即使对他喜欢的诗人，他也不盲从。他该有所保留就有所保留。他保持了他的诚实，也保持了作为诗歌批评的尊严。

阿多诺晚年曾这样讲过：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的写作。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吧。

刘春对中国当代诗歌持续的关注，让我再次感到了这种希望。长久以来，许多中国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阅读和认识。看来它只能“对个别的心灵讲话”。不过这样也好，正好合乎其性质。这也会把它们留给未来。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诗人蓝蓝写矿工的一句诗“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

那些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是这样的“矿工”。

到目前为止，刘春已出版和即将出版好几本诗歌批评随笔方面的书了。这不仅使我们感到了他的热忱。正好在他请我为他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作序的时候，我从书店买回了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这本书我一读就很难放下。洛谢夫在这本诗人评传后面的访谈中谈到他很早就和布罗茨基认识，但直到第一次听到布罗茨基的朗诵，这才意识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诗人，“因为我似乎感觉到，我听到的诗源于某个人的梦，也是我始终梦寐以求的，似乎是某人捕获了它，把它写了下来”。

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天启般的时刻。愿刘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断带给我们“从深海听到的词”(策兰语)，或者如海子所说，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他的，也告诉给我们每一个人。

2009年11月4日

《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于2010年2月，4月即加印。几个月里，我在大量媒体读到与它相关的文字，还有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读者通过各种途径留下的片言只语，并被媒体评选为“2010年5月十大好书”之一。所有这一切，令我感动，令我兴奋，也令我担心——这些浅薄的文字会不会愧对读者们的热情？

幸好我有修改文章的习惯。在2009年10月把稿子交出去的同时，我就开始拾起了这一爱好。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5月，7个月来，除了应付一些必需的日常事务，我的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于对这部书稿及“诗歌史”系列随笔其他文章的修订上面了。

这个修订本，比第一版约增加了6万字，相当于在原书的基础上扩充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所增加的主要为新获得的叙事性材料，以及对少量重要作品的阐释和介绍，并改正了第一版中出现的个别文字差错。可以说，目前这个版本无论是可读性、理论性还是史料性，都比原版有了较大的提升，甚至是一本全新的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修订后全书篇幅太大，在编辑的建议下，我将原版中《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一文移到即将与本书同时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中，为保持全书的谐调性，原版序言和后记中与该文有关的文字也进行了相应处理。感谢所有给我鼓励和帮助的人们，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但愿拙著没有愧对你们的期望。

2010年6月29日

没有伟大的读者，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好诗被写出来，但只有在热情、沉静、敏感的阅读中才能活下去，被领会、记住和流传。刘春因这部书而被证明是这个时代一位最好的诗歌读者，他和往昔那些“诗话”作者一样，在破碎的、随风而散的现象与文本中，捕捉和确认那些珍贵的瞬间。所谓传统与遗产，完全系于这谦卑、高贵的劳作，伟大的诗和伟大的诗人，由此有了存活下去的希望。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它的吸引力高过了“学院”和“学术”的诗歌史，因为这是有血肉、有故事和有传奇的叙竖：它不留下结论性的知识，而是只留下追问、思考和启示；它不只叙述诗歌的写作与诗人的道路，而是求索和展开了人性、生命、存在与语言的广阔而幽暗的世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

刘春的诗歌史写作，好读、感性，有明晰的立场，也不乏理论锋芒。他怀着对诗歌本身的挚爱，以令人信服的生命实证和诗学鉴赏，有力地辨析了这个时代诗人的面影和一种诗歌生活的处境。这种以生命的写实为诗歌作证、以诗歌的演进来返照人生的话语方式，为文学史写作如何才能重获个人眼光、重铸生命质感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