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的大道。
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人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底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底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治，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底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握着，一步不曾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抒，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竞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政治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底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底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底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底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秘书：内阁底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底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底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问，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一切的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底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底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底尊严，所以他们底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斗争底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底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政治的斗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底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底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人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底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底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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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谱名世溱，后由蒙师改名“东润”。1907—1912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和中学部，1912年秋辍学，在上海短期工作，旋赴英勤工俭学，人伦敦私立西南学院。1916年回国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1917—1926年执教梧州、南通两地。1927年任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处秘书两个月。1929年至1952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武昌—乐山)、上海沪光中学泰兴分校(泰兴)、中央大学(重庆—南京)、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齐鲁大学(济南)、沪江大学(上海)。1952年“院系调整”进复旦大学，直至去世。九十三年人生旅程，大半在上海度过。
朱东润是20世纪30—80年代成就卓著的文史大家，著作如《中国文学批评论集》、《诗三百篇探故》(原题《读诗四论》)、《左传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诗选》、《梅尧臣集年校注》、《中国文学论集》、《史记考索》等，在中国文学史、批评史、古籍整理领域享有盛誉，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至今仍是古代文学最佳人门书之一。
他还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奠基者，先后完成出版了《张居正大传》(1943)、《王阳明大传》(1944年完成手稿散佚)、《陆游传》(1959)、《梅尧臣传》(1979)、《杜甫叙论》(1981)、《陈子龙及其时代》(1984)、《元好问传》(1987年写成未刊)、《李方舟传》(写于70年代，1996年出版)。
早在留学英伦、接触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 1791)时，朱东润就对传记文学发生兴趣，1939年以后开始正式研究，发愿“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张居正大传序》)。他广泛研读西方传记理论和传记名著，反观中国古代传记，陆续写成《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等文和专著《八代传记文学述论》，奠定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基础。
他认为，“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形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主张学习“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的经验。但他对西方传记文学也有分析，认为《约翰逊传》之类作品，叙述起来绘声绘色，巨细无遗，固然足称不朽，但这“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若选择古代人物作传记，就不可能如此。另一类如吉尔斯·里敦·斯特雷奇(Giles LyttonStraChe)的《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 1921)，篇幅不广，传主生平、家世、时代政局乃至世界大势皆历历可见，很有《史记》列传的风神。“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因为西方近世名人传记传统是实事求是，务求繁重，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字，在此基础上斯特雷奇才“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颐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
这是有关传记“作法”的认识。再就是确定传主。他承认“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但这只是“理想的说法”，“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他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颇有微词，认为以八十万字为一妓女立传，有所不值。但他后来似乎改变了看法，《陈子龙及其时代》引用了《柳如是别传》第三章部分文字，还创作了以普通妇女为主角的《李方舟传》。
话虽如此，朱东润传记文学绝大多数主人公还是历史名人。这跟清末以来国粹思想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关。从章太炎开始，历史人物就是“国粹”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主要载体。朱东润早年问学于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唐文治，整个现代时期目击、身受内忧外患，养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就决定了他写人物传记只能选择有名的仁人志士为传丰。
与此相关，其传记写作之目的是突出忧患意识，激发读者民族白豪感和爱国心。《张居正大传》用诗一般的语言卒章显志：“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他写张居正的理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可和他比拟的人物。”写《陆游传》，因为陆游是“为国家奋斗了八十五年的战士，为人民留下了九千余首诗歌的诗人”，他说陆游临死那首“渴望沦陷区的收复和国家的统一”的《示儿》，“正是他留给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宝贵的遗产”。写杜甫、写梅尧臣、写元好问、写陈子龙，都是替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树碑立传，使他们的精神垂诸后世，薪火不绝。
以上三点，是他为历史名人撰写文学传记的宗旨。
在朱东润全部传记作品中，《张居正大传》最具代表性。《大传》这个书名，就像《阿Q正传》，颇为别致。“大传”本是“经学”术语，意即注疏解释，如《尚书大传》。史传作品的“传”乃“援经人史”，《史记》七十“列传”就是为所记人物作注解。他自己说，《张居正大传》书名“委实是一个创举”，但也并非“破例”。
属于“创举”的不止书名。中国历代文学，从未有过以36万字的篇幅为历史人物做“大传”的前例。《张居正大传》不愧为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具体到《大传》的“作法”，《序言》所谈三点值得留意。
第一，关于传主总体评价。他说“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这就拨正了以往写历史人物过于依赖后世主观的偏见，同时强调写历史人物须成竹在胸，确保整本传记具有稳固不移的基调。
第二，他诚实地交代材料不够，“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其实为写《大传》，他仔细研究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对“存者十八，逸者十二”、“编次无法”的四十六卷《张文忠公全集》所下“研究参证”的功夫更深，这在抗战最艰苦的四十年代初已属难得，但他仍不很满意。如此求全责备、希望止于至善的精神，是朱东润作为严谨的学者型传记文学大家的特色。
第三，关于史传文学的叙述和对话语言。他认为“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但他又说传记“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为解决这个问题，他限制自己只用有根据的对话，“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36万字一部大书，每个人物说话都有根据，谈何容易！而且这并非把载籍中出现的人物语言原封不动照搬到传记中，那就太呆板。他根据司马迁《五帝本纪》将《尧典》所记上古帝王估屈聱牙的对话翻成汉代通用白话的成例，将见诸载籍的人物语言翻译成白话——不是翻译成1943年的白话，而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他搜求、甄别张居正时代的口语包括“帝后”们的语言习惯的功夫，就可想而知。《大传》叙述用“语体”，即当时的白话文，引文则用文言。“因为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就造成“两种文体”的交错羼杂，他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这已超出传记用语问题，关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汉语现代化的共同探索。
如此讲究语言，说明朱东润是把《张居正大传》既当历史亦当文学来写的。
还有一点《序言》没说，这里不妨略微提及，就是心理描绘。心理描绘和口语一样，不可或缺，又不可滥用，须持之有据。数十个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心理描写。居正和政坛敌友的微妙关系，没有完全掌握政局之前的韬晦，一生对权力的“热恋”，都出诸心理描写。居正和神宗之间起初师生融洽、不可一日相离，后来一方渴望长大、一方渐知谨慎，及至居正死后神宗的疯狂报复、贪婪抄没而又不愿露出痕迹，覆巢之下居正一家老小的畏惧委屈，尤其长子敬修的愤激冤曲，都刻画得形象生动，完全可当小说来读。
《张居正大传》1943年面世以来，重印不断，坊间或以“20世纪四大传记”为名与吴晗《朱元璋传》、林语堂《苏东坡传》、梁启超《李鸿章传》合刊，颇混淆颠倒。《李鸿章传》写于光绪27年(1901年)，传主去世不数月，作者捷才令人惊叹。作为同时代人，梁氏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将李纳入国内外政局加以客观评价，语言是一贯的“新民体”，又“夹叙夹议”，纵横捭阖，非一般作者可比。因时间仓促，篇幅未能展开，似属朱东润所谓“太简”一类，且评论过于叙述，是李鸿章论，非李鸿章传。《苏东坡传》1945—1947年写于美国，1947年以英文出版(The Gay Genius)，宋碧云中译本1977年才由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因面对英文读者，省略大量材料的排比考证，次要人名仅存姓氏，引文和诗句撮述大要，这和《张居正大传》力求在历史与文学之问取得平衡，取径殊异。《朱元璋传》初稿8万字，1944年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又以《由“僧钵”到“皇权”》出版。1949年上海三联书店以《朱元璋》为书名出第二版，意在“刺蒋”。1948年，作者携书稿赴石家庄呈毛泽东，后者当面提出意见，并就冯莹玉“功成不居”、国家机器、朱元璋阶级性转变各点，致书详加指点，作者据此不断修改，1954年和1965年出第三、第四版。文无定本，一书多版，始则映射，终则遵命，与《张居正大传》迥乎不同。这四本书，年代、环境、宗旨、体例、风格、功能，差异甚大，而现代传记，作者蜂起，无论自传他传，传主无论古人今人，皆蔚然可观。“四大”云云，书商造说而已，并非学界定论。
本卷采用开明书店1945年初版。幸蒙作者后人授予版权，谨表感谢。
郜元宝
2009年5月22日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我国20世纪30—80年代成就卓著的文史大家、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奠基者朱东润的代表作品《张居正大传》。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的其中一本，收录了我国20世纪30—80年代成就卓著的文史大家、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奠基者朱东润的代表作品《张居正大传》。该作品主要讲述了张居正在险恶官场实现人生抱负的精英成长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