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七点半，旅客都上了车。这车是直达满洲里的。三等车的设备很不坏，四个人占一小间，每人各占一铺位，比头等车厢差，只是没有软椅垫。每一辆车内都有冷热自来水管。有一间是茶房住的。茶房的一小间内，便悬挂着五年计划的图表，五年内全国造几条铁道，运货和乘客的数目逐年增加多少，全列在表上。据说车上的茶房都必须把这些图表数目字记熟。
车到了明斯克(Minsk)上来了两个“老乡”(侨欧华工称同国人叫“老乡”)。闲着没有事，便找他们谈天。一个“老乡”是浙江青田人，在明斯克工厂作工，一个是山东人，佩着一枚绚烂的红军勋章，他是在俄国内战时加入红军去上阵，而且立过军功的。我为好奇心所驱，便和这位红军的“老乡”交换了以下的谈话：
“你老在俄国住的很久了罢。”
“不久，也不过十多年。”
“初来俄国时干什么？”
“来做工的。后来就帮他们打仗。”
“现在干什么？”
“还不照旧是赶伙儿。”
“生活不坏罢。”
“过得去就是。在这里混着不会有什么出息。不像你老做的发财生意。”
“笑话了。我是当学生的，还拿了家里的钱来花，不像你们是劳动的。你们现在每月能赚的多少？”
“马马虎虎。我资格老些，每月关饷，是二百块俄洋，他(指青田人)是一百多块。”
“二百块俄洋，照这里的兑换价，就合上中国洋四百元，不算坏了。”
“那还不是一手来，一手去吗？在这里花费太多，不会发财的。”
“你们都有了家室吗？”
“都有了俄国女人，但哪里能算得家室，玩一玩就是了。”
“有多少华工在这里？”
“不大清楚，大概总有二三千人。你到莫斯科时可以看到。”
“你对于这里的情形，很满意吗？”
“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不能寄钱回老家。俄国洋是不许带出去的。即使私带了出去，到哈尔滨，俄国洋便换不到钱。”
“你不是已成了苏维埃的人民吗？还要寄钱回国干什么？”
“中国人总是中国人。”
接着他们两人便交谈着，谈的话是一种“切头”，大约是关于一种秘密买卖的，我不大懂得。他们似乎不愿意和我长谈，所以我就停止谈话了。后来我知道在俄的华工生活都不坏，只是个个都不满意，就因为无法寄钱回家去。凡是到国外的，都知道中国工人永不会忘却“老家”，攒下了钱总要往国内寄。甚至在国外住下了几十年，娶了洋太太，生了孩子，他们仍不会丢弃“老家”，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衣锦归故乡，是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所以欧洲人到美国做工去，便成了美国人，到非洲经商去，便成了非洲人，和本国再不会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却不然，到南洋、美洲去殖民的，住在外国已隔着几代，仍然要把在国外辛苦储积的钱，整千整万地向国内寄去。有些人要以为这是中国民族的特长。但中国人到处被人憎厌，也正因为拘守着这农业社会所遗留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牢不可破的缘故。甚至在无产者的国家里，种族的与国别的歧视已经是完全消灭了(这一点在俄国可以完全相信。俄国人不但不歧视有色人种，而且看得比自国人更亲切，因为他们是同情于弱小民族的)，中国工人却依旧顽固地保守着他们的观念形态。他们虽然已成了解放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仍保持着数千年来农业家族社会的原始头脑，革命与阶级斗争，他们全然不会了解。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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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1896—1986)，原名胡学愚，浙江上虞人。从1914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起，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二十多年。到上海不久，青年胡愈之就开始在沪上报刊发表文章，介绍世界语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并在有名的《东方杂志》上撰写评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新思想，正式登上了上海文坛。1920年代初，他加入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发起的著名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成为该会的重要核心人物之一。五卅运动中，他和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英勇投入爱国斗争。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后，他大义凛然，起草了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信，和郑振铎等人联署，公开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随后因为白色恐怖，于1928年1月流亡法国。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到苏联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回上海后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发表和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1933年初，应鲁迅邀请加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党籍一直到1979年才公开)。这时，他主编著名的《东方杂志》，又积极引导、推动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参与创办了著名的《文学》、《太白》、《译文》等文学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参与创刊《救亡日报》等。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与郑振铎等人秘密组织“复社”，筹划编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1938年后，奉周恩来的指示，在大后方和南洋一带从事抗日文化工作。建国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等重要职务。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江西余江人，出生于福建永安。1912年17岁时，进人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下院(即附属小学)读书，从此长期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1915年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1917年升入南洋公学上院(大学)，读电机工程科；1919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26年起，开始主持《生活》周刊，也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闻编辑、出版生涯。1928年开始，正式用“韬奋”这个笔名发表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明显倾向革命，为民喉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1932年，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1933年初，鲁迅通过胡愈之邀请他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先后写了《萍踪寄语》等多本随笔，为1930年代新闻性散文佳作。1935年8月归国，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奔走于沪港之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11月遭当局逮捕。抗战爆发后出狱，后离沪在武汉、重庆、香港等地继续从事救国活动。香港沦陷后，到苏北解放区参观访问。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疗。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逝世前口授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后中共中央追认他为正式党员。
胡愈之和邹韬奋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战友。如果按照年龄，邹韬奋要比胡愈之略大一点，本书应该把邹韬奋排在前面；但考虑到胡愈之在上海文坛成名比邹韬奋略早，是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核心成员，特别是邹韬奋之成为革命文化战士，胡愈之正是一位重要的引路人，因此我们把胡愈之排在了前面。这也得到了邹韬奋家属的赞同。
胡愈之和邹韬奋都是著作等身的文豪，有很多作品影响重大，脍炙人口，然而本书篇幅有限，怎么选呢？首先我想到，这两位前辈与一般普通的作家有所不同，他们的“纯文学”创作很少，他们在文坛上最主要的身份是著名记者、著名编辑和著名评论家，他们写得较多的是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回忆散文等。因此，也应该主要选这类作品。最早浮上脑海的是胡愈之的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鲁迅先生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赞扬过的书。当年，胡愈之通过商务印书馆同事周建人，将此书赠送给鲁迅，鲁迅还特意记在日记里。而邹韬奋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后，才激动地请人介绍认识胡愈之，从此结下终生不渝的友情！此外，再选了一些胡愈之的回忆、纪事文章，其中有很多是有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重要记述，读来津津有味。本卷选文皆出自《胡愈之文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
邹韬奋的报告文学、纪事散文更多，限于篇幅，只能选非常著名的《经历》和《患难余生记》。这两部或写在被反动派囚禁的监狱里，或写于躲避敌伪的医院里，是永远焕发着生命之光，激励过千千万万读者的作品。《经历》最后“附录”的《我的母亲》，是原书就有的。《患难余生记》是邹韬奋最后秘密潜居在上海忍着癌症的剧痛撰写的作品，还未写完，他就病逝了，在他生前当然没有出版。后来，在建国前后发表、出版过多个版本，包括手迹影印本。最常见的是1958年三联书店排印出版的《经历》，收入《经历》《抗战以来》《患难余生记》三种，并有邹韬奋最后的遗作《对国事的呼吁》和他口述签字的《遗嘱》等(而以《经历》为总书名)。本书亦把《对国事的呼吁》和《遗嘱》作为《患难余生记》的附录收入，因为这都是邹韬奋在上海最后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文字。
本书所收的作品，都像鲁迅在谈到《莫斯科印象记》时说的那样：“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在编选中，我曾得到胡愈之的侄子胡序威，邹韬奋的女儿、我以前同一工作单位的前辈同事邹嘉骊，和原韬奋纪念馆馆长雷群明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陈福康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著作家胡愈之、邹韬奋的作品。
胡愈之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
邹韬奋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
本书收录作者各时期不同体裁、风格的主要作品，力求全面反映其创作成就、艺术风貌和思想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