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学术论文以外的单篇文章结集。全书共分九卷：卷一“钱学拾零”；卷二“学人剪影”；卷三“文史断想”；卷四“考论杂谭”；卷五“字词天地”；卷六“序跋集萃(上)”；卷七“序跋集萃(下)”；卷八“人文记游”；卷九“雪鸿印痕”。这些文章或追忆师长身影，描述异地游踪，记录亲历往事；或评议历史上的“人物思想学术”，以及阅读古代作品时的一些体验和经验。

我的这本小书，所述无非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一文本，或追忆师长身影，描述异地游踪，记录亲历往事；或评议历史上的『人物思想学术』，以及阅读古代作品时的一些体验和经验，也算得广泛意义上的『忆』吧。至于散乱无序，长长短短，于『一鳞片爪』倒很贴切。因借钱穆先生之语，命名为《鳞爪文辑》。

 卷一 钱学拾零

记忆的碎片

——缅怀钱锺书先生

《对话》的馀思

——记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

《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

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

——《宋诗选注》日译本序

钱锺书先生与宋诗研究

——初读《宋诗纪事补正》

读《钱锺书手稿集》札记

批评的隔膜

钱锺书先生的《西游》情结

钱锺书世界的文化阐释

——读《钱锺书传》有感

《毛选》英译内情点滴

 卷二 学人剪影

深切的怀念

——何其芳先生印象

科学美学的不倦追求

——追思蔡仪先生

精神·风格·境界

——缅怀朱东润先生

三副笔墨铸诗魂

——朱东润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

我向唐圭璋先生通信问学的一段经历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叶嘉莹先生八十华诞志贺

红氍毹上的加藤君

 卷三 文史断想

鹅湖书院前的沉思

《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

寻觅“甲寅字”

苏轼“禁书外流”奏札与东北亚文化交流

苏轼的高丽观

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

宋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北宋名臣文集五种出版感言

余靖使辽与“蕃语诗”致祸

千年叩问：欧阳修的两次文字风波

蔡襄的“忠惠”与“买宠”

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考源与探微

西施的公案

杨贵妃之死

宋太祖“不用南人作相”辨

雍正帝的殊批谕旨

想起了张荫桓

“落苏”与避讳

《孟德新书》与荆公《兵论》

“孙行者”与“胡适之”

“鲁迅型”与“鸥外型”

——研究方法谈片

重提“内藤命题”

关于佛学与文学关系的几点想法

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学科建立的条件

 卷四 考论杂谭

《花间集》命名之由

《滕王阁序》的原题与主旨

《辨奸论》真伪之争

“老泉”非苏洵之号补证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历代词人考略》今存何方？

欣托燕翼递学讯

关于《汲古阁未刻词》知圣道斋钞本的通信

从《先君墓表》到《泷冈阡表》

——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国色天香说花王

——牡丹诗话

说“止酒诗体”与“同字相犯”

说“吞吐诗体”

“杨花覆茹”何堪疑

——读《杜甫研究》

读中华版《家世旧闻》

跨越海洋的纪念

——喜读《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

《赵志集》研究的新进展

读《国宝72》等有感

我读辛词《菩萨蛮》

永远的《唐诗三百首》

文献渊薮词翰宝库

——《全宋文》出版感言

 卷五 字词天地

沈俭期《独不见》之“独”

《师说》“圣人无常师”段辩惑

名篇求疵

——谈《秋声赋》“其容清明”句

“烟霏云敛”别解

从“泉香而酒洌”谈起

茶话：与君共听水沸声

“淡妆浓抹”与“睛”“雨”

“泰山”与“鸿毛”

“徘徊于斗牛之问”释疑

“一蓑雨”和“一犁雨”——量词的妙用

 卷六 序跋集萃(上)

《宋词艺术技巧辞典》序

《唐宋词审差观照》序

《唐宋人选唐宋词》序

《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1999)卷首语

《宋诗三百首》序

《苏诗研究电稿》序

《苏轼研究史》序

《苏轼诗词艺术论》序

《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序

《宋诗体派论》序

《宋代散文研究》序

《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序

曾巩的历史命运

——《曾巩研究专辑》代序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序

《北宋诗学》序

 卷七 序跋集萃(下)

走近“苏海”

——《苏轼研究》自序

《苏轼论稿》自序

《苏轼其人与文学》日译本自序

《唐宋文学论集》后记

《宋代文学通论》后记

《宋诗一百首》前言

《古文精华》前言

《唐宋散文精选》前言

《宋词三百首》前言

《新宋学》(第一辑)卷首语

《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前言

《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前言

影印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

苏轼的状貌与画像

——《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后记

欧阳修的体弱早衰与性格命运

——《欧阳修传：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后记

 卷八 人文记游

在王仁纪念碑前

皇家“秘阁”，珍本渊薮

日本最大的汉籍中心

“丽宋楼”旧藏别来无恙

孤本不孤，影印传布

坐拥书城意兴浓

中国文学研究在日本

培养汉学家的摇篮

——记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

东京大学校园漫笔

舜水风范，长留东瀛

唐朝古乐，扶桑独奏

东京新岁话“初诣”

台岛学界一瞥

一份课程表及其他

已圆和未圆的“东坡梦”

“堵车”的启示

又圆“东坡梦”

摩耶育大千，梅丘寄乡魂

——台北市“摩耶精舍”小记

香港购读《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记

 卷九 雪鸿印痕

我和宋代文学研究

《唐诗选》编注工作的回顾

1955：叩开北大之门

钱先生对后辈的呵护、提携和奖勉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人，实是对整个民族学术文化传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叹“老年炳烛馀明，著书愈不易”，而把满腔热情投注于后辈晚生：“年事方壮，如日中天，不朽事业，有厚望焉。”这可以视作他对我们晚辈学子的学术嘱托。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轻。

对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光大，当然应包括“钱学”即“钱锺书研究”在内。不论钱先生在或不在，他的论著和创作仍会流传下去，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也将影响久远。但钱先生生前一再“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对写他的传记；二是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但他的意见别人无法遵奉，因为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及其走向，已无法绕过这座“文化昆仑”。然而，先生的这两条意见，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包含颇深的学理和对人情世态的洞察的。

学人传记也是一种研究方式，自然也要传达出传主个人的性格色彩。钱先生是位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学者，“钱教授的风趣”就是如此。他才富思锐，辩才无碍，表里如一，不自掩饰。这有时不免开罪于人，更多时候会在传闻过程中发生增生或变异，谣传更是屡见不鲜的。钱先生的褒贬人，言词容或锐利，存心却是坦然磊落的。即如近来引起议论的他与吴宓先生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钱先生的《吴宓日记序》、杨先生的文章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当年吴宓先生看到钱先生的拟投稿件(最后也未正式发表)，确也引起过不快，曾告诉好友贺麟先生，“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言之有理”，这至少是对钱先生文章的一种毫无偏袒的当下反映。尤其是嗣后昊先生仍“大度包容，式好如初”。他积极向有关校方推介钱先生，听到一些有损于钱先生的言论，他感到“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皆妾妇之道也，为之感伤”，甚至欲把钱先生“荐为浙大外文系主任，宓则往为教授”。他又几次借读李赋宁先生所记钱先生的授课讲义《当代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甚佩”“亦佳”“并甚佩服”，赞不绝口。这些都是《吴宓日记》中的明确记载。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吴先生往访钱、杨先生于北京寓所，“三人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事情的原委本末并不复杂。经历或闻见过近几十年来种种人整人运动的我辈后人，对于前代长辈之间人际交往关系的理解，对于他们文化性格中所承受的中国文化人传统影响的理解，有时存有隔阂，未达一间。“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指出的这一治学态度，诚为切要。

钱先生的风趣，如果从语言智慧的自然展现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态来理解，或许能接触到一些有意义的底蕴。他总是妙语如珠，滚滚而来。写信向他祝寿，他说：“‘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他自叹近况：“谢客而客愈多，谢事而事不减。”他辞谢招收研究生当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脚。”差遣跑腿，误人子弟。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白香山诗云：‘病与乐天相伴住’。”应允接待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甫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此以古代诗句为典实，有时则用洋典：他要赠书给我而出版社一再拖延，他写道：“西班牙旧日万事拖延，号称manana人(Tomrrower)，今则此尊号宜上于中国人矣。”这些都是随机生发，信口说出，摇笔自来，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悦之道，营造一种于人于己都轻松愉快的生存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文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但愿我们能与拘谨自闭、呆滞木讷、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别，我们就有可能更理解钱先生了。若用一种非学术的异样眼光来“研究”，恐非“钱学”研究之幸。

钱先生的名作《读(拉奥孔)》原发表于《文学评论》，后收入《旧文四篇》时特地加了一节引言，强调片段资料的重要性，有时它能“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而“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这是很深刻的见解。陈寅恪先生也说过，今人所著的有些中国哲学史，“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意思是一致的。这就是钱先生拒绝或谢绝建立“钱学”和“钱学体系”的缘由，也是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大都采取读书札记(《管锥编》)、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等传统著述体裁的缘由之一。因而他一再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但我无力说个明白。好在钱先生在《读(拉奥孔)》的同一段文字中说过：“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在他的数量惊人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是可以抽象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因此，“钱学”研究的重点或中心点不能不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义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这是一项需花大力气进行的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但于我们后辈学人完全值得。

P7-8

这部“文辑”是我的学术论文以外的单篇文章结集，最初起因于1997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设置的《半肖居笔记》专栏。《新民晚报》是上海一张影响广泛、历史悠久的报纸，被誉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市民中间流行过“夜饭吃饱、新民‘夜’报”的俗语，甚至已成为人们每日晚间的例行阅读活动。晚报副刊《夜光杯》的编者为了活跃版面，普及我国传统文史知识，约我写点短小文章，其要求：一是字数限在千字左右；二是论题不能生僻，而文笔却要生动；三是每篇有点新意，或发新议论，或绍介新材料，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这要求不算高，但实行起来很难，对我是个挑战。断断续续搞了近一年，后来以这批短文为主结集成《半肖居笔记》一书，由东方出版中心于1998年4月出版，在一定的读者圈内产生过一定的反响。

近10年来，我在从事本职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暇，仍然写过一些与“笔记”性质相类的文章。由于不受“专栏”篇幅的严格限制，却受到写惯学术论文之用笔习惯的潜在作用，文字越写越长，有的与学术论文界限模糊。承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好意，建议把新旧两部分文字(这两部分字数几乎相等)合编成集出版。如果再用“笔记”做书名，似乎名实未符，理应另拟书名。

近阅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怦然心动。此书是他在双目几乎失明的状况下所作，全书突出一个“忆”字。他写道：

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

他返观学术人生，惟有记忆所及且能用文字记述者，才是对一己生存发生过实际作用，算得上真正的生命轨迹；凡是已被遗忘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他又写道：

故凡余所述，皆属一鳞片爪，而已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既到老不忘，则可确证其为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务求叙述真实，亦属余对生命之自惜。纵属一鳞片爪，在余则弥自珍重。

这本薄薄的双“忆”之著，比之钱穆先生逾千万字的学术著述，自然分量不重；但其心理重量却无法估计，不仅视之为自己生命的一份真实记录，而且从中可以令人感到“国家社会家庭风气人物思想学术一切之变”。至于“一鳞片爪”，自然是谦词亦复确言，我们期待有更详尽的钱穆学术评传问世。

我的这本小书，所述无非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文本，或追忆师长身影，描述异地游踪，记录亲历往事；或评议历史上的“人物思想学术”，以及阅读古代作品时的一些体验和经验，也算得广泛意义上的“忆”吧。至于散乱无序，长长短短，于“一鳞片爪”倒很贴切。因借钱穆先生之语，命名为《鳞爪文辑》。

此书编排，大致依《半肖居笔记》之旧，再加损益变化，从八卷增为九卷。原来的卷一“学人剪影”，只收我回忆钱锺书先生文章一篇。自1998年钱先生逝世后，我又陆续写了七八篇文章，故别析出“钱学拾零”为卷一。卷二“学人剪影”也补进几篇纪念几位学术前辈的文字。卷三“文史断想”、卷四“考论杂谭”、卷五“字词天地”，标日未变，均属半学术性的札记，与“笔记”、“随笔”的性质较为接近，但分类并不严格，这三类之间，容有交叉。“序跋集萃”是为朋友或自己的论著所写的前言和后记，虽不免为“命题作文”所困，自信还是借此机会表达个人的一些学术观点与信念；但篇目较多，因而依照为人、为己分为两卷(即卷六、卷七)。卷八“人文记游”，仍保持《半肖居笔记》的原貌，而卷九“雪鸿印痕”，则是这次新编的，所收三篇文章均为1998年以后所作，都是应邀在不同场合下介绍自己的学术履历，带有自传因素。  我的这些东鳞西爪的文字，其内蕴，其文采，均不足以承载“生命之真”；惟愿生命不止，笔耕不辍，戒怠务勤，继续以文字安顿自己的人生。

王水照

2007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