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大字报是哪一年在哪贴出来的?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做为“武器”,是怎样被人利用,使50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它怎样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篡党夺权的工具?它哪一年被写入宪法,又是哪一年被从宪法中取消的?
罗平汉著的《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分10章,比较完整地勾勒了大字报的兴起、泛滥直至衰落的过程,展现了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地介绍大字报的书。本书2003年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此次为再版。书稿经过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读,并出具了同意出版的意见。
大字报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末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的特殊的舆论发表形式、宣传工具。本书对大字报的兴起、泛滥直至衰落的过程做了较详细的叙述,对大字报的消极作用也做了深入分析。通过阅读本书,有助于我们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反思历史,是为了减少未来道路的曲折,罗平汉著的《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的希冀所在。
一、“钓大鱼”钓出了大字报
1.短暂的春天
要追溯大字报的历史,不能不回顾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
这本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齐放、令人舒坦的春天。可惜,春光虽然好,酷暑却早来。
这年开春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大张旗鼓地号召党外人士帮助自己改进作风,以整顿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也就是帮助党整顿“三风”。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有过好几次整风。
第一次在延安时期。这次整风时间很长,从1942年春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在整风运动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受到了沉重打击,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整风在1948年前后。这次是各解放区党组织结合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进行的。这次整风,声势虽没有延安整风大,但对纯洁党的组织,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整风则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这次整风,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初步经验,保证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顺利实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要在1957年春天开始发动一场新的整风运动,也是事出有因。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既然要用“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去克服这些“严重的缺点”,自然要采用整风的办法。
于是,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为什么要采取整风的办法去整顿三风?毛泽东在讲话中解释说: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整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由于受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和社会改造的急促进行,使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因素。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上遇到不少困难,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夏收以来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由于中共鼓励“百家争鸣”,对时局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时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甚至对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和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面对这种新的形势,许多干部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以阶级斗争的老眼光对待新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区分和对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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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东西,如果要以定义的方式对其加以界定,却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字报便是其中的一例。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也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何谓大字报?《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条文,洋洋千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上没有解释,修订后的《辞海》《辞源》上也查不到。是这些著名辞典的编纂者们的无意疏忽,还是实在无法作出解释而弃之不录,不得而知。
余生也晚,稍认几个方块字的时候,大字报已是强弩之末,不过还是有幸赶上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懵懵懂懂地从老师那里知道北京有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在日记中对“师道尊严”进行“声讨”。老师号召我们向这位同学学习,批判“师道尊严”,还要求我们四年级的学生人人都写一张大字报。
我的家乡其实是一个十分闭塞的乡村,我们学校虽然有四个年级,却只有一个老师,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学校教育叫做复式教学。
老师虽然对我们提出了写大字报批“师道尊严”的要求,但我们在连报纸都难看到的地方,虽说斗争“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事也看到过,但“师道尊严”是什么意思却实在弄不懂,而且认识的几个有限的方块字连组合成句子写出来都颇感为难,更不要说给老师写大字报了。何况老师对我们一点也不严,在低年级的同学上课时,我们溜出教室玩耍,老师也只是把我们喊回来了事,实在想不出老师哪些地方可以批判。村子就那么大,同学和老师差不多都沾亲带故。好在老师提出要求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催问我们,大概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学生确实还没有写大字报的水平,无法与北京那位小学生相比,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过了一两年,“四人帮”垮了台,“丈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又过了几年,听说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几年,虽然有些地方有人偶尔还在贴大字报,但在我们那块经济、丈化都落后,又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大字报却没有见到。
等到我研究当代中国史时,才从旧目的报刊上对当年那些名噪一时的大字报有了一些了解,于是萌生出对这20余年大字报的历史作个简单勾勒的想法。
可是,究竟什么叫大字报却使我犯了难。既然从词典中没有现成的解释可以照搬,按理,有必要自己对此作出一番概括。无奈有此心却无此才,而且转念一想,有些东西越解释越说不清楚,当年人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一张大白纸(也可以是红纸、黄纸)上,贴出去,就成了大字报,对什么样才称得上大字报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今天又何必非要对其作个定义呢?
不用说,大字报滥觞于1957年那场被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
1957年5月19日,富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贴出了这场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有了第一张,便有第二张、第三张,于是乎,北大校园里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
北大不仅是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也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北大出现大字报之后,北京的其他高校也相继出现了大字报。紧接着,全国各地高校中大字报也就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很快出现了大字报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反右派运动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由于允许“大鸣大放”,“香花”和“毒草”也就不免随着鸣放而共生,这原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又采用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不少人怀着忠诚的进谏之心,利用大字报提意见、谈看法,结果,等到“这是为什么?”的一声怒吼发出,相当多的大字报作者接二连三地成了“右派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来。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了一个又·个悲剧,一桩又_桩冤案。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许多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_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诚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反对林彪、江青集团倒行逆施的大字报,但这种反抗往往是无力的,而且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几乎都受到了林彪、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从而也证明了这种所谓的“大民主”实际上是对民主的大反动。
大字报在中国折腾2O余年之后,人们对其危害的认识也就逐渐深刻。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大字报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历史的陈迹。
大字报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曾经盛行一时,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字报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命运。虽然大字报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是,对其由盛而衰的过程作简单的回顾,应该说是有助于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进行认真反思的。反思历史,是为了减少未来道路的曲折,这正是本书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