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街女生》是中国当代作家唐颖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群不甘寂寞、活泼多姿的上海女孩，因其青春靓丽而招人眼目，使她们居住的街区有了人个惊世骇俗的称呼——阿飞街。几十年后，这些从阿飞街走出的女孩，往来于美国和上海之间，寻找着她们的过去，也寻找着她们的现实和将来，她们的命运与爱情同样精彩。

唐颖著的《阿飞街女生》讲述了：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争吵，米真真再也不愿回想起那段过去。

形影不离的好友被歹徒强暴，从小暗恋的男生失踪、自杀……如今，昔日的五个闺蜜都已年届四十，再次相聚，却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内心都被过去绑架。

是继续回避不完美的青春，藏在自己的孤岛里，还是接受残酷的过去，面对未来？

阿飞街女生

跋

1

“你从哪里来？”

“我从中国来。”

“你的职业？”

“我是法官！”

“喔，法官！”

小小的骚动，瑞德先生表示意外的反应，带动了整间教室的气氛，他是这节课的教师，提问者，纽约退休市民，这间“国际中心”众多义务教员之一。

“你喜欢纽约吗？”

“喜欢，非常喜欢。”

瑞德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摇摇头。

“法官”是个肤色白皙的年轻女子，她旁边坐着米真真。米真真正坐立不宁，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今天教室很满，她和“法官”被围困在第一排。米真真朝后张望，看见瓦夏坐在最后一排，他朝她眨眨眼，微笑得性感，她也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没有再多的意味。

这个星期米真真第二次遇上这位瑞德先生，抑或，她是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了两次。上一次瑞德先生开的课名是“review”(新闻回顾)，课前冗长的自我介绍吓退了米真真，她坐在最后一排，快轮到她时，她溜出教室去了另一间课堂。

今天吸引她进这问课堂的乃是课名“电视剧”，她倒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听到某类专业课。似乎这节课也吸引了其他学员，所以课堂满满当当。

“法官，你来纽约干什么？”瑞德先生不无讥讽地问道。

“我来纽约读学位，我在哥大法律系拿硕士学位，我喜欢纽约。”

“法官”微微一笑，再一次强调，她镇静自如，英语堪称悦耳，以这问各国移民来来往往的International Center(国际中心)的标准。她明亮的双眸闪烁好斗的锋芒，这锋芒在纽约的中国人眸子里已很微弱，它令米真真产生小小的兴奋。

“你是法官，怎么会喜欢纽约？你对这里的治安有什么看法？”瑞德先生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我才来两个月，没有碰到治安问题。”

“要是碰上了呢？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

“法官”一愣，顿了一顿，依然镇静。“听说纽约过去治安不好，自从朱里亚尼市长上任治安问题已有了……”她踌躇片刻，用了“进步”这个词。“不是吗？”她反问道。

“嘿，朱里亚尼！”瑞德先生语气讥讽，目光严厉，“你马上就会了解我们这位共和党市长，他对少数民族可不怎么样！光有治安没有人性，一个无趣冷酷的家伙！”

课堂笑声，局外人的笑，也有人茫然，米真真就是一个，纯粹是语言带来的困扰，是“人性”这个词让米真真产生片刻的迷惘。  但米真真能看懂“法官”明亮的眸子锋芒已经毕露，米真真的情绪跟着提升。

“我对他暂时没有感觉，但我周围的中国移民都支持他，他给了他们安全感。”年轻标致的女法官补充道，“说到治安，少数民族首先不要再给暴力侵害，我们需要安全感。”

纽约资深市民耸耸肩，不置可否，目光移向“法官”后面一位娇小的亚裔女孩：“请问你对朱里亚尼有什么看法？”

亚裔女孩脸色通红，战战兢兢起身并站得笔直：“我……从日本来……学音乐……”她答非所问，结结巴巴，但作为异乡人，她知道这是个必须给予的答案。

“音乐人？了不起！你喜欢纽约吗？”

“我……我……”

米真真开始焦虑，米真真在纽约的时间只有半年，今天下午米真真必须在三点钟之前离开曼哈顿，现在一节课眼看过去了十分钟。时光流逝是米真真唯一的焦虑。瑞德先生在课堂上用什么方式教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米真真要从纽约人那里学到纽约英语，只是米真真没有心理准备，学习也是倾听的过程，倾听纯正英语和错误百出的英语。

这是一个为新移民服务的会员制机构，纽约戏剧圈子的不少访问者知道这个机构，只要交纳会员费就能成为会员，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到价格低廉的戏剧票子，当然主要是具有实验性质的off-off-Broadway(外外百老汇)剧场，也就是不太具有商业性的剧场，说得难听一点，多半是观众寥寥无几的剧场。P1-3

我从小长大的街区是过去的法租界，与淮海路相邻。我住的那条弄堂，曾经住满旧俄人家，然后陆续回国。与我家住同一层楼的旧俄女子，我们叫她丽丽，他的丈夫是犹太人，叫“马甲”(沪语发音，也许是迈克的译音？)，他曾在淮海路开着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珠宝店。但我的父母和邻居一概把他们称为罗宋人。

经过“文革”，这些人或事，有一种隔世的遥远。

白俄当年穷困潦倒，上海人把他们称为罗宋人其实带有歧视。弄堂对面有一家卖油盐酱醋廉价酒的小店，上海人称糟坊，这糟坊每个街区都有。糟坊有高高的木制柜台，很像今日酒吧间的吧台。罗宋男人在糟坊买一两(50克)廉价白酒，斜倚在高高的柜台旁，一条腿是弯曲的，手肘搁在油迹斑斑的台面上，手里握着酒杯，就像靠在吧台旁。这就是罗宋人，喝着劣质酒穿着破西装，有时还小偷小摸，却把糟坊柜台站成了酒吧吧台。那条充满往昔回忆正在衰败的街道，衬着旧俄贵族浪迹天涯的身影，有一股伤感的浪漫，我要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正是时代变迁时被放逐的一群，身世故事都是生离死别的大悲哀。

后来上海开了多少间酒吧，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上海男人可以像罗宋男人那般帅气地斜倚在吧台旁喝酒。

因为罗宋人家，我们的走廊终日漂浮着很异国的气味，那是羊牛肉夹杂洋葱和狐臭及香水味。生活困窘的白俄邻居，仍不放弃周末派对。来的多是同胞，他们喝酒放唱片跳舞，然后摔酒瓶打架，歌声变成哭声，一些人互相搀扶着离去。妈妈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她家房门外一公尺，她不要我们看到这些情景，那样一种放浪形骸跟整个时代的严峻是多么不相称。不过，我也是现在回想当年，才有这样一种惊异，比起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我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个年代更不快乐的人群。

在八○年代的出国潮中，我那条街区走了太多人。然后，直到二○○○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几乎每天晚上有电话进来，他们是这十多年来陆续去海外留学或移民的故人，在我那条街区多年不露面的邻居，却在纽约地下铁甚至长岛的小镇上邂逅，其中有一些，家族全部成员都已出来，上海的房子都被没收了。他们已很多年未回去，那一口上海话，有些词语上海已经不用，却让我感受道地的上海气氛，那种在今天的上海正在稀薄的气氛。

多年的美国奋斗，现在的他们都有一份高学历，住在东部或西部郊区的House，周末时在自己的花园修剪草坪。他们费尽周折远离家园时就希望过这样一种生活，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还要有尊严隐私，不再被暴力威胁并且可以以自己的意愿说“不”的人生。很多人与家人一别十年，甚至失去家庭，就是为了从这样一个人生开始。  以今天上海人的价值观，他们不可谓不成功，但在与他们邂逅的瞬间，我怎么突然记起很久以前的旧俄邻居来？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苏维埃时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乡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优渥稳定得多，可：陕乐的感觉为何仍然握不住？他们脸上那样一种落寞，是我在美国的任何地区都能辨别的我的同乡特有的神情。

说起上海，他们脸上有一种遥远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愿望，回忆着只有我们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区经历过同一时代的人才会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回去了，他们宁愿一边回忆着自己的城市，一边在他乡漂泊，过去的记忆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实，眼前这一个急速变化的上海，却更像个梦幻。

约翰·厄普代克曾说：“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视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这多少解释了为何我故事里的人物总是带着年少岁月的刻痕。

我的“双城系列”小说《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再版之际，我去走了一趟从小生活的街区，在我住过的弄堂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离开这条街区很多年，我竟然没有要去拍一下旧居的念头，事实上，我总是下意识地远离它。

我的这三部长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长的街区为重要场景，更准确地说，是在创作过程中作为虚构世界的背景，在记忆和想象中，它已经从真实世界抽离。因此，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试图通过肉身的远离获得精神世界的空间。

我出生时就住的这条弄堂叫“环龙里”，在南昌路上，南昌路从前就叫“环龙路”。“环龙”是法国飞行员的名字，上个世纪初，这位法国飞机员因为飞行表演摔死在上海，这条马路为纪念他而命名。

环龙里的房子建筑风格属新式里弄，有煤气和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和浴缸(当时上海人称抽水马桶为小卫生，浴缸是大卫生)，每层一套，这煤卫设备很具有租界特色，因为传统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并不安装煤气和卫生设备。

一九四九年前整条弄堂住着白俄人。他们在相邻的淮海路开了一些小商铺，五十年代后逐渐搬迁回欧洲，最后离开应该在六十年代前期，但七十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衣裙褴褛的白俄老太太。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经不通机动车，马路窄房子矮，法国梧桐站在两边，夏天，便是一条绿色的林荫道，它象征了今日上海渐渐消匿的街区，有最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图景。我一位弄堂邻居，八十年代去美国嫁了华人医生，住在山林边高尚社区，夜晚通向她家的车路漆黑一片，路灯开关由她家掌控。她不习惯只见动物不见人的环境，怀念弄堂旺盛的人气，婚后多次换房，从独栋房搬到排屋，再从排屋搬到城中心的公寓房，当然社区的阶层也越来越低，但她并不在乎，后来索性搬回上海。

无疑的，弄堂承载了许多故事，留在记忆里的欢乐多在童年。前些年在美国时，我曾向一位美国医生太太描述弄堂场景：如同公共大客厅的空间，紧密的人际关系，日常里的热闹。她那般羡慕向往，她家住树林边，美景是真，但没有人影。事实上，弄堂这个场景早已远离我自己的生活。

当然，弄堂热闹是表象，童年欢乐很短暂，许多故事渐渐从弄堂深处浮现，或正在发生。

南昌路在七十年代便被本街区人自傲为引领淮海路时尚。当时的美女没有时装和化妆品，但留在记忆里翩若惊鸿的身姿却让我追怀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长大的旧邻居总要互相打听一番。相近的几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佳丽，风情各异，似乎个个完胜当时电影上的女主角。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洗尽铅华的美貌是多么赏心悦目。

群星拱月，可以称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欢穿一身蓝，藏蓝棉布裤和罩衫，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十分缓慢并盈盈摇摆，有人说她的脚微跛，可女生们却在人背后学她的行姿。她并非一直穿蓝，偶尔也会一套白色，当然是舶来品的白，那份华贵雍容令路人驻足赞叹，那已经是“文革”后，亲戚可以从香港寄来衣物。她是幸运的，没有离开过家，可她的大弟却在黑龙江农场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当场砸死，她的小弟与我同班。

美女们渐次消失。有一位皮肤雪白性情孤傲，也去了黑龙江。听说她后来是直接从东北坐火车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亲会面，初夏她还穿着臃肿的黑棉裤，母亲在罗湖桥抱住她大哭。她弟弟也是我同学，高考恢复后曾报考大学英语系，政审未通过。他不久去了香港，却在那里跳楼自杀。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们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家屋前簇拥着行人。在临街天井，一位美丽的中年妇人穿着有折痕的旧旗袍，抱着枕头当作舞伴在跳交谊舞。天井留着大字报的残骸，天井的雕花铁栏隔开的窗内，有一位青年的侧影，他正对着墙呆滞地笑着。人们说，这家人家只剩两个疯子了，男主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杀，接着老婆错乱，后来儿子也傻了。妇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羊毛衫裙子、高跟鞋，手肘上挽着精巧的手袋，在她的已被卸去铁门的天井抱着枕头跳舞。我们不明白的是，她怎么敢穿得这么漂亮？她怎么敢跳舞厅舞？然后又突然意识到她只是个疯子。

那时候，我们常常无聊却无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观剧一般看着她从房间里换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陈旧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模特儿从后台出来，而我们的神情却渐渐呆滞，我们比她更像梦游人。

这些年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

我在阅读和写作中感悟，唯有通过文学人物，去打捞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个体生命。马塞尔-普鲁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

二○一七年三月

围绕失意与失速的时代细节，唐颖用复杂景象构成她的“双城系列”万花筒。她笔下那些纠缠于情感关系的人物，仿佛普鲁斯特的感慨：“你们走开了，不见了，消失了，我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

作家金宇澄

唐颖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脉动，她的底色就是其笔下的“淮海路的小姑娘”，那些年轻、可爱、娇气、洋气、敏感，忧伤、强韧、拥抱时尚，不鄙薄物欲、讲究品味的女性。

作家陈村

唐颖始终凭着女性的直觉、敏感和智性，捕捉生活行进过程中的现代性，与同代作家相比，她似乎怀有更大的热忱去表现生活时尚内容。

《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