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智效民的《长袍与牢骚》聚焦普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人与事，被遮蔽与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本书分三编。上编“社会思想”介绍了林森、张澜、张君劢、胡适等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编“文化传奇”讲述了成舍我、夏衍、柳亚子、张伯驹等人的风骨铮铮，蕴藉风流。下编“时代变迁”讨论了物理学家饶毓泰、新闻人杨刚、地方绅士牛友兰等人的坎坷命运。

民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长袍与牢骚》聚焦普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人与事，被遮蔽与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智效民的《长袍与牢骚》分三编。上编“社会思想”介绍了林森、张澜、张君劢、胡适等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致力于推动现代中国的转型，其情切切，其心拳拳。中编“文化传奇”讲述了成舍我、夏衍、柳亚子、张伯驹等人的风骨铮铮，蕴藉风流。下编“时代变迁”讨论了物理学家饶毓泰、新闻人杨刚、地方绅士牛友兰等人的坎坷命运，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上编 社会理想

林森：被遗忘的国民政府主席 

张澜：大时代中的“长袍先生” 

张君劢：“宪法之父” 

中国知识分子与“九一八”事变 

蒋廷黻与西安事变

入疆即入狱：茅盾、赵丹蒙难真相

闻一多：为什么要放弃自由主义 

胡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中编 文化传奇

成舍我：要做“自由人” 

前辈报人杨荫杭 

“民国公子”张伯驹 

张彭春：中国话剧先锋 

“牢骚太盛”柳亚子

赵俪生：可怜盛世存儒雅 

沈有鼎：布袍破履亦风流 

陈光甫：金融巨子，旅游先驱 

卫西琴：梁漱溟唯一的外国朋友 

杜月笙：“上海大亨”办慈善 

下编 时代变迁

饶毓泰：年的抉择

潘汉年：薄命如妾一书生 

萧乾与杨刚：心同志不同 

蔡家崖“斗牛大会” 

开明绅士刘少白 

我所了解的冀贡泉

与辛亥革命同行——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

前辈报人杨荫杭

一年前在《读书》上看到李慎之的一篇文章，是介绍钱钟书的岳父杨荫杭先生及其《老圃遗文辑》的。我看到，李先生撰写此文，除了因为他与钱氏夫妇是同事、同乡，因而过从密切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为学、做人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方面，杨老先生又堪称他们的楷模。这自然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但又觉得这一类的书在我们太原很难买到，因而也就不敢心存奢想。没料到前两天听说五一路新华书店有这本书，便去买了一本。

杨荫杭出身于无锡的一个读书世家，曾三度出国留学，两次赴日、一次赴美，可谓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这方面，我以为就连大名鼎鼎的胡适也不能与之相比。前些日子，我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谱主1949年寓居美国时曾考证象棋的来历，没想到杨先生早就做过这种文章，其旁征博引，探赜索隐的本领，比胡适还强。难怪李慎之先生要说：读了这本书，又使他产生了一种“‘登高自卑’的感觉，老觉得如果不能说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出了问题，至少也是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所以我奉劝那些本来非常浅薄，却喜欢以权威自居，甚至动辄要做前无古人之大业的人们，最好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它毕竟是治疗“无知即无畏”的一帖良药。

其实，杨老先生本来就是胡适的老师。据杨绛回忆，抗战胜利后她在陈衡哲家见到胡适时，胡曾用半拉子上海话对她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事后钱钟书先生也说，胡适是决不肯乱认老师的，也不会记错。需要指出的是，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她父亲与胡适的师生之谊始于中国公学，并在该文注释中说胡是在1904年入上海中国公学求学的。但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他是在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该校于1905年成立)的。这时，杨荫杭已经再次东渡日本了。所以我想，杨、胡师生之谊可能是在上海澄衷学堂的事，因为杨先生在澄衷也兼过课。

我把杨荫杭先生说成是报界前辈，虽有道理，却并不全面。所谓有道理，一是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创办了《译书汇编》、《国民报》等报刊，成为清末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报人；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他又以《申报》主笔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系列弘扬正义、抨击时弊的文章。所谓并不全面，是因为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法律工作，即使在报馆任职期间，也还兼营律师事务。当然，我所关心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老圃遗文辑》所辑录的就是他在20年代所写的那些文字。

《老圃遗文辑》中的文章可分为“时评”和“常评”两大类。时评又叫社语，是评论国家大事的。涉及的人物，上自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督军、省长、部长、议员等辈。常评刊登于“常识”专栏，“涉及的题材很广很杂；有一般性的常识，也有学术性的考订”。(杨绛语)在我看来，这些文章类似于现在的随笔，不过绝没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轻飘飘的文字。为篇幅计，前者仅举标题为例，如《死灰中之靳内阁》、《段家将》、《张作霖与徐树铮》、《政客与苍蝇》、《裁兵裁官裁妓女裁议员》等。后者虽然可以从《说睡》中窥其一斑，但我还是想再引上几句——

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与其生活程度高

而人格卑，不如生活程度卑而人格高。《说俭》

皇皇求名，与皇皇求官，同一无耻。《戒躁》

吾谓龟之为物，其性畏葸，有口而不能噬，有爪而不能攫，畏

首畏尾，缩于壳中，乃放弃权利之动物。《说龟》

徐健庵有言：“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

多。”吾爱其言，敢以此献登台诸公，须于做官时留做人地步，  勿于做人时遗臭万年。《为与署》

账目不清，谓之“混账”……故中国苟欲振作，必先励行算

账；势必使“混账”者人人自危……《算账与混账》

遗憾的是，这些常识在今天仍然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可见当年的老圃真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个典范。这对于如今依然把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视为两难选择(其实是以治学为借口逃避社会责任)的人来说，也该有点启发吧。

1996年1月24日

P102-104

我出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三年后，新中国成立。又过了三年，即1952年，我开始上学。入学以后我至少学过三轮中国历史，但是学来学去，却始终对民国历史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直到1986年才有所改变。那一年我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开始接触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文字材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以《大公报》和《晨报副刊》为代表的报纸杂志。从那些报纸杂志中，我看到了一个与以往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民国。

1989年以后，我们单位许多人都下海经商去了。我虽然不为所动，却也无所事事。几年后，我逐渐走出失语状态，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将民国年间的人与事诉诸笔端，并受到许多媒体的青睐。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尽管这是一个十分短暂、而且经历无数次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代，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才。因此我认为，研究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民国，无论是对还原历史的真相，还是对回答所谓“钱学森之问”，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近年来，我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又写了不少与民国历史相关的文章。如今能有机会将它们结集成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愿它的问世能对诸位读者了解民国历史的真相有所帮助。

智效民

2012年6月12日

于北京昌平名流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