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谈判是党派、集团之间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也是通向和解、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周勇、潘洵主编的《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以图片为主，辅以简短的说明文字，记叙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历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追求和解和合作的努力。对今天发展国共关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由周勇、潘洵主编。

《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内容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和人民民主幸福为重，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内容包括：（1）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在重庆就军事摩问题、边区问题等进行的磋商；（2）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林彪、周恩来与蒋介石、张治中等为争取时局好转而进行的较量；（3）1944年5月到1945年上半年，国共两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而进行的斗争；（4）1945年8月到1945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和蒋介石、张群、张治中等进行的谈判。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团结抗战，共御外辱

第二章　战时首都与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第三章　弥合合作分歧的努力

第四章　争取时局好转的磋商

第五章　围绕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

第六章　为了和平民主的愿景

后记

第四章 争取时局好转的磋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共产党的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各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指责蒋介石“自毁长城，自促国亡”，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就是蒋介石的一些重要将领和幕僚也对事变不表示积极态度，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张冲也对事变的发生表示痛心，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甚至骂蒋介石是奸臣。

张冲与周恩来，曾经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是你死我活的正面交锋的对手。在30年代的上海，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对付国民党特务破坏的主要负责人。而当时的张冲，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曾策划在上海各大报刊重金悬赏缉拿周恩来，无法奏效。又策划了一个‘伍豪事件”，亲自执笔并在报上刊登“伍豪等二百五十几个人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企图动摇共产党员的信念，用离间的手段除掉周恩来。然而，经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为国共双方的和谈代表，张冲却为周恩来的人格所感召，相见恨晚，由不共戴天到化敌为友。1941年张冲去世后，周恩来亲自致悼词，“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生死之情，饮泣之悲，溢于言表，抒发了心中对逝者的无尽深情，留下了国共合作史上感人至深永怀难忘的一段佳话。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一度处于低潮。然而，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经过国共双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国共关系又一天天走向缓和，国共双方代表又开始了新的谈判。鉴于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毛泽东这时明确主张对国民党谋求缓和。毛泽东确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体，“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国民党方面也在努力谋求改善两党关系。一方面是共产党这时面临严重困难，解放区缩小，由原来的1亿左右人口下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也相对减少，这就减少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稳定国内政局，取得美、英的进一步信任，促使其在中国投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新疆盛世才突然开始改变过去依赖苏联的态度，转而归顺重庆中央政府，’且西北回民骚动也顺利解决，蒋介石自然更加渴望将共产党问题也一并加以解决。蒋介石甚至在1942年8月14日约见周恩来，告知他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蒋介石主动约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说明他这时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相当重视。实际上，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也颇具信心。不过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

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而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这次谈判也被人们称之为学生与校长的谈判，学生与校长各代表共产党、国民党一方进行谈判，颇有戏剧意义。

1942年9月17日，林彪到西安，但是蒋介石已回到重庆。10月，林彪来到重庆，他和周恩来一道，与国民党蒋介石、张治中、何应钦等进行了多轮谈判。在谈判中，林彪向张治中提出“三停”（停止捉人、停止打边区、停止封锁）、“两编”（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两个集团军）、“三发”（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药）问题。国民党这时认为，两党谈判的中心关键只是在于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后来，林彪又提出了中共在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作战区域四个问题上的条件。但是，此时国共的分歧并没有发生改变，国民党事实上取消中共军队、政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国民党方面的僵硬态度再度使得双方的谈判陷于困境，林彪继续留在重庆已无意义。6月底，林彪准备回延安。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又写了一封信托他交给毛泽东，再次表示邀请毛泽东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是中共方面未作答复。

这次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双方代表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加强了两党联系和了解，缓和了国内政治局势，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国共关系曲折发展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了中共对争取时局好转的努力及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仍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张治中先生所说：“这却为l 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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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两大政党。历史已经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两党合作曾对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取得近百年来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成就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政治谈判是国内外各党派、集团间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是通向和解、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更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在重庆，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就合作抗日中的摩擦冲突和战后和平建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斗争和谈判，消解矛盾，弥合分歧，求同存异。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就没有国共之间第二次合作的长期坚持，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的系列谈判，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图片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了某一时间段历史的变迁。通过读解图片史中的一张张照片，人们不但能够直接获取所需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可以捕捉到比较深刻、复杂，甚至是具有时空感的历史信息。本书以图片为主，说明叙述为辅，力图通过图文并茂的表现方法，比较全面、完整地再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历次谈判，除重点反映1945年8月到1945年10月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而进行的谈判外，还包括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在重庆就军事摩擦问题、边区问题等为弥合合作分歧而进行的磋商；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中共代表林彪和周恩来一道，与国民党蒋介石、张治中、何应钦等为争取时局好转而进行的较量；1944年5月到1945年上半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等围绕建立联合政府而进行的斗争。并着力挖掘过去关注不够的国共谈判中取得的积极成果，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团结抗战，追求和解与合作的不懈努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座路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国共合作重庆谈判的历史，既是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的集中体现，也是两党智慧和力量斗争的充分展示，其中的斗争与合作，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今天国共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抗战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国共两党为了求同存异，消解矛盾，弥合分歧，在重庆进行了无数次的磋商和谈判，这些磋商和谈判，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长期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全面、直观地反映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在重庆谈判的历史，我们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编写了《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力图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再现抗战时期国共重庆谈判的历史瞬间和永恒记忆。

图史的编写得到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全和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张鲁鲁处长、徐光煦处长和简奕副处长多次参与图史提纲的讨论和修改，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认为提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思想正确。从宏观历史背景与微观史实两方面人手，较好地处理了国共谈判中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对国共两党历史关系的把握也较为妥当，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历史脉络清晰，整体结构完整。提纲发掘和利用了一批新资料、新图片。不少资料和图片是首次使用，增加了信息量，强化了可视性。提纲除重点反映了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庆谈判，同时又将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间主要的，也是在重庆举行的几次谈判内容作了全面反映。这对于系统地梳理抗战期间国共谈判的历史，深入研究重庆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政治舞台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将会有积极意义。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党委和政府也对图史的编写提供了大力支持。

此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研究员、馆长黎小龙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许增绒教授、重庆师范大学的李禹阶教授、重庆市档案馆的唐润明处长、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的邓平研究员、沙坪坝区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廖庆渝等也对编写提纲提出过宝贵意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李桂芳、罗玉兰、王颖等参与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区图书馆、西南大学图书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台湾“国史馆”、“党史馆”等单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重庆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的谈判次数较多，查询的档案不完整，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