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那种对人生的哲思与幽默态度，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造就了他那轻快、浮华、流丽的特有文风？在本书中你将找到答案。林先生是这样评价童年和家庭生活对自己影响的——“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这一时期得到最深刻的感力”。林语堂是农家的儿子，与自然的密切的接触，令他的心思和嗜好十分简朴。令他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

在《林语堂自传》里，林语堂先生谈到他的读书习惯，说他“不喜欢第二流的作家”。要么读孔子、老子、庄子、柏拉图这些高尚一流的，要么就读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认为那些才是文学思想和生命的源泉。这种见地是有一定道理的。作家余华也曾经提到要阅读经典，这跟林语堂的阅读提倡可以说是一致的。作家张炜说有必要重读四书五经，同样也是对经典价值的再确认。而经典著作，当然多数出自一流作家之手。林语堂先生还谈到他读书很少，但是读一本书就读透它，务必吸取书中自己认为相同或可以接受的有益的思想或观念。因此他相信自己“读一本书得益比别人读十本的为多”。

林语堂自传

 弁言

 第一章 少之时

 第二章 乡村的基督教

 第三章 在学校的生活

 第四章 与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触

 第五章 宗教

 第六章 游学之年

 第七章 由北平到汉口

 第八章 著作和读书

 第九章 无穷的追求

附录一 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

 绪言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第三章 孔子的堂奥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第五章 澄清佛教的迷雾

 第六章 理性在宗教

 第七章 物质主义的挑战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附录二 八十自叙

 第一章 一捆矛盾

 第二章 童年

 第三章 与西洋的早期接触

 第四章 圣约翰大学

 第五章 我的婚姻

 第六章 哈佛大学

 第七章 法国乐魁索城

 第八章 殷内镇和莱比锡大学

 第九章 论幽默

 第十章 三十年代

 第十一章 论美国

 第十二章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第十三章 精查清点

第一章 少之时

从外表看来，我的生命是平平无奇，极为寻常，而极无兴趣的。我生下来是一个男儿——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一八九五年。自小学卒业后，我即转入中学，中学完了，复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英文教师。其后我结婚，复渡美赴哈佛大学读书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继而到德国，在殷内和莱比锡两大学研究。回国后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授职，为期三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教鞭执厌了，我到武汉投入国民政府服务，那是受了陈友仁的感动。及至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由个人的需要。自此以后，我便完全托身于著作事业。人世间再没有比这事业更为乏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学校革除，不与警察发生纠纷，只是有过一度恋爱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健康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会走错的。在童时我的居处靠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致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在我的脑中。它们令我看见文明生活、文艺生活，和学院生活中的种种骗子而发笑。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与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之势利互相比较，至足令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没有其他影响，至少曾令我远离政治，这已经是其功不小了。当我去年夏天住在庐山之巅时，辄从幻想中看见山下两只小动物，大如蚂蚁和臭虫，互相仇恨，互相倾陷，各出奇谋毒计以争“为国服务”的机会，心中乐不可支。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能够向着社会上一般士绅阶级之孤立无助、依赖成性和不诚不实而微笑，也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够窃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学院讨论之笨拙，都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觉我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的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

一个小孩子需要家庭的爱情，而我有的是很多很多。我本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也许正因这缘故，我父母十分疼爱我。我深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兄弟的爱和姐妹的爱。生平有一小事，其印象常镂刻在我的记忆中者，就是我已故的二姐之出阁。她比我长五岁，故当我十三岁正在中学念书时，她年约十八岁，美艳如桃，快乐似雀。她和我常好联合串编故事——其实是合作一部小说——且编且讲给母亲听。这部小说是叙述外国一对爱人的故事，被敌人谋害而为法国巴黎的侦探所追捕。——这是她从读林纾所译的小仲马的名著而得的资料。那时她快要嫁给一个乡绅，那是大违她的私愿的，因为她甚想入大学读书，而吾父以儿子过多，故其大愿莫偿也。姐夫之家是在西溪岸边一个村庄内，恰在我赴厦门上学之中途。我每由本村到厦门上学，必须在江中行船三日，沿途风景如画，满具诗意。如今有汽船行驶，只需三小时。但是我从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丰富的所有物。那时我们全家到新郎的村庄，由此我直径学校。我们是贫寒之家，二姐在出嫁的那一天给我四毛钱，含泪而微笑对我说：“我们很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去好好地用功念书，因为你必得要成名。我是一个女儿，不能进大学去。你从学校回家时，来这里看我吧。”不幸她结婚后约十个月便去世了。

那是我童年时所流的眼泪。那些极乐和深忧的时光，或只是欣赏良辰美景之片刻欢娱，都是永远镂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以为我的心思是倾于哲学方面的，即自小孩子时已是如此。在十岁以前，为上帝和永生的问题，我已斤斤辩论了。当我祈祷之时，我常常想象上帝必在我的顶上逼近头发，即如其远在天上一般，盖以人言上帝无所不在故也。当然的，觉得上帝就在顶上令我发生一种不可说出的情感。在很早的时候我便会试探上帝了，因为那时我囊中无多钱，每星期只得铜元一枚，用以买一个芝麻饼外，还剩下铜钱四文以买四件糖果。可是我生来便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的东西最能给我以无上的快乐——不过那时所谓最好味道的东西只是在馆中所卖的一碗素面而已，而我渴想得到银一角。我在鼓浪屿海边且行且默祷上帝，祈求赐的以所求，而令我在路上拾得一只角子。祷告之时，我紧闭双目，然后睁开。一而再，再而三，我都失望了。在很幼稚之时，我也自问何故要在吃饭之前祷告上帝。我的结论：我应该感谢上帝不是因其直接颁赐所食，因为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目前的一碗饭不是由自天赐，而却是由农夫额上的汗水而来的；但是我却会拿人民在太平盛世感谢皇帝圣恩来作比方（那时仍在清朝），于是我的宗教问题也便解决了。按我理性思索的结果：皇帝不曾直接赐给我那碗饭的，可是因为他统治全国，致令天下太平，因而物阜民康，丰衣足食。由此观之，我有饭吃也当感谢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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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应美国一书局邀请写这篇个人传略，因为藉此可得有机会以分析我自己，所以我很喜欢的答应了。从一方面着想，这是为我的多过于为人的；一个人要自知其思想和经验究竟是怎样的，最好不过是拿起纸笔一一写下来。从另一方面着想，自传不过是一篇自己所写的扩大的碑铭而已。中国文人，自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始，常好自写传略，藉以遣兴。如果这一路的文章涵有乖巧的幽默，和相当的“自知之明”，对于别人确是一种可喜可乐的读品。我以为这样说法，很足以解释现代西洋文坛自传之风气。作自传者不必一定是夜郎自大的自我主义者，也不一定是自尊过甚的，写自传的意义只是作者为对于自己的诚实计而已。如果他恪守这一原则，当能常令他人觉得有趣，而不至感到作者的生命是比其同人较为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