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深入地研究历史，引经据典，描述了《论语》从诞生到走向神坛的历史进程，论述了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历史名人对《论语》的不同评价，比较客观地勾画出了《论语》的全貌，从而使人们可以对《论语》有一个比较清晰明确的认识。同时，对《论语》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本书将《论语》中抽象精深的道理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俗事结合起来，让读者更深入理解接受论语，让论语走下神坛，走下文坛，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让老百姓的生活也因有了论语的提升而更健康、高雅。作者用自己的智慧，将让人敬畏的“论语”变得平易近人，于是《论语》由原本的灰色变成了有温度的彩色，让我们的普罗大众温暖的浸润其中。

第一章 徒子徒孙的断烂笔记——《论语》文本的困惑

 一、后人捉刀的二手材料

（一）孔子的尴尬

（二）孔子会认可吗

（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二、编辑粗糙

（一）编排无序

（二）语多重复

（三）费解多有

 三、内容芜杂

（一）不得要领

（二）语焉不详

（三）闲话不少

（四）其他

 四、歧义丛生

（一）章句、义理歧义示例

（二）历史事实认定的歧异

（三）孔子、孔学及《论语》核心思想的歧议

第二章 培养弱者的教科书——《论语》核心思想的困惑

 一、“述而不作”与“存而不论”——“学”的困惑

（一）“述而不作”，贻害千秋

（二）《论语》与“李约瑟难题”

 二、礼治与礼教——礼的困惑

（一）修补与禁锢

（二）“和”是历史的艰难追求

（三）只有不“克己”，才能真“复礼”

 三、弱者的人生哲学——德的困惑

（一）“德”的缺失

（二）谁是君子

（三）生得未必伟大，死得颇为壮烈——儒家的英雄模式

 四、仁，一个历史的幻梦——仁的困惑

（一）“爱人”不是仁人的特权

（二）一个导致专制的命题

（三）仁者难以治天下

（四）“没有内圣，只有外王”是历史的铁律

 五、一个永恒的鸟托邦——政的困惑

（一）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

（二）犯上作乱是历史的必然

（三）否定前任是历史的普遍现象

第三章 孔子是个失败者——孔子行状的困惑

 一、暴君、圣人原本是一家

 二、无道时代的两难选择

 三、孔子也杀人

 四、孔子帮助乱党

（一）阳货

（二）公山弗扰

（三）佛胖

 五、各行其是的弟子们

（一）一事无成的乖学生——颜回

（二）好提意见的莽学生——子路

（三）我行我素的棒学生——冉求

（四）敢持异议的“坏”学生——宰我

第四章 治天下者的表与里——《论语》“修齐治平”的困惑

 一、挂羊头卖狗肉的汉武帝

 二、“乱我家者太子也”

 三、汉代中国的孔夫子——王莽

 四、刘秀的歧途

  五、不孝不悌的曹丕

 六、注释《论语》的皇帝出家为僧

 七、谁是唐朝帝王的真爱

 八、赵普如此治天下

（一）“陈桥兵变”的主谋

（二）“杯酒释兵权”的策士

（三）以权谋私的政客

（四）陷害廷美的元凶

 九、欺世盗名的宋真宗

 十、孔子走红于夷狄之君

结语

二、礼治与礼教——礼的困惑

（一）修补与禁锢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由于是《论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中国人无论读书与否，对它都耳熟能详。“学”什么呢？我们知道，孔子的教育中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御、射、书、数，这是入门教育；还有所谓“六经”，即《礼》、《乐》、《诗》、《书》、《易》、《春秋》，这是高级教育。二者之间有三项相同，即“礼”、“乐”、“书”。需要说明的是，“六艺”中的“书”，是书写，即书写的能力，而“六经”中的“书”，是《书经》，也称《尚书》，是经孔子整理过的一部典籍，彼此并不相干。因此相同的，只有“礼”、“乐”两项，礼乐一体，乐是与礼相配合的，附属于礼，所以后来“乐”便从“六经”中消失了，“六经”，变成了“五经”。这样，我们发现，无论是入门教育，还是高级教育，“礼”都是不可或缺的，“礼”是孔子教学内容的重心，贯穿于他的整个教学过程之中。《论语》言“礼”凡三十八章，“礼”字出现七十三次。“学礼，复礼，传礼，是孔子思想体系和一生活动的主线。”（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

什么叫“礼”？

管子的解释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子·五辅》）

荀子的解释是：“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知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篇》）

 《礼记》的解释是：“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朱熹的解释简单明白：“人事之仪则。”（《论语集注》）

所有这些解释都表明，所谓“礼”，即处理政治、军事、外交、婚姻、丧葬、祭祀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准则，举凡人与人的尊卑、贵贱、长幼、上下、男女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天地鬼神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种种关系，都要由礼来加以规定、指导、限制。礼仪三千，纷繁复杂，它通过各种制度、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具的区别来体现。例如，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种不同级别官员，每一级都有多大的权力、领取多少俸禄，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举行祭祀、丧事、喜庆等各种不同仪式，用什么样的规格，以致住多大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等等，都由礼来加以规定。所谓“礼”，概括说来，就是“等级制度”的体现。

孔子对“礼”情有独钟，早在儿时，他就好在自家胡同里，摆弄些盘盘罐罐，模仿古人种种礼仪，作为游戏。他后来也就是以此起家的。但，什么是“礼”？不要说今天，就是与孔子同时的人，都已不十分了然。就在孔子向齐景公发表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番高论，齐景公有意聘用孔子时，齐相晏婴就说：“自大贤之后，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礼”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哪些样式，无论是《论语》，还是其他先秦典籍，都语焉不详。后世流传的“五经”中，有三本关于“礼”的书：《礼记》、《周礼》、《仪礼》，但那似乎都与孔子关系不大，是战国以后的人编纂的。我们这里谈礼，只能从《论语》中关于礼的只言片语，看一看孔子所谓的礼，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及孔子为了“复礼”，究竟干了些什么。

1.徒劳的修补

周王朝建立了，王朝的更迭，必然要面临一次新的权力再分配，姬姓（周王姓姬）的老少爷们，自然要享有大权，那些参与伐纣的八百诸侯也要分一杯羹，就是已经被消灭了的殷商旧族，也得给个落脚之地。如何治理呢？治国之道，无非是文武两手，用当时人的话说，即礼治，或者力治。周朝的建国者，何尝不希望力治，他们的江山便是通过血流飘忤的战争夺得的。建国后不久，周武王就辞世了，继位的成王年幼，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的周公姬旦摄政，姬氏的哥儿们不干了，管叔、蔡叔便联合被消灭的殷王朝旧势力发动了一次叛乱，周公不得不率部东征，叛乱倒是镇压下去了，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周人灭商，是以小胜大，创业难，守业更难，以一个偏僻小邦，去经营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大国地盘，那么辽阔的国土，那么多的势力集团，那么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如果一味的武力镇压，肯定力不从心，而且从此国无宁日，说不定到手的江山还会得而复失。力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怎么办？周公决定实行礼治。怎么个治法？几条：

一是诱之以利，利益均沾，即分封制，就是周王室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封赐给臣下，广建附属国，用以拱卫周王室。受封的主要是亲族、功臣、先代贵族等。例如，周公将自己的儿子伯禽封到鲁，将大功臣姜尚封到齐，将殷王室旧族封到宋……这就是所谓“封邦建国”。

二是动之以情，感情拉拢，周公利用血缘关系，首先将姬姓家族连在一起。夏、商两个王朝，在王位继承上，采用的是“兄终弟及”的制度，这种方式有一个难解的问题，当兄弟几个都轮完了，最后总得往下一辈传，传给谁的儿子呢？不好办。周公决定改为“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大宗。其余老二、老三等庶子，也别亏着，封他们为诸侯，照样有土地，有百姓，在自己的地盘上，一切财赋收入都归自己，有自己的军队、官员，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他们也是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老二、老三等庶子，称为卿，或卿大夫，这就是所谓的“宗法制”，卿之下，还有替他管理家务的家臣等。这就是所谓“宗法制”。周王朝的开创者，就是想用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将姬姓老少爷们拧成一股绳。

三是约之以礼，这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了。分封制，或者宗法制，最终都形成了“周天子一诸侯卿大夫”这样一个个利益大小不等的权力集团，这就是等级制度，家臣以及家臣之下的庶民，虽然不在宗法制的范围之内，但，却是等级制中的构成部分。使这种等级界限清晰而森严，每个等级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便是礼乐的目的了。“礼”就是以外在的形式，将等级制制度化、具体化，使等级制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掌控的东西。礼的主旨，就是用以区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男女、贵贱等不同等级、不同身份之人的权力、义务和立身行事的准则。所以孔子说：“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大戴礼记》）

“礼”的内容真是包罗万象，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典章制度之礼。这都是一些硬性规定，而且是可以物化、外化的，举凡统治疆域的大小，子民的多少，都城、宫殿建筑的规模，服饰、车马的颜色、纹饰，以及人物的称谓、用语等等，都明确的规定下来。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天子统治的疆域，公侯的疆域大约方圆一百里，伯爵方圆七十里，子爵、男爵方圆五十里等等；再说住房，天子宫殿的台基高九尺，诸侯高七尺，卿大夫高五尺，士高三尺等；再说讨老婆，天子可以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诸侯以下递减；就连老婆的称呼也不一样，天子的老婆叫“后”，诸侯的老婆叫“夫人”，卿大夫的老婆叫“孺人”，士的老婆叫“妇人”，老百姓的老婆叫“妻”；甚至连“死”的叫法都不一样，天子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薨”，卿大夫死了叫“卒”，士死了叫“不禄”，老百姓死了才叫“死”；死了以后，天子入殓要套一百套衣服，诸侯七十套，卿大夫五十套，士三十套；天子死了，要停丧待葬七天，七个月以后才安葬（也不怕臭了！），诸侯、卿大夫逐次递减二天、二月……

二是人际交往之礼。首要的是君臣之礼，其他如“男女父子兄弟”如何相处，如何交往，都有一套礼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记》），“男女授受不亲”也是这种礼的内容之一，按照礼的规定，如果已经出嫁的姊妹回娘家，兄弟是不能与她们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的……

三是宗庙祭祀之礼。比如说吧，同样是祭祀，天子可以祭祀天地山川，而诸侯只能祭祀社稷者之神；又如祭祀祖先，天子可以给七代的祖先立宗庙，诸侯只能上五代，卿大夫上三代，士上一代，老百姓只能在家中祭祀……

四是立身行事之礼。所谓“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乡党》一篇，多写的是这种礼，如“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等。

打个比方说，所谓“礼”，不过是一道道篱笆圈，篱笆圈的大小，由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身份的贵贱而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身份越尊，篱笆圈就越大，越松弛，反之，就越小、越紧固，处于这个篱笆圈中心的是“庶人”，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与他们是无干的，但是，由于处在篱笆圈的中心，所以也是被礼禁锢得最牢靠的人。孔子将这种篱笆圈视为神圣的，不可逾越的，谁要是逾越了，他就痛心疾首，就大动肝火，就大张挞伐。可是，在孔子时代，这种逾越是越来越多了。

《论语·八佾》一章，多次涉及这类事情。

P87-91

《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先进十一·26】），是这本书中最具文学色彩的一章，篇幅也长，作为先秦诸子散文代表作之一，曾被选人高校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课中，写书人对《论语》的最早接触，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后才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知识的根底是十分浅薄的。

真正将《论语》全书囫囵吞枣地读完，是“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期，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时期相当多的人，对“四人帮”之流反对的、打击的，总会心存同情、好感，写书人当时对孔子、对《论语》也是这样。这大概就是后来被称之为“逆反”的心理。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读完《论语》，总体印象，《论语》虽不像过去人们说得那么好，但也绝不像当时那些人说的那么坏。对比当时的时政，对孔子的一些话，如“子为政，焉用杀”，“君使臣以礼”，“庶之”、“富之”、“教之”，“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想，如果执政者能执行其中的任何一条，时局也不会变成那种史无前例的乱象。当然，这一切，也只是“腹诽”，在人前，尤其是在权势者面前，还得是“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鞠躬如也”，（见《乡党篇》）内心也常恨自己，怎么就那样怯懦，不能像孔夫子所教导的那样，“杀身成仁”？可转念一想，孔夫子他老人家对权贵不是也那么谨小慎微吗，不是也没有杀身成仁吗，天下者，他人的天下，我等蝼蚁之辈，又何必过分自责？

“文革”之后，一切一度曾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灵中轰然倒塌，一时间，人们的心头感到没着没落，四无依傍，开始寻求新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找来找去，又找到了孔夫子。于是，孔夫子不只被落实政策，得以平反，而且高调重新登场，被一些人奉为新的精神支柱，成为营养中国人的心灵鸡汤。所谓的国学，渐渐热了起来。不止如此，面对着当时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的腾飞，有人甚至断言说，《论语》将是指导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导航指南，一部使世界趋于大同、直达天堂的新的《圣经》。

如果中国的圣贤真的能够振兴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辈自然十分高兴，十分自豪，于是我又一次捧起了《论语》，希望能从中找到富国的妙策，济世的良方。坦白地说，我失望了，当时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在中国，孔子不只是最大的文化名人，也是被历代统治者钦定的政治思想领袖，他的思想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孔子的从政思想一定极为丰富，极具指导意义了。孔子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跻身于政坛，可奇怪的是，他辛苦奔波几十年，足迹遍及列国，磨破了嘴皮子向那么多的当权者推销自己，可始终未能如意，最后只好回到老家教他的书。而那些将他的思想奉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历代统治者，虽然开口闭口不离‘子曰’，可实际行动与孔子的许多重要思想却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于孔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化色彩过于浓厚。他的从政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统治者对自己要有道德上的自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自己道德上的榜样来影响人，感化人；二是对他人要有爱心，‘仁者爱人’。孔子的确是个宅心仁厚的思想家，可也是个不切实际的思想家，他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了一个彼此和和睦睦、鞠躬揖让的乌托邦，但却不具备可操作性。这个乌托邦由谁来实现，又如何实现呢？统治者不愿意实现，被统治者又无权实现，于是孔子那些美好的思想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的思想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哺育刚刚出生的封建社会婴儿的食品中的一种；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思想成了这个社会食谱中唯一的一道食品，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患有思想营养不良症；而到了宋朝，理学家们又在这道食品里加上了毒素。所以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不只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越来越赢弱。”（见拙著《智者与治者》）

此后，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降临，那种《论语》指导世界的宏论也销声匿迹，我也就不想再读《论语》了。鲁迅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并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并不亲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辈正是鲁迅所说的那种“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孔夫子的圣与不圣，他的思想能否振兴世界，和我辈有什么关系？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劳心费力，再去啃那些毫无文采的劳什子？

看来，孔子及《论语》，真有点“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势。鲁迅的那些话，说于六十多年前，岂料到了21世纪，借助于现代传媒的伟力，《论语》和孔夫子突然又一夜蹿红，“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又甚嚣尘上，书店前排队买什么“心得”的人，居然挤挤挨挨，九曲十八湾，迤逦绵延，其中，既有大爷大妈，也有靓男倩女，还有垂髫小儿，大约全是鲁迅所说的“一般民众”（估计唯独没有的，就是权势者）；报刊、电视等媒体，充斥着孔子的功与过、《论语》的是与非的争论，孔子又在“大成至圣先师”与“丧家狗”的两极评价中扯来扯去。鲁迅说的孔夫子与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的话，似乎有点不确了。

写书人自知学问根底浅薄，对这种趋于两端的评价，没有能力判断孰是孰非，面对着家人亲友的询问，不免舰颜，于是，我第三次捧起了《论语》，相对于前两次的囫囵吞枣，这一次想读得认真一些，当然，所谓认真，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中国，关于《论语》及孔子的文字，汗牛充栋，程树德先生编辑《论语集释》，引证各种参考书籍，达680种之多，我辈即使穷尽余生全部的时间、精力，只怕也难读完其万一。我只是搜集几本被人提及较多，而坊间又能找得到的书，比照着读了一下，这一读，倒读出问题了。

一是圣门高足写的《论语》为什么会这么乱？

二是被人解读了几千年的《论语》，为什么还这么难读，以致众多大学者至今还在为一字、一词、一句的含义争论不休？

三是《论语》真的句句都有微言大义吗？古今众多解家对《论语》的解读，都符合《论语》的本义吗？

四是历史上究竟有谁是在用《论语》中的那一套来治国平天下？

五是对现代人来说，《论语》究竟还有多大的思想含量？究竟还有多少现实价值？

我不愿再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了，否则，将会是对圣人、对经典的大不敬，而我，对圣人、对经典，其实是充满敬意的。我知道，尽管有许多不完备，《论语》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国思想史长河源头的第一股水，它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这正如青铜器之于现代的冶炼技术，结绳记事之于现代的超级计算机，二踢脚之于现代的精确制导武器，蹒跚学步的小儿之于现代运动场会上的十项全能冠军，那是任何事物都会有的第一步，稚嫩、不完备都是正常的，要求黄河源头的小溪，就能灌溉万亩粮田，就能掀起滔天巨浪，就能承载万吨巨轮，那是白痴的想法。《论语》编纂者们的本意，无非是想编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册，以示对先师的怀念，至于“治国平天下”云云，那是后世人们强加于它的，它未能做到，那不是它的过失。无论如何，它还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它提倡“仁者爱人”，总比后世的“整人”、“害人”、“杀人”要好，从这个意义而言，《论语》将是不朽的。

我所不满意的，是包括董仲舒、朱熹在内的后世的一些解说家，强人就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涂抹、装点、粉饰《论语》，使《论语》变成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使孔子变成前知八百年，后管八百载的先知，通天教主。当然，这些想法，也仅仅限于“腹诽”，并不想形诸文字，更不想公之于世。我深知，在当下的中国，对孔子及《论语》，哪怕有任何一点点的质疑，都可能会被视为民族罪人，引起愤青、愤中、愤老们的无情责骂（其实，责骂者未必都认真地读过《论语》），我又何必去触这个霉头？再说了，关于孔子、《论语》以及儒家的著书，车载斗量，多一本不嫌其多，少一本不嫌其少，我又何必凑这个热闹？中国好不容易出了个被世界承认的文化名人，《论语》为中国第一本私家著述，在世界历史文献中，同样也属于最古老的，自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我们又何必自我贬抑？

一天，偶然读到《随笔》上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其中一段引文，感觉十分刺眼：“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入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随笔》，2008.4）李国文先生评论说：“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与‘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还有更邪乎的呢，有些所谓“第四代新儒家”，公然主张要以“儒家共同体专政”来取代现行体制，根据李国文先生的概括，这个专政的提点是：“一是由一个自称代表‘天理’的利益集团（在其具体设计中，就是由‘大儒’、‘贤儒’、‘儒士’组成的儒家利益共同体）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二是权力的世袭。简言之，就是要实行‘儒士’（儒家共同体）专政，精英专政。”

此稿在修改过程中，从网上读到马立诚先生发表于《同舟共进92010·1期的《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文，现将其中有关章节摘要如下：“大陆一些新儒家认为，目下金钱至上、礼崩乐坏、人心沦丧，马列主义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总离不开信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理成章……”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此前关于读经、国学热、儒家私塾、改穿汉服的争论。这是一个节点。以此为标志，大陆新儒学开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个人心性儒学范畴，直指国家政治权力核心，因而发生了质的跳跃。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

“还有儒家学者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导政治运行。有人要求举行国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成为全民导师。

“在财政方面，他们要求国家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包括历代文庙、孔庙、城隍庙等大约40万处），解决推进儒教的费用。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在教育方面，他们要求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学校的意识形态经典，中小学都应读经。  “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议恢复家族制。为了规避风险，减少阻力，建议先从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广安邓氏家族、四川仪陇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来……

“蒋庆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表现，不是儒学原生内容。儒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儒家亦不赞成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如果实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国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国文化也就消亡了。蒋庆说，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做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为民众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看到这里，不禁愕然。在世界文化史的地位上，孔子充其量不过是个东方圣人，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变成世界级的救世主了？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号称独尊儒术的时代，所谓儒术、儒学，也不过只是权力的帮忙或者帮闲，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要成为权力的主宰了？如果在今天，有人主张乘坐风筝遨游全球，使用二踢脚征服世界，人们会以为这是笑谈、呓语，可为什么在政治思想领域，这种返祖现象，却可以堂而皇之之公之于世，而且，提出这种主张的，据说都还是所谓“精英”？这是否与对《论语》不当的评价有关系？是否与我们过分沉迷于“国故”、过分陶醉于所谓“传统文化”有关？如果真的按这些新儒家的蓝图去改变世界，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模样？看来我们对故纸堆不能再总是顶礼膜拜了！于是，写书人决定自触霉头，甘遭骂名，将自己读《论语》时的一些困惑，一些疑虑，整理成篇，公布出来。写书人虽然并不认为孔子就是通天教主，《论语》就是救世指南，也不承认世界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千年而常新的思想，但，对孔子及《论语》也绝无不敬之心，只是有些地方读不懂，有些事情搞不明白，以就教于时贤、新进，相信学界的硕学鸿儒，当下精英，以及广大的读者，会不嫌我的浅薄、简陋，有以教我！

有趣的是，当又一个异族君临华夏时，它的第一代皇帝清世祖福临，于入关后不久的顺治二年（1645年），又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不过，到了十四年（1657年），又改封为“至圣先师”，满汉终于一体了。自此以后，直至清末，孔子的封谥号未再更动。

尽管孔子生前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茫茫如丧家之犬，但身后的声名却十分显赫，自汉以后，备受青睐，时而封公，时而封侯，时而封王，几乎得到了所有朝代最高统治者最高规格的礼遇，时间长达数千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教师，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记载他言行的《论语》，更是中国每一个读书人的必读的教科书，时间也是长达几千年，这在人类历史上，大约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对我们民族文化影响之巨，自不待言。

至于对那些负有“治国平天下”重任的政治人物的影响，则应当另作分析。两千多年过去了，一代代王朝兴起又衰灭，一批批政治人物登台又退场，可是，谁能告诉我，哪一个王朝是孔子理想中的礼乐兴盛的王朝？哪一个政治人物是孔子期望的圣贤君子？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的确成就了“外王”的勋业，但“内圣”呢？“吾不知之矣。”他们可以读孔子的书，却未必听孔子的话，更不会事事照孔子的指示办事，所以，他们谈不上是孔子的好学生。

我们列举了一些《论语》的不完备，不完美，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对《论语》价值的完全否定呢？不是！完全不是！写书人所不赞同的，一是将其视为“句句是真理”的文化图腾；二是搞什么“全民读经”，让那些鲜活的生命，又被“子曰”所捆绑；尤其不能赞成的，是当代新儒家的“儒教立国”的呓语，他们哪里是要“立国”？分明是一种“民族自杀”行为！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正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我们民族新的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凭空创造，我们是，也只能是在已有历史的基础上创造，《论语》、儒学就是这个基础的重要组成之一。我们不赞成“儒教立国”，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可以不要儒学，《论语》作为中国文化史的源头之作，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毕竟影响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其中一些观念、思想、主张，还是具有永恒性，还是应当加以吸收，加以改造，成为组建我们民族新精神思想基石的有机组成部分。岂止《论语》及儒学，对我们民族全部的传统文化，我们都应当取这种态度；岂止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下的中国，已经融人世界，对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我们都应当取这种态度。只有这样，新一代的中国人，才能书写出新的经典，开创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新的民族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