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日廉，不污日洁，洁身自爱才能守住廉洁
廉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释为：“不受日廉，不污日洁。”“不受”即不接受不应得之利，是为廉。“不污”即不玷污清白之身，是为洁。廉洁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历经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已经成为高尚的内在品质和道德标尺。
包拯被百姓称之为“包青天”。他严于律己，可谓清廉如水，一尘不染。康定二年，包拯因在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县）明察善断，办案如神，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知州。端州是“端砚”的产地。早在唐代，端砚即负盛名。’它漆黑发亮，细润如玉，花纹美观，视之玲珑剔透，磨墨毫无音响，堪称世间珍品。一日，一个贵客亲临州府，送包拯一方石砚，说道：“大人每日躬笔耕耘，急需上砚。现送得一方，呈与大人，以为万民造福。”包拯说：“我多年皆用普通石砚，如此高贵的，当呈圣上所用，我用则糟蹋了。”说罢，他坚决不受。
包拯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后来，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直到庆历三年，当他即将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因此，人们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官清明。
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尤其是官场中，收受礼品不但不遭非议，反而成了一种善于待人交友，显示德高望重的殊荣。所以送礼之风日盛，许多人更乐此不疲，以收礼为荣，多多益善。包拯历来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持反对意见，认为它会助长恶习。所以几次上疏皇帝，请求明令禁止官员之间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O大寿，是值得庆贺的。可包拯认为在这种送礼收礼日盛的情势下，他60寿辰肯定会有人借由送礼。我老包一生清白，切不能在寿辰之时蒙上收礼恶名。于是决定，来人一概不见，寿礼一律拒收。在包拯60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官司礼太监。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之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给父亲观看。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六官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一去了。
如果每个人都洁身自好，就能保持廉洁。廉洁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一种伟大。只有廉洁才有实实在在人生，才能使高尚的头颅真真昂起。只有廉洁，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要赢得他人的尊重，就必须坚持廉洁自律、正派做人、公道办事。这种尊重与爱戴是花钱买不到的，是别人夺不走的，是物质享受比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廉洁，做到廉洁。它是人最美丽的外套，是心灵最圣洁的鲜花。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廉洁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追求。
汪洋湖24岁就已经是公社党委书记，29岁开始任县级领导，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永吉县委副书记，磐石、舒兰县委书记，吉林市委常委、秘书长，浑江市委副书记，省水利厅副厅长、厅长。按照时下一些人的眼光，他有着很多发财的条件与机会，但他对此视而不见，始终坚守一个共产党人的清廉品格，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商品。他说：“当官捞好处，那不是共产党的章法，是共产党的干部，就得按党的规矩来！”1994年，汪洋湖从吉林市往长春市搬家，去的是一台半截子车，司机直嘀咕，这得拉多少趟？结果半截子车还没装满，拉回的全部家当是一个书柜、两个木箱、两口水缸。1999年省里给汪洋湖分了一套新房，几万元就能买下，可是他却没有要，因为买那套房子得花4万元，家里存折上的钱连国库券都算上也不够。当时在长春市一个拿不出4万块钱买房的人家，算什么生活水平？当地人的标准就是困难户。由此可见汪洋湖的确清贫。但对于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共产党人来说，正是这份清贫，却让人们更透彻地看到了他的清廉品格。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