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朗西曼编著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是一本正统的剑桥学术书，但文笔典雅雍容，可读性强，且立场公允，不带有强烈的作者在场感；与我国宋明面对游牧民入侵亡国相比，拜占庭的覆灭更显得志气不挠，荡气回肠，拜占庭人受千年希腊罗马之风熏陶，大厦将倾之际，竟凸显出令人钦佩的公民意识和担当力；而奥斯曼人也展现出一支处于上升期的民族锐意进取的风范，与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宽容。

??在大量西方同类专著中，该书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是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在长达7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196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在大量西方同类专著中，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累计重印达18次之多。

序言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帝国迟暮

第二章　奥斯曼崛起

第三章　皇帝与苏丹

第四章　西援之殇

第五章　准备围攻

第六章　围城开始

第七章　金角湾失守

第八章　褪色的希望

第九章　拜占庭的末日

第十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

第十一章　战败者的命运

第十二章　欧洲与征服者

第十三章　幸存者

附录一　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参考资料

附录二　征服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教堂

译注

译者后记：论书中一处地名错误

参考文献

索引

??第四章?西援之殇

??特拉布宗皇帝并非唯一一个对穆拉德二世之死如释重负的人，西方各国普遍也流露出类似的乐观情绪。大使们根据来自苏丹宫廷的线报，对穆罕默德二世早年的失败大加渲染，以至于人们以为这位“无能”的新苏丹，不会成为西方基督教诸国的重大威胁。穆罕默德二世爽快地承认先皇与西方国家签署的条约，这更加深了人们的错觉。1451年夏末，当新苏丹即位的消息传至欧洲，前往阿德里安堡的欧洲使团络绎不绝。9月10日，苏丹款待了威尼斯代表团并续订了穆拉德五年前与之签署的和约。10天后，他又与匈牙利摄政匈雅提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拉古萨大使因为主动提出增加年贡至500金币，尤其获得了苏丹青睐。罗德岛骑士团以及莱斯博斯岛、希俄斯岛领主也纷纷派员满载礼物，前来朝贺，他们也都得到了善意的回馈。塞尔维亚君主不仅得到了自己的女儿，还被特许收回了若干斯特鲁马河流域的市镇。第一个抵达阿德里安堡的拜占庭使团原最为忧虑，不过他们也得到了苏丹的安抚并感到宽慰。苏丹不仅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王子支付一笔高达3000阿克切（Akce）的年金，经费来自原本属于奥尔汗位于斯特鲁马河谷的若干希腊市镇，以使后者维持体面的生活。甚至阿索斯山（Mount Athos）修道团（自穆拉德二世后承认土耳其宗主权）也认为可与土耳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新任苏丹看上去深受老臣哈里尔帕夏和平主义观念的影响。拜占庭外交官们小心地维护着与大维齐的友谊，并且收到了回报。但是，精明的观察家也意识到苏丹的温和姿态并非发自内心。他这么做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了在发起伟大战役时能够后方稳固。同时，大维齐哈里尔的影响力也远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大。穆罕默德二世从未真正原谅哈里尔在1446年的所作所为。哈里尔的盟友伊萨克帕夏已经被调往安纳托利亚，而副首相扎加诺斯帕夏素来与哈里尔不睦，何况他还是宦官赛哈布的挚友，后者与新任苏丹私交甚笃，并完全支持苏丹的扩张政策。

??然而土耳其宫廷的暗流涌动并不为西方国家所知晓，他们反而被威尼斯、布达佩斯传来消息所麻痹。经历了尼科波利斯与瓦尔纳的惨败，没有西方国家愿意再与土耳其兵戎相见。他们宁可相信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何况西方诸国受国内局势拖累，也缺乏出兵干预的准备。在中欧，哈布斯堡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三世此刻忙于筹备即将在罗马举行的加冕礼（为了获得神圣罗马皇帝头衔，他甚至放弃了德国教会的特权），甚至觊觎着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王冠——这必然导致匈牙利摄政匈雅提的仇恨。法王查理七世则忙于重建百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国土，同时还要防备国内心怀叵测的诸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后者的国土与财力都甚于他自己。菲利普倒是自忖具有十字军精神，然而当年父亲约翰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战败被俘，身陷囹圄，尚殷鉴不远，何况倘若他率部亲征，还要提防自己的公国被法王偷袭。英格兰同样受到百年战争的拖累，此时的国王虽然道德高尚，精神状况却不稳定，也就无心派出军队参与冒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苏格兰国王同样难以指望，而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正忙于对付境内的异教徒，也无暇他顾。唯一表现出对东方事务兴趣的西方君主是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他在1443年还继承了那不勒斯王位。此人的确醉心于发动对东方异教徒的远征，然而，他要求以获得拜占庭皇帝头衔作为酬劳，这一漫天要价的行为自然得不到拜占庭支持，于是西方的援助就更加渺茫了。

??甚至教皇国也认为新苏丹不足为虑。而一些希腊难民团体开始四处游说，希望西方国家在穆罕默德二世成熟之前采取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说客为一意大利人托伦蒂诺的弗朗西斯科·菲莱福（Francesco Filelfo of Tolentino，为希腊学者约翰·克里索拉斯的女婿），他曾向法王查理递交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援信，力陈组织新一轮十字军的好处，并断言此时土耳其人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然而他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1447年继位的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且心向学术，任内重大功绩之一便是创办了梵蒂冈图书馆。不过由于他深受流亡意大利的希腊学者贝萨里翁影响，对拜占庭心怀同情。然而即使教皇百般呼吁，也只是应者寥寥；何况拜占庭人对宗座并无好感，甚至连前任皇帝在大公会议签署的联合协议，都拒绝予以实施。

??君士坦丁皇帝对他面临的困境了然于胸。1451年夏天，他派遣安德罗尼库斯·拜尼奥斯·莱昂塔里斯（Andronicus Bryennius Leontaris）前往威尼斯为帝国招募克里特弓箭手，随后安德罗尼库斯来到罗马代表皇帝向教皇传达亲善之意，同时还呈交了拜占庭感恩聚会团体（Synaxis）的一封信函。信中宣称上一届大公会议由于大牧首被蒙蔽，应该是无效的。他们呼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新一届大公会议，保证东正教主教列席，并缩减天主教会与会人数。很多“拒统派”知名人士在信件上署名，不过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乔治·斯库拉里斯·金纳迪乌斯（Gennadius Scholarius，Georgios Kourtesios Scholarios，GeorgeScholarius Gennadius）是个例外，后者认定这番呼吁必然劳而无功——事情也果真如此。教皇既不准备推翻上届大公会议内容，也不准备谅解这些东正教异见者。尤其不幸的是，当拜占庭使者来到时，恰逢前牧首格里高利·玛玛斯辞职后驻留于罗马城内避难，他的添油加醋更坚定了教皇决不妥协的信念。尼古拉斯五世没有答复教士们的呼吁，在给拜占庭皇帝的回信中却要求后者利用权威，采取断然行动促成教会共融。教皇进一步指出，前任大牧首必须官复原职，拒不执行这项决定的希腊人应该送往罗马接受天主教的“再教育”。信中甚至有下列著名的句子：“如果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与民众接受了联合的决议，您会发现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将倾力支持您与帝国；然而如果你和你的人民拒绝接受，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拯救你们及我们的荣誉。”

??这样的最后通牒对皇帝而言于事无补，相反，它更坚定了金纳迪乌斯的反对。数月后，君士坦丁·普拉特里斯（Constantine Platris，绰号“英国人”，大概由于他是一名英国罗拉德教派难民之子）作为布拉格胡斯教会（Hussite Church）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在狂热的人群中发表了一番关于信念的演讲。当他回国时，拜占庭人交给他一封信件，信中严厉抨击了教皇的自负——此信得到了大量感恩聚会成员的支持，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金纳迪乌斯。然而，当苏丹懦弱无能的传言渐渐烟消云散时，拜占庭人的乐观情绪也随之消退，整个首都笼罩在一片肃杀痛苦的氛围中，而此时东西方教会的关系不仅未见进展，反而有所倒退。

??P56-59

??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然而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的长河中很难寻找出上述绝对的界限。在陷落发生前很长时间，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纪的思想依然在北欧盛行着。1453年以前开端的地理大发现已经深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但尚需数十年其影响才能在欧洲充分显现。拜占庭的灭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与上述变化息息相关，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当下立现。拜占庭的知识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1453年前半个多世纪，便有相当一部分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谋求更好的发展，在这以后，同样有学者从异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岛屿远赴欧洲“淘金”。奥斯曼实力的增长确实引发了意大利诸多商业城市的担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立即终止东地中海贸易，受到显著影响的只有意大利至黑海的商业航线。对威尼斯而言，奥斯曼占据埃及的打击要剧烈得多，而对热那亚而言，其在意大利商业霸权的动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失去拜占庭商业区的损失。

??即使从政治意义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当时奥斯曼人已经抵达多瑙河岸并威胁中欧，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难逃一劫—后者领土几乎萎缩至仅限衰败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难以与占据了大半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抗衡，何况土耳其还拥有那个时代欧洲最强劲的战争机器。诚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颇深。不过，那时的西欧诸国并无如此远见卓识，可以预料到奥斯曼的征服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并未因此显著改变其“东方政策”，甚至，他们是否具有一贯的“东方政策”都大为可疑。只有教皇或许表现出真正的不安与痛心，并开始策划反击，不过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对两类人而言，它还是至关重要的。于土耳其人来说，攻占该城不仅为他们带来了一座新都，还保证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欧亚交界要道，且位于奥斯曼领土中心，若始终掌握在拜占庭异教徒手中，不免令奥斯曼人如鲠在喉。单独是希腊人固然不值得畏惧，但从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一支基督教十字大军的可能，无疑会成为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直到今天，经历了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土耳其人依然领有该城，他们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对希腊人而言，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铭心。这是希腊人一段历史的终结。灿烂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台闪烁了千年之久，1453年它虽已衰败，但尚能苟延残喘。虽然帝都的人口不断减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拥有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罗马希腊学者。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罗马皇帝，令每一个希腊人自豪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个伟大东正教国家的一员。此时的皇帝或许对臣民的实际意义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贵且是上帝统治的象征。然而，随着皇帝与他的城市一同殉难，异教徒的统治开始，希腊人不得不为其生存而苦苦挣扎。所幸希腊文明并未消亡，这无疑源自其文明的内在活力与希腊人的勇气。

??对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腊人是一群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我的很多前辈对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虽对拜占庭抱有偏见，但也赞许其末日中体现的气魄。而在埃德温·皮尔斯爵士（Sir Edwin Pears）六十年前出版的专著中，对希腊人的同情与赞誉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某些现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显得略微过时，但因其扎实的考据与渊博学识，此书在今日仍颇值一读—我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在这之后还有相当的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成果。尤其在19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500周年之际，涌现了大量论文与著作。不过，除去1914年古斯塔夫·施伦贝格尔（Gustave Schlumberger）的专著与皮尔斯的作品，整整半个世纪，西方再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出版。

??在试图填补此项空白的尝试中，我借鉴了大量近代学者（不论在世或过世的）的相关著作，我将在注释中一一表达谢意。健在的希腊学者中，我尤其要提到扎基西诺斯（Zakythinos）教授与佐拉斯（Zoras）教授。在奥斯曼历史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r）教授，虽然其名作《“征服者”穆罕默德与他的时代》并未详细注明参考书目。关于土耳其早期历史方面，维特克（Wittek）教授的专著对我帮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学者我则首推伊纳尔哲克（Inalcik, Inalcik）教授，而吉尔神父（Father Gill）关于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著作也具有相当价值。

??我在附录中简要谈及了本书所用主要参考资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较罕见的。基督徒方面的文献，由德蒂尔（Dethier）教授在八十年前统一收录于《匈牙利历史文献》（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两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之第一部、第二部）。它们虽然成功付梓，但并未公开出版，且包含不少错误。至于穆斯林方面的资料，由于普通读者阅读上的困难，更加令人难以亲近。我希望我能为读者们提供其中的精华部分。

??若没有伦敦图书馆，本书将永远无法完成；我也要对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全体职员的耐心帮助表示感谢。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J.Papastavrou）先生为本书进行的校对工作，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与职员们的宽容与友善。

??关于本书译名的说明：

??我个人无法确保所有源自希腊语、土耳其语的译名均无懈可击。对希腊专有名词我尽量使用我个人认为常见、自然的形式。对土耳其专有名词我一般采用音译，除非是现代土耳其语词汇，后者我则使用现代土耳其语拼写。我将“征服者”苏丹的土耳其名称作Mehemet，而非Mahomet或Mohammed。我希望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谅我在书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词而非“伊斯坦布尔”（Istanbul，Istanbul）—因为倘若那样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嫌疑。

??斯蒂文·朗西曼

??伦敦1964年

??论书中一处地名错误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故而，这场战役数百年来受到历史学家的持续关注。在大量相关专著中，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03—2000）1965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自1965年至今，累计重印达18次之多。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国内尚无译介，译者在尝试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深感考据工作的繁重。盖因朗西曼先生学术渊博，书中旁征博引，所用多数资料，国内罕见，且因题材的特殊性，相当一部分内容源自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非英语文献——这更加深了翻译的难度。尤其是一部分人名、地名及术语，其具体所指及恰当译名颇需斟酌。在此过程中，译者发现朗西曼先生虽为欧洲中世纪历史研究大家，但书中某些细节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即主要探讨该书一处重要地名的错误。

??一、关于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的地名疑点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用第十章介绍君士坦丁堡5月29日城破前后的情况。而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其死亡及遗体下落，历来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且众说纷纭，几乎成为一桩历史疑案。朗西曼书中大致记录了三种说法：从土耳其方面流出，并盛行于意大利人黎凡特殖民地一带的版本表示，两名自称杀死了皇帝的土耳其士兵将一颗头颅带至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营帐，在场的拜占庭高官（已沦为阶下囚）确认了它的身份，苏丹于是下令将头颅置于某广场圆柱上示众，稍后更送往伊斯兰世界各王庭以显国威。第二种说法来自意大利人，他们提到，皇帝尸体一说从未被发现，另一种传言则是阵亡并被斩首了。第三种说法主要来自皇帝密友，希腊人弗朗茨——土耳其入发现一具尸体，袜子及护胫套上有双头鹰的皇家标志，并以此判断这便是皇帝本人，随后将尸首交予希腊人安葬。

??关于第一种说法，原书如此写道：

??A story was circulated later round the：Italian colonies in‘the L,evant that two Turkish soldiers who claimed to have kilied Constantine brought a head to the Sultan which captured courtiers who were present recognized as their master’s.Mehmet set it for a while on a column in Augustean Forum.then stuffed it and sent it to be exhibited round the leading Courts of the Islamic world.

??此段描述中，存在疑点的为一地名“Augustean Forum”，显然，这是某个广场的名字，从上下文可以判断，首先，该广场应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其次，广场的一大特征便是竖有圆柱。但它究竟对应君士坦丁堡的哪座广场，应当如何翻译呢？译者遍寻斯蒂文·朗西曼书中附带的君士坦丁堡地图，未见其踪影。当然，这也可能是原书地图过于简略的缘故。然而译者查阅词典及网络，均未见“Augustean Forum”。结合Augustean发音及东罗马帝国历史背景，译者首先联想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但奥古斯都约定俗成的英文拼写为Augustus，与Augustean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书中地图上同样没有所谓“奥古斯都广场”。译者进而想到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但奥古斯丁的英文拼写为Augustine，也与之不符。至此，关于“Augustean Forum”的正确理解及翻译，出现了难题。既然不能确认该词组的所指，也就不可妄加杜撰译名了。因此译者决定另换思路，考证出这个地名的精确含义。

??二、从不同资料来源对比该地名所指

??在原书中无法落实Augustean Forum具体解释，我想到利用手中不同学者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著作，经对比相似章节内容，发掘该地名更多线索。

??中文资料方面，国内关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著作，往往缺乏细节，如陈志强先生在《拜占廷帝国史》中，关于帝国灭亡时末代皇帝命运，仅提及君士坦丁英勇战死，但并未描述尸体下落。所幸日本历史学家盐野七生所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已被译成中文，关于君士坦丁皇帝最后的结局，书中记载如下：

??……

??至此，译者认为结论已经比较明晰了。本文考证的核心内容，是关于1453年5月29日，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阵亡后，其头颅示众的确切地点。就此事件本身，斯蒂文·朗西曼与译者引用其他四位作者的描述并无本质差异，他们都认同皇帝被土耳其士兵斩首，头颅被带到苏丹身前，并随后被放置在某地的石柱顶端（很可能他们均采用了1462年后希腊人达卡斯的原始记载）。——区别在于，朗西曼认为该地地名为Augustean广场，而安德鲁·诺沃与唐纳德·尼科则认为是Augustaion，盐野七生、罗杰·克劳利和米贾托维奇虽未指明地名，但给出了有益细节：该地位于君士坦丁堡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大皇宫附近，甚至给出了石柱名称——查士丁尼之柱。译者根据以上线索，对Augustean与Augustaion两地名进行辨析考据。而多达五个不同资料来源均指向Augustaion，同时，不论辞典、专著或地图，均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所谓Augustean广场。Augustaion广场不仅满足位于索菲亚教堂及大皇宫附近，竖有石柱（包括查士丁尼之柱）等重要特征，且在君士坦丁堡古城大皇宫区仅有这一个大型广场。

??综合以上资料可见，斯蒂文·朗西曼先生的记载仅仅为一个孤证，而大量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表明，皇帝头颅示众的场所，应该为Augustaion。译者可有把握地认定，所谓Augustean一词，应为Augustaion之误。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极可能是原作者在不同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英语）中来回转译所造成的疏漏，当然，也可能是简单的笔误。虽然这个错误看似微小，但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不纠正，也会对读者延伸阅读或进一步钻研，造成困扰，更会为国内读者的理解带来难题。

??至于这一地名（Augustaion F0rum）的中文翻译，译者认为不可望文生义，简单处理为诸如奥古斯都或奥古斯丁广场——君士坦丁大帝兴建此广场最初是为了纪念母亲海伦娜太后，这也是广场名称的来源。罗马帝国男性皇帝一般称奥古斯都，而女皇或皇后、太后，则往往用奥古斯都的阴性格式“奥古斯塔”（Augusta），因此译者认为，该地名的中文名称，译为“奥古斯塔广场”为宜。

??马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阅读过斯蒂文·朗西曼的多本作品，其中包括这本书，作为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的初学者，当时便深有感悟。

??最深的感悟是作品具有的浪漫情调，远非学院派著作可比，不仅读起来平实无华朗朗上口，毫无学究气，而且内容易懂贯通性强，凸显学养之厚重。他的作品在国际拜占庭学界浩繁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不是独树一帜的话，那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够联想到这位睿智的作者，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拜占庭史专家）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他过人的历史叙事功底，这段精彩的传奇在他雍容高雅的文笔下，显得跌宕起伏、令人唏嘘。

??——《历史》（History）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一位以其权威著作改变了我们对拜占庭、中世纪教会及十字军认知的历史学家。

??——《卫报》（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