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作者哈罗德·埃文斯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

1981年《泰晤士报》被默多克收购，至今仍为英国报业一桩憾事。回忆往昔，主编埃文斯讲述了当年捍卫编辑主权和新闻理想的战斗，将个中隐情娓娓道来。《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一书亲历历史事件现场，披露出默氏工于心计的手段：操纵法律和政府，左右新闻报道。

《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洞悉了弥足珍贵的默多克传媒帝国早期岁月，回响深远，折射出酿至默氏日后“窃听丑闻”之败的媒体文化。

新闻专业主义与专制权力、商业利益的碰撞，孕育了传媒垄断时代的巨变。是应变？是附逆？《泰晤士报》沉浮起落的余绪，也是衡量政治、经济与媒体关系的标尺。

再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1章 《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克罗斯曼日记

第2章 DC-10空难

第3章 菲尔比间谍案

第4章 反应停丑闻

第5章 世纪大拍卖

第6章 担保

第7章 比芬遗失的百万英镑

第8章 第十任所有者

第9章 信任问题

第10章 《泰晤士报》的前世今生

第11章 初版

第12章 黑衣修士记

第13章 改头换面

第14章 政治和金钱

第15章 阴谋

第16章 消失的所有权

第17章 殉难日

后记

鸣谢

附录1 默多克大事记

附录2 媒体荐言

让内阁暴怒的秘密日记

罗伊·汤姆森从不在星期六造访《星期日泰晤士报》。我们总是通过电话交谈。1975年1月25日夜间，他和儿子肯尼斯一起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想必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们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而我则告诉他们：“你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夜晚。”

眼下，印刷机器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我预料到政府随时可能会授权一道法庭令来阻止我们。总检察长办公室威胁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律师也严阵以待。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当时身在契克斯别墅。应他的要求，一名唐宁街的通讯员前来取走了初版的两件副本。

引起官方如此震动的，是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占四个版面的报道。我无视内阁秘书的警告，面临违反《国家保密法》的刑事诉讼，不管多少人竭力阻止我，也要公布摘录的克罗斯曼日记。当然，这也是首次对该日记内容进行的一系列长篇选载。

作者理查德·克罗斯曼是前英国劳工部长，他知道公布日记内容必定遭遇阻碍，因此留给妻子和遗著保管人的遗嘱就是顶住官方压力发表日记。我决意公布这个重要的秘密，但也担心政府会颁布禁令阻止我们。所以即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内部，也只有6个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2名报社．律师、我的副手弗兰克·贾尔斯、印刷总管和负责页面设计的罗恩·豪。

深夜，印刷总管独自排完了10 000字的选摘。毛条校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调墨。按照惯例，我通常会在周六晚间给白厅送去印刷副本。然而这次，我决定隐瞒不报。

肯·汤姆森看起来有些担心。他的父亲透过那副厚重的眼镜眨了眨眼睛：“哈罗德，你很开心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感觉自己好像站在被告席上一样，“里面都是有关内阁会议的事情，没有触及国家机密，完全符合公众的利益。人们有权知道政府的管理手段……”我向他保证，律师已经给出过建议。

“值得一读，不是吗？”他说。

然后，汤姆森勋爵愉快地走到前门，有力地告诉门卫闩上那扇巨大的双开门。他的手中还拿着可能引火上身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或许能拖延禁令，为分发更多的副本赢取时间。任何的法庭禁令都能通过电话当值的法官传达。身后紧锁的大门，也是我们身处困境的象征。

1967年至1981年，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从事了14年编辑工作。对于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办公室到河岸街法庭的这条路线，我早已不再陌生。除非要为少数的诽谤案件辩护，否则我很少因为报纸发行的事情站在法庭上。

这次，我之所以出现在法官面前，是因为当局或者某些公司、个人试图借法律之手，阻碍《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真相”的权利。北岩勋爵说过：“新闻，是某些人在某些地点总想要阻止发布的信息。如若不然，就只有广告。”很少有人不同意他的第一个论断。

《星期日泰晤士报》并非想找法律的麻烦，只是罗伊·汤姆森打造的这艘新闻“大舰”与专制政权起了冲突。这个并非空想的、遥不可及的政权能打造一架明知会坠毁的客机，欺骗小额储户，掩人耳目地剥夺社区铁路，售卖致畸药物并拒绝合理赔付致残者。它甚至能以国家之名，反对一名官员日记的出版。

报业帝国的老帝王

不论怎样的故事，总能造成剑拔弩张的局面。我们每每涉足充满困难和争议的新闻工作时，罗伊·汤姆森就会受到政客和各界的质问。他却总是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印在一张卡片上，放在他随身的口袋里已有25年了。他谓之“信条”。

我要着重强调，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从任何汤姆森集团旗下的报纸收买或影响编辑的支持。每份报纸都要通过自己的方式，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在没有汤姆森集团总办公室的建议、审议或引导下，自觉践行上述规定。如果一份报纸的社论专栏，无法在技艺精湛和富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手中自由、独立地运作，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常态”可言。我的政策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如既往。

1966年，我与汤姆森初次相识。那年，他72岁。

他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在1953年购得《苏格兰人报》时，已经拥有了北美众多小报。然而，汤姆森真正发家是在60岁之后。每天早上8：45，他都会准时步入位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社。他总是头上斜戴着一顶黑色的霍姆堡毡帽，身着一身闪亮的双排扣西装，搭配一条宽裆西裤。他在衣着上一毛不拔。1964年，为了庆祝受封为汤姆森男爵，他专程去博柏利排队购买了一件从75英镑降到40英镑的羊绒大衣。

汤姆森喜欢别人这样来介绍他：“《泰晤士报》赋予了这个男人伟大和权力。”他是一个倾听者，也是一个倾诉者。他可以为所欲为，打断满是政界权贵的午餐会，献上一段粗俗的笑话：“喂，我说，你们之前听过这个笑话吗？”他也可以在与周恩来和赫鲁晓夫的会见中，分别向二人推介银行业务和资本主义(他与赫氏私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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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伊始，默多克前去拜会了首相撒切尔夫人。二人谈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哈罗德·埃文斯。此时，距默多克接管《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仅10个月有余。

作为当时《泰晤士报》的主编，我是默多克的一块心病。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当年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我保证，《泰晤士报》不会受到政治干预。讽刺的是，这些誓词最终在撤切尔政府面前让步，并在日后帮助默多克逃过了反垄断委员会的调查。一些重要的保守党党员，包括在野党都认为，根据《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理应就默多克的收购案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的解决方案。

这并非无理的要求，与保守党对待竞争的原则也绝无出入。要知道，默多克是在求购销售量最大的品质周报和全英最负盛名的日报。此前，他已经拥有了最畅销的日报和周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1979年的大选中，这两份报纸无一例外地倒向了撤切尔。1981年的收购案中，撒切尔的意志也贯穿于政府讨论的始末。同年1月22日，她宣布这宗收购案不存在任何垄断嫌疑。默多克在撒切尔最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支持过她，她势必会在日后为默多克保驾护航。

作为新一任英国贸易大臣的约翰·比芬，在他升入下议院五天之后，让事情变得稍显不同。默多克的收购需要有条件地进行，即保证编辑的独立性。这也在默多克的意料之中。默氏的承诺让我印象深刻，我还曾帮助他们在《泰晤士报》内部做过系统的阐述。

我深知默多克对待承诺小心谨慎，就像魏玛共和国发行马克一样。但是，国务大臣为这些承诺增添了法律保障，意味着违背承诺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参加完下议院辩论的第二天，默多克这样和我说：“见鬼，如果我和你说话，我就得进监狱。”这看起来像个天大的玩笑。“假设我能另辟蹊径，毁掉那些承诺，并且炒掉一名主编，结果会如何？”他问召集起来的《泰晤士报》员工。“答案很简单，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也会毁于一旦。”

没过多久，默多克便计上心来，把我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撒切尔。一时间，我似乎被大材小用了，我理应担任某个更高、更有意义的公职。默多克的挫敌之道，让撤切尔很是着迷。事情也被摆在桌面上和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讨论。

默多克的立场是，我不是一个好的日报主编。但他实际的中心意思却是，埃文斯不是保守党的党员。帕金森曾对一名同事说：“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这非常重要。”在首相和党主席的眼里，我的非党员身份增添了不可靠因素：埃文斯手中的《泰晤士报》能否一心一意地支持撒切尔和保守党？这原本只是一个疑问，却在默多克的添油加醋下愈演愈烈。

马岛战争前夕，社会民主党派的崛起以及撒切尔糟糕的民意支持率，让唐宁街10号和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党内极端主义倾向开始显现。1982年，体育协会主席迪基·季普思结束了五年任期。帕金森四下环顾，表示要为这位前英格兰橄榄球队员寻找一名继任者。

可爱的帕金森注意到，滑雪是我除报纸之外的第二大爱好。使出如此一招，我一来不会怀疑这是骗局，二来也能欣然接受。可惜的是，我对和季普思纠缠争球没有兴趣。后者不久便成功连任。我才53岁，从来就没有想过早早地从新闻业退休。

默多克没有就此罢手，他一直在寻找支开我的正当理由。在《泰晤士报》内部，默多克找到了他的秘密武器。报纸易主不久，一些改变多少会引发不安。他利用这一点，否决了议会赋予我的编辑自由，打破了他对议会的承诺，并且离间了我与我的副手查尔斯·道格拉斯一休姆。

自打我担任主编开始，默多克就希望《泰晤士报》能成为撒切尔在英国的骁勇战士，充当在美国的里根的坚强后盾。尽管在通向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发生了些许奇怪的事件。可最终，事情却逐步演变成与崛起的社会民主党的冲突。

关于货币主义的优点，默多克与我就曾在我住所的门阶上爆发过一次争吵。保守党内的一排排诽谤浪潮，给我扣上了“挥霍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帽子。默多克的总经理杰拉尔德·隆执意要我说明，为什么在政府宣布经济衰退结束后，还允许《泰晤士报》的报道大唱反调。1982年新年之际，默多克暗地勾结政客和知名记者，强化他展开人身攻击的阵营。他大费周折，宣称我俨然一副社会民主党人的模样，并游说保守党后座议员媒体委员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该委员会主席杰弗里·约翰逊一史密斯稍后就表示：“我们知道你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然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默多克控诉我挥霍无度的。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仿佛在告诉世人，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闻。眼下这个阶段，他和我玩起了政治游戏，一切就从他编制的免责声明开始。他极力掩饰，并暗示手下通过政治活动对我展开批评，例如“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没有良心”。

我对这种代号并不陌生。默多克收购报社不久，我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在报纸上，我撰写了一篇标题醒目的社论——《撒切尔夫人，你大错特错了》，总结了我过去几年关于经济领袖的报道。其中的立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文章以撒切尔公布的经济报表为蓝本，对其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起初收到的百余信件，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乎都是赞同之声。

两周以后，我被任命为《泰晤士报》主编。这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内容是他和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

在英国大使馆为总统举办的招待会上，我和首相谈及了你的新任命。我向她建议说，《泰晤士报》需要你这样的主编来打破常规。她说她很喜欢你，《泰晤士报》也需要改头换面。但是，她不确定你是否拥有“坚强的靠山和坚定的信念”。她认为对一份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来说，以上因素很重要。

布兰登评论道：“她也许是在担心，你不能像前任主编威廉(李斯一摩格)一样支持她。尽管这是一次私人谈话，但是其中信息还是有必要告知于你。因为，谙熟首相对一个人的看法，是非常有用的。”

1981年2月，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我对此深表理解。然而一年后，事情的发展轨迹却出乎我的意料。坦白地讲，我感到非常震惊。没错，我并不是保守党党员，但我也绝非社会民主党、工党或者自由党的党员，更不是什么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我的选票是根据判断投出的。1979年大选中，我投给了撒切尔。但是，个人的投票记录与职业信仰关系甚微。一份独立报刊的最高标准，就是避免新闻记者活跃在政党活动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大选中捞得资本。

1980年，威廉·李斯一摩格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来到了位于杜伦郡的一个矿工小镇切斯特。1959年，我也曾受邀以自由党人的名义，参加在柴郡保守党选区的竞选。不过，我拒绝了这个邀请。在新闻工作中摆脱党派干系绝非易事，多数记者很难不受影响。主编作为报纸的监督人，更应拒绝从政府手中接过任何政治荣誉。我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对此举送上诚挚的祝贺。

《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一份独立于政党的报纸，在我担任编辑的14年间，报纸仅支持过一次工党和两次保守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的独立性至关重要。首先，这是一份天天和新闻打交道的报纸。其次，与其他的民主国家相比(如美国)，英国的在销日报更容易被党派意见所左右。

让我们来看一则保守党的最优计算：若《太阳报》-《镜报》=零，则《每日邮报》+《每日快报》=保守党阵线。这会体现在新闻的选取和陈述、专题报道和头版头条中。纵观严肃报刊，《金融时报》是中立偏右，而右派《每曰电讯报》的读者群是左派《卫报》的三倍。

但这并不意味着，《泰晤士报》也要成为政治砝码。长此以往，《泰晤士报》一定会失去自我，变为墙头草随风倒。届时，报纸的新闻和观点会受到政党忠诚的影响，这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损失。某种程度上说，对党派的忠诚可能被视为一种优点，因为报纸会得到回报。但是，独立较之为一个更高的理想，我们理应为此努力。更有意思的是，独立性能服务于读者，让政客不敢越轨行事。

《泰晤士报》有史为鉴。托马斯·巴恩斯被认为是《泰晤士报》最伟大的主编之一。他打破了拥护执政党的传统，坚信自己是对公众，而非对政党或统治者负责的。报纸应当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运作的理念，正是从巴恩斯那里传承下来的。“二战”期间，《泰晤土报》经历了一段灾难——对纳粹德国的姑息纵容，这与时任主编的杰弗里·道森脱不了干系。他个人对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忠心耿耿多少产生了影响。《泰晤士报》视自己为政府和政党的附属之时，亦是其沦为平庸之日。

1981年至1982年，关于独立性的措辞，引起了撒切尔和保守党政府的敌意。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政策的阐述面面俱到，一丝不漏。其中一些担心经济受到了冲击，很多则得到了赞同。财务大臣就向《泰晤士报》表示，在与公职人员的薪酬之战中，我们的支持非常重要。反对派工党的苦难经历得到了忠实记录。我也能保证，关于社会民主党崛起的报道和评论是全面且公正的。就此，撒切尔的保守党批评者有了施展拳脚的平台。

我和撒切尔的个人关系还算过得去。直到《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丹尼斯·撒切尔介入建筑申请计划的报道。作为报纸主编，我不认为频繁拜会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是必要的。然而，有十年的时间，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与撒切尔会面。个人而言，我很钦佩她的执著。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她都保持了相同的姿态。然而，她对异议的领会能力让人不敢恭维。撒切尔可以谅解全盘的反对，却很难适应友善的批评。别人都期待得到帮助，她却欢迎对手的发难。于她而言，没有永远的反调，只有信心的缺乏。我反对工会的禁令，特别是新闻业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让撒切尔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在其他事情上和她保持一致？这一定是谬误。埃文斯不是那么“值得信赖”。

如果说撒切尔不是履行编辑独立性的理想人选，她也不会是第一位乐于看到新闻业健康发展的首相。啥罗德·威尔逊曾发起过反对诺拉·贝尔奥夫的活动。后者是《观察家报》的政治记者，她的老板兼主编大卫·阿斯特对威尔逊很是反感。当时，正值反垄断委员受理罗伊‘汤姆森求购《泰晤士报》一案，威尔逊在首相别墅与汤姆森共进了晚餐。晚餐后，他还建议汤姆森炒掉自己的政治记者大卫·伍德。这个建议后来被打入冷宫。

1967年和1982年《泰晤士报》的区别就在于其所有者——罗伊·汤姆森和鲁珀特·默多克。二人表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外来的小子在英国报界游刃有余，辛勤耕耘又极富魅力，热爱金钱又相当保守，在多样化经营方面也都大获成功。

不过，两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汤姆森天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质。然而，他为此也弄得自己伤痕累累。汤姆森似乎很享受泄露秘密。他始终维护编辑的独立性，秉信报纸的职责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他不善伪装。他向商界同仁提出建议，但从不指手画脚，或者寻求他人的奉承。他可能有些刻薄，但绝不向恐惧低头。  1963年，就在首相顾问委员会考虑给汤姆森授勋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却在同一时间对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的政策大加批评。政客和商人抱怨他对此视而不见，任由他的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胡闹。对此他缄默不语。汤姆森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宁愿保持沉默。”在一群议员面前攻击自己编辑的事情，他断然不会加以考虑。

在我供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14年里，汉密尔顿仅有过一次，试图引导我向经营者偏好的政治路线靠拢。事情发生在1974年的大选期间，他和善地建议我说，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为工党帮腔，汤姆森先生会很不高兴。周六晚些时间，我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了汤姆森我们的立场。他表现得泰然自若，先是给希斯和威尔逊做了精辟的点评，然后总结道：“嗯，不过啥罗德，一切还是取决于你……今晚的事情还顺利吗？”

汉密尔顿也就此罢手。汤姆森从来没有施加过什么压力，都是汉密尔顿自己的判断，谨慎使然。

汤姆森对他的商业判断信心满满，却在政见方面不求权重。他是个保守的人，但他的保守主义和塞缪尔·斯迈尔斯…一样朴素。默多克则散发着工厂机器的味道。经过早年自力更生的艰苦生活，汤姆森身上具备了先驱者正直、谦逊和节俭的品质。他对自己的成功也惊讶不已。这种天性是由内而外的，而非由外而内的。让人感到稍显古怪和偏颇的是，他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复制自己的成功。

相比之下，默多克的保守主义就和自立、朴素的人生哲学扯不上关系了。金钱和权力才是滋养他的源泉，手段无外乎控制、操纵和审时度势。他的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利益的出现能让他搁置一切主义，自然这些信念也就算不上根深蒂固。他支持政客，也是基于他们能够赢得权利和赞同的前提。任何时候，一份报纸的独立性在这位经营者的需求面前，都毫无地位可言，只能充当其个人的工具。

和默多克一样，汤姆森视办报为一种挣钱的手段。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威廉所说，汤姆森持久的贡献在于，他努力保持了报刊在不断复杂化的商业环境下的专业性。默多克则认为新闻业是生意的一部分。新闻报道成了商品销售和个人权力交易的附属品。这种经营者的特点让人倍感厌恶。啥特维尔勋爵是《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总编兼经营者，但他却堪称新闻总编的楷模。同样，《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也是如此。

汤姆森与社论的分裂，往往被描绘成追求利益的产物。这种解释真是大错特错。很多时候，《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土报》的社论题材，都会影响到汤姆森的钱包。记得有一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和之后一系列的报道，对早年北海油田开发许可证的问题进行了全盘报道。报道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汤姆森的商业利益，但他从来没有私下抱怨过。

汤姆森一行工作组还曾就出手电视台的问题，计划与圭亚那政府会面。然而，就在前一天，报纸刊登了一则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当地大选的报道，这队工作组随即被请出了圭亚那。还有一次，公司董事长戈登·布伦顿出行南非，我们也做出了相似的举动。多年之后，偶然得知这些事情的影响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当我获悉自己阻止了一笔汤姆森亲自发起的交易时，多少还是会开始讨厌这些记录。

某个星期六，汤姆森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摩门教朋友告诉他，《星期日泰晤士报》可以取得隐居的百万富翁霍华德·休斯…的自传。就在当时，有一部克利福德·欧文给休斯撰写的伪自传。汤姆森得到内部消息，休斯准备重新出山，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就飞到了迈阿密，却一直没能见到休斯本人。他的律师切斯特’戴维斯和摩门教助手，在汤姆森与休斯的住所间来回穿梭。谈判中汤姆森的失礼让我大跌眼镜，好在他调整了过来。得知对方接受了我们给自传和连载版权的报价后，汤姆森喜出望外。

不消两三天，最终的细节文本就能够出炉。此时，休斯的随从却在本书的编辑控制权上不肯让步。我告诉汤姆森，这是不能接受的。就在对方还在极力反对时，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这笔交易。几个月后，我们推出了一本关于骗局的小书。休斯诸人为此向汤姆森大发牢骚。我听到他这样评论道：“嗯，是本好书，写了不少有趣的事，我很喜欢。”

有传闻说，汤姆森只读报纸上的广告，间或读点编辑内容。他也喜欢清点广告数量。不同于默多克的是，他有兴趣和耐心阅读长篇报道。在飞往迈阿密的途中，他通篇浏览了《观察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并给出了高明的意见。(另一个典型事件，当我带着《迈阿密先驱报》和《华尔街日报》出现在早餐会上时，他嘲笑我是铺张浪费。)

从汤姆森到默多克的转变，也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过程。报社诸君也在暗夜下日渐式微。在汤姆森父子手中，编辑独立性是完全的、纯粹的。这不单纯是一个事实，更多的是一种赞美。借由正当的自由和资源，新闻报道得以大显身手。

不可否认，新闻业的自由与政府和法律不无关系，外在的约束是十分必要的。我也花费了编辑生涯的大多数时间来寻找暗藏其中的中庸之道。1974年的格拉纳达市政厅演讲因为法律的蔑视和自满而搁浅。较之美国新闻界，英国的新闻界只能算“半个自由身”。在我看来，这个称谓现在仍然适用。

对《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说，它完全有能力摆脱身上的桎梏，在谋求公众利益上取得成功。因为，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内部自由，还有一群能够把握机会的优秀员工。汤姆森和汉密尔顿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支持。当有人试图借法律之手堵住我们的嘴巴时，他们会在背后无怨无悔地提供金钱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创造的环境，抚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天才记者。真理难以捉摸，但这些记者都清楚，这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

汤姆森时代的晚期，印刷联合工会的游击战术腐蚀了这种内部自由，这种精神也在汤姆森集团的高层中逐渐垮塌。1981年，屹立20年不倒的内部自由，终于经历了鲁珀特·默多克的围城之困。本书首先描写了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担任编辑期间，汤姆森时代的风格和价值观。我们在各种新闻报道和调查性活动中大显身手。随后步入默多克时代，揭示我在《泰晤士报》经历的种种令人不悦的内情。

我所经历的默多克时代与汤姆森时代的区别在于：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岁月里，我们的全部精力一致对外；而到了《泰晤士报》，却致命地倒向了内部。试图限制《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自由和卓越性的法律以及行政当局韵保密性条款，统统属于外部限制。但是在《泰晤士报》，压力来源于内部：经营者违背了他对议会的担保，弱化了对报纸角色和特征的自省。

报纸对其有义务承载的希望来说，是一个易碎的容器。即便它能做到最好，也永远无法阐明沃尔特·李普曼所称的“无形环境”。我们无法为自己监控复杂的力量和机构，但这些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存。一份自由、开化、多样、诚实以及资源丰富的报纸，只有通过不断地尝试。如果能尝试成功，静观其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与此同时，理解下面两个相去甚远的限制区域的性质，对我们极为重要。首先是外部：法律和惯例的累积，限制和惩罚了自由调查——本书关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章节给出了实例。其次是内部：一名主编在经营者、严肃新闻报道的可用资源、团体、员工意志和印刷工会面前的脆弱性。正是基于内部的自由，加上一群技艺精湛且团结的员工，还有一名愿意支持编辑价值取向、企业运营和承担风险的经营者，《星期日泰晤士报》才得以在公共政策领域起到作用。没有内部自由的话，生产一份品质报纸的希望会很渺茫，更没有什么希望能挑战外部的限制。

最终，一切的成功或失败都将取决于经营者的价值观和判断力。一份报纸的娱乐性和宣传性或许在商业上很成功，尽管其主编的权力遭到削弱，经营者也会反复无常地干涉——比弗布鲁克的《每日快报》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但是，没有哪份致力于公众事务的报纸能用这种方式取得成功。这需要坚定的意志，以及经营者、主编和员工的齐心协力。有人立马会想到沃尔特家族和他们的《泰晤士报》主编，还有奥克斯·苏兹贝格家族和他们的《纽约时报》主编，对斯科特信托负责的《卫报》主编，格雷厄姆和他们的《华盛顿邮报》主编，《金融时报》的皮尔森·朗曼、戈登·牛顿爵士和杰弗里·欧文。当然，还有阿斯特家族和汤姆森家族。他们所有人都为对卓越的追求提供了环境。  每一段伟大的伙伴关系，都承认了可行性和利润率的重要，以及编辑客观性的首要地位，其间绝不能有矛盾发生。多年以来，赢利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直至受到产业骚乱的打击。一份伟大的报纸在其巅峰时期，不仅仅是为个人所有，而且是一个公共信托。那是《泰晤士报》百年的传统，也是《星期日泰晤士报》一代的惯例。这就是为什么议会和汤姆森要求鲁珀特·默多克在他的所有者身份下，保证编辑的独立性得以延续。

默多克承诺主编将会控制各自报纸的政治政策；他们在确定的年度预算内拥有自由权；在选择和平衡新闻与观点的时候，主编无须听从经营者或管理层的指示；下达给记者的命令，只能来自他们的主编；未来任何所有权的买卖，都要得到独立全国董事的多数同意。

在我担任《泰晤士报》主编的日子里，默多克打破了以上的全部承诺。3月4日，就在他向我索要辞呈前不久，曾经找来了《泰晤士报》国内新闻的主编弗雷德·埃默里，并把他的观点直接告诉了后者：“我给我全世界的主编都在下达指示。为什么在伦敦就不行？”他想起了对内务大臣的许诺，说：“它们不值得写在纸上。”

默多克是对的。担保不值得写在纸上——除非经营者分享了其中的精神。如果他做到了，它们不过是漂亮的装饰罢了；如果他没有做到，它们就没有可行性可言。进一步的强调毫无意义可言。内部自由无法通过外部的规定取得。对于泰晤士报业公司和《观察家报》，国家已尽其所能，就私人企业的管理尝试制定规则。国家的真正任务，必须是公正和有效地执行《反垄断法》。收购一旦得到批准，官僚机构就可谓鞭长莫及了。

自从垄断势力的危险性得到了普遍承认，我们的坚持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引用《公平交易法》的话说，这是对“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的威胁。如果需要的话，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公平交易法》应具有强制性的明确义务，促使现有出版物所有者多元化，同时保证其经营活力，至少在创办新的全国出版物更有希望的那天之前。这里的主要制约保留了另外的垄断势力，即印刷工会。他们已经让新公司的起航变得异常昂贵。印刷技术革命所创造的机会，也受到了工会的阻挠。

对编辑担保的保护微不足道，或许还具有欺骗性。在泰晤士报业公司，它们给垄断势力毫无必要和危险的扩张提供了可以为人所接受的气氛，并且暗示说《泰晤士报》的传统已经得到了保留。章程的理论是，几位独立全国董事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作为设计师之一，我也是深信不疑。

我在《泰晤士报》的这段时间并没有特别注意让章程得到随时通报。针对此番无作为的批评是相当公允的。我一直在忙于报纸的事情，没有与干涉做过多的纠缠，直到当年的晚些时候。我没能认识到惯例改变的重要性。在汤姆森时代，每逢月例会，主编都会受邀与全国董事共进午餐。默多克留意到，主编再没有用这种方式与全国董事会面。我现在知道了，他是如何用那样的董事会午餐时间慢慢下毒的。

事实上，我仍不相信报纸陷入每日的混乱后，全国董事有能力保护他的主编。这与他们理论上的权力没有关系，增加或确保这样的权力也不会有所不同。在危机中，例如我所描述的所有权纷争，他们能起到作用。尽管如此，对编辑事务的干涉，不可避免地危害到了叫苦不迭的主编和愤愤不平的经营者之间的未来关系。这就像是搬弄是非。

另一方面，主编和经营者每天都会产生数不清的问题，仲裁显得很不现实。极具代表性的是，那天默多克把手放在一张《太阳报》的照片上，比较了《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并大声说道：“你瞧！那儿有你需要的全部有关波兰的东西。”

有人向独立董事投诉了吗？或者应允了经营者的“建议”，或者做了其他斗争？没有任何外部的监督体系能从这样的经营者手下保护主编。

相比之下，我再次记起了罗伊·汤姆森的“信条”，他将之放在随身的口袋里，准备随时回应任何对编辑独立性的挑战，我认为时至今日，它仍然值得回味：

我要着重强调，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从任何汤姆森集团旗下的报纸，收买或影响编辑的支持。每份报纸都要通过自己的方式，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在没有汤姆森集团总办公室的建议、审议或引导下，自觉践行上述规定。如果一份报纸的社论专栏，无法在技艺精湛和富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手中自由、独立地运作，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常态”可言。我的政策现在如此，将来也会一如既往。

让一个陷入商业窘迫的经营者，凭借其政治本能介入一份质报的运营，势必会腐蚀报纸的水平。这不需要明显的戏剧效果，当它发生时，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害处，不过是坚持以删减新闻报道为代价，增加体育版的篇幅；以成本为由关闭海外分社；在经济状况上提供指导。

正所谓水滴石穿，报纸的权威和品质迟早要被破坏，有时还会是极富戏剧性的。希特勒日记的新闻报道，就是《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遭受深层腐蚀的例证。两份报纸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它们各自的特性变得难以辨认。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经营者的精力都放在了编辑判断和编辑经验带来的成本上。《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曾有人警告说，日记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并要求进行更多的调查和检验。最初，《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也高度怀疑其真实性。责任自然归咎给了戴克(他也是泰晤士报业公司的董事)，正是他为日记做出了轻率的确认，称其为“真正的正品”。

我的前同事、现任《泰晤士报》主编道格拉斯一休姆，也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我闻出来了，”他在BBC电视台，坚称日记是真的，“我是一名准历史学家，我们闻得出老式文档的味道。它们无疑散发着那样的气味。”然而，一旦默多克陷入谈判和独家新闻的兴奋之中，道格拉斯一休姆便会把所有严肃的新闻准则抛之脑后。

默多克和他的高管们把精力都花在了坐飞机上，从纽约到伦敦再到纽约再到汉堡，最后回到纽约。他们在有关价格、发行日期和保密需求的问题上钻营谋取，展示出了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来自伦敦新闻国际公司的杰拉尔德·隆被派往了苏黎世的地下室。默多克的人与泰晤士报业公司断了联系，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只因默多克庞大的媒体和电视帝国，足以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相同的资料。《泰晤士报》的主编走进了地下室。

就在报道刊布的两天前，独家的世纪新闻从《星期日泰晤士报》那里传到《泰晤士报》，然后再次回到《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希特勒的秘密日记公之于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轰动的披露》、《他对爱娃·布劳恩的柔情》、《给你不一样的希特勒》……但是在强制性的过程中，两家报纸牺牲了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对事实的确认。

默多克的道歉暗示希特勒日记事件，与196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墨索里尼的假日记无异。事实并非如此。墨索里尼日记是由汤姆森的一家子公司购买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从未承认过日记的真实性。恰恰相反，《星期日泰晤士报》才是全英首家披露日记造假的报纸。

毫无疑问，希特勒日记事件将会成为有趣的奇事，与之相伴的还有历史上的其他骗局，不过一条重要的原则处在了危险之中。有人认为那是对历史的冒犯，严肃类报纸上绝不能出现商业的面孔。我的观点是，默多克绝不会苟同这点。当他得知日记是假的时候，他安抚了泰晤士报业公司内担心公信力的编辑们。

“毕竟，”默多克说，“我们是在做娱乐产业。”

是吗？

当我离开《泰晤士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和同事或被开除，或主动辞职。我应当在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助理编辑伯纳德·多诺霍，国内新闻主编弗雷德·埃默里，驻美专栏作家亨利·菲尔利，商业新闻主编艾德里安·汉密尔顿，驻美艺术主编约翰·希尔博恩，特稿主编安东尼·霍登，设计主管埃德温·泰勒，助理编辑奥斯卡·特尼尔，国内新闻文字编辑理查德·温茨，驻纽约通讯记者彼得·沃森，驻苏格兰通讯记者乔纳森·威尔斯博士。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有关新闻业行为与道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时也是一本著述单份报纸特定历史事件的最优作品。”

——《文学评论》

“杰出的作品……所有旨在考量英国民主根基深度人士的必备读物。”

——格雷戈勋爵，《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令人信服的作品……同时又集新闻报道、精妙故事和编辑工作于一体……哈罗德·埃文斯对英国出版自由的贡献远胜过我们的首相。”

——尼尔·阿克伦森，《伦敦书评》

“身处英国新闻业之巅，弥足珍贵的生活写照：赴宴唐宁街10号，拜会白金汉宫，创下英格兰报刊日发行量的纪录。”

——《时代杂志》

“埃文斯的故事一定让所有谙熟报业的人士惊讶不已……他是一位勇敢、老到的编辑。他只身战斗……真是本让人着迷的书。”

——西蒙·詹金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轻松风趣又举足轻重……一部引起了轰动的作品。”

——《纽约时报》

“涉及默多克的作品颇多，不过大多是管中窥豹……与此不同的是，《底线》的作者，是一位曾经和默多克有过生死博弈的记者。”

——《新共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