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是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中的第一卷。书中的作者姚靖江是45年前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具体收录了《当了回“五·七”连长》；《炭窑纪事》；《画前常忆殷切语》；《我们村的科学种田队》；《身在“槽头”》；《知识甘霖润沃土》等故事。

这部《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是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中的第一卷。《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中的作者姚靖江是45年前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当风华不再、青春已逝，追忆当年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度过的苦乐年华，更有一种人生况味。书中所收录的这些追忆文章，感情真挚深沉，文字朴素优美，尤其是在对插队生活细节的挖掘和展示中，呈现出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气质，将陕北黄土地浓郁的乡土风情和知青们的心路历程给予了准确的描述和表达，是一部滋养人精神的、充满正能量的励志之作。

一个伟人的期待李华松

启程朱学夫

岁月白描张东红

魂牵梦绕黄龙山王海珠

那年“拉练”去延安许卫张小建

当了回“五·七”连长田凤祥

我们村的北京知青田志荣

插队在枣园王嘉俊

插队轶事李连元

星星沟叶咏梅

那些人、那些事张克利

热炕于今有余温念远

家在柴窑乔新生

赤脚砍柴马忠

炭窑纪事张大雄

掏井白家村夫

编囤陈立胜

我的小土窑赵鄜州

历练赵志敏

插队小故事安乐山

窑洞读书记趣王晓建

我的手风琴范建

借书鲁丽娜

书之风波张圣地

窑洞小学姚丹

画前常忆殷切语刘永耀

用生命之根铸起的丰碑宜志农

我们村的科学种田队朱果利

银线连山外张兴祥

试制“九二〇”的日日夜夜孙安民

知识甘霖润沃土井知科

身在“槽头”阮忠键

延河畔上的女石匠何知晓

锤炼天舒

丁牛冯军

塬上的雪王晨

窑洞里的岁月薛鑫良

深情与遗憾陈忠

能不忆茶坊张树人

我在“鼓乡”度过的青春岁月陈红

人生的收获杨伯显

人物记存聂新元

人物三记关佩珍

来婵儿王小强

插队生活拾趣中平

五谷杂粮细分说吴皓明

深情忆往感怀多孙仲荷

特殊的邀请荞麦

插队岁月堪追忆郎小华

插队时的赶会与串队二河

断黑户刘道民

进城卖瓜黄风

我办代销店陈平俊

山野放牛有其乐直罗老赵

过年的“扁食”山野的杏王侠

洪水中的经历张兆英

那条遥远的山沟沟宋丽红

后记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

1968年12月23日，是我们这代知青难以忘却的日子。

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也就从这一天起，一场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帷幕。

在来延安插队的知青队伍中，有一位与共和国总理有着近亲血缘关系的人，他就是周秉和。周秉和是北京35中67届初中毕业生，是周恩来总理的亲侄子。秉和在家排行老五，老六是周秉建。不知因为秉建是个女孩，还是因为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的缘故，她得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偏爱”。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记述和表现了周总理关心支持侄女插队的事。事实上，在对待他们兄妹上山下乡问题上，总理的态度是一致的。总理出于对延安的特殊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周秉和赴延安插队更是给予大力的支持。

周秉和在回忆赴延安插队之前，与总理见面的情景时说：“‘文革’开始之后，伯伯一般不会客，与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当伯伯得知我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破例约我去他那里，并和我共进晚餐，可见他很重视这件事。吃完饭，我提起去延安插队的事情时，心情还有点紧张，因为父亲当时还在受审期间，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我急切地想听听伯伯的意见。只见伯伯沉思片刻之后，抬起头，直视着我。他的眼神里有几分赞许——想不到这个孩子居然能作出这样正确的决定，他会意地和伯母点了点头，一字一句地说：‘好！我们支持你去延安。’”秉和还告诉我，总理一说到延安时，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念之情。接下来，总理又勉励秉和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还要求他到了农村之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最后，总理和邓大姐还拿出一些钱，让秉和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要他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政治学习，要关心国家大事。带着伯伯和伯母的殷切叮嘱，时年16岁的周秉和踏上了到延安插队的人生征途。

秉和来到了延安县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插队。这是一条山沟，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落后。十几个知青，刚到村里时，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后来，生产队为知青建了新窑。由于新修的窑洞潮气很大，不少知青住进去之后，身上长了疮，后来经过烧火做饭，窑洞里的潮气才渐渐散去，身上的疮也自愈了。最让知青们感到为难的是，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当时，分配给知青的粮食中有许多是黄豆。他们在北京吃惯了大米、白面，一时不能适应陕北农村的饮食。连住吃黄豆，使许多知青闹肚子，引起消化不良。陕北农村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拉石头、送粪、背庄稼、起羊圈等重体力活，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知青来说是一个考验。但面对这些困难，知青们都坦然面对。秉和也同其他知青一样，在生产和生活中，他时刻牢记总理的嘱托，有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磨炼之后，秉和不仅过了劳动关、生活关，还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70年初，秉和从延安回京探亲，抽空到中南海西花厅，利用吃晚饭的机会向总理畅谈了自己在延安农村插队的感受。总理非常关心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很想从多方面来了解延安的情况。于是，他希望秉和能否再找一两个和他一起插队的知青来谈一谈。这时，秉和想起过去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何立群，她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总理对她也很熟悉，于是，秉和把她也找来。他们俩一起向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插队知青在延安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

首先，他们向总理谈到延安人民的生活。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延安的广大农村还很贫穷，有的老乡家里吃糠、吃菜团子，有的人家里几口人盖一条被子。尤其是在闹春荒时，还有人外出要饭。延安当地的老红军、老干部常常回忆起党中央、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的生活，他们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时那样好。总理听到这里，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听到延安现在还有要饭的，吃糠的，脸上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之后，秉和又谈到延安买卖婚姻的现象在农村很普遍，谈到知青在安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口粮不够吃，常常饿肚子；不能同当地老乡同工同酬；对知青管理不好，学习、住房等问题无人过问；知青之间相互闹矛盾；有的知青受到体罚等现象。他们还谈到北京八中一名女知青在一次洪灾中不幸遇难的事情，总理听了之后连连感叹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听完秉和与立群所讲述的知青在延安插队的种种处境后，总理说：“你们谈的情况还需要了解，但是，你们反映的有些问题中央会重视的。”谈话结束时，总理神情严肃而又慈祥地问周秉和：“你能不能表个态，到底回不回延安去？”秉和虽然不知道伯伯的神态为什么会变得严肃起来，但仍然不假思索地表了态：“我当然还要回延安！”总理好像还要再试探一下他的决心，又问秉和：“那你能不能向我作保证。”周秉和以发誓的口吻一字一板地答道：“我向您保证，我还要回延安。”这时，总理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这样，过了春节没多久，秉和带着伯伯的嘱托又返回延安。

那年，在总理的鼓励下，周秉和积极参加劳动，刻苦接受锻炼，拜农民为师，受到当地农民的赞扬，并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还入了党。1972年4月，周秉和被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跨入了清华大学的校门。P3-7

圣地延安，三山鼎峙、二水交融。宝塔山、延河水相映生辉，构成了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红色符号，成为圣地延安绝佳的形象标志。

这套散发着陕北黄土气息的丛书，用以情纪史的笔法，向人们展示了近28000名北京知青，在延安黄土地上度过的峥嵘岁月和苦乐年华。丛书中所收录的每一个人，或作为插队岁月的亲历者、见证者，或作为对青春往事的追忆者，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深藏着一个与自己相伴终生的“圣地情结”，他们对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水，对这片曾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深植于灵魂深处的红色革命情结，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这批满怀革命豪情的青年学子，告别了繁华的首都，开始了人生最初的“朝觐”。他们从金水桥头集结，向着一个越走情思越浓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圣地进发。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类似贺敬之在《回延安》中所表达出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并在赶赴延安的征途中，就产生了一个朴素而又简单的意念——以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水为背景，照一张留驻青春倩影的照片，寄回北京，告慰父母及家人。这样的情感与意念，都出自对圣地延安的一种向往与景仰。从知青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来看，充满红色革命传奇的圣地延安，无疑成了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以及山崖上错落有致的土窑洞所构建起的红色革命历史长廊，是最能表达革命豪情、展示英雄主义情怀、放飞青春梦想的绝佳之地。能在圣地延安的宝塔山下，倾听历史的回声，解读革命之所以能在穷乡僻壤取得胜利的历史逻辑，能在革命圣地接受延安精神的熏陶和滋养，对人生的成长，定会聚集起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浑雄苍茫的陕北高原，像被群山环绕成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她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在79年前，接纳过一支在枪林弹雨中转战大半个中国、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传播共产党人改天换地革命理想的红军队伍。长征，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个大事件。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辉煌史册。近28000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堪称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实践活动，是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一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也是对延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196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充满红色革命印记的圣地延安，在接纳这批胸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的同时，也将这方地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知青们开始用一种平民的视角来观察体验生活，他们看到了生息在这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作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看到了牛踩场、驴拉磨，传话隔山吼，点灯靠麻油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在经历了痛苦的磨炼和深刻的思索之后，知青们很快就从浪漫、狂热和困惑中平静了下来，以一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来融入生活，用青春的激情，在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燃起了理想的火焰，以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面对严酷的现实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延安人民一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搏击贫困，演绎出一幕幕“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青春活剧。

……

宝塔山依然屹立在延河之滨，那高耸的塔尖上曾悬挂过当年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理想风帆。尽管岁月像延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历史已经将那段难忘的岁月，将曾在延安插过队的每一个知青的光荣的名字镌刻在延安的大地上。

宝塔含笑遥祝赤子幸福安康，

延河欢歌颂唱神州筑梦时代。

是为序。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 姚引良

编完这部印满了知青青春屐痕，倾注着人生苦乐年华的书稿，让人从牍案劳作的解脱中感到一丝的轻松。但转念之间，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意绪在心中萦绕，让人又感到沉重。

这是一代人的心灵史、青春史和奋斗史。书中的字里行间，展现出的是知青插队生活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虽然这些文字的叙述、追忆有着很强的个人色彩，但我们还是被这些文字的朴素和真诚所感动。收入书中的近60篇文稿，像60枚有着不同切面的彩珠，从不同的侧面，将那个业已逝去的岁月清晰地为我们折射出来，让人在阅读之后，最想表达的一句话是：“老插”们，你们不容易！

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是“上山下乡”大潮中特殊的一个群体。说其“特殊”，一是延安是令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到这个地方来插队，很容易被打上红色印记；二是来延安插队的知青有别于“兵团式”的集体下乡，他们是以个体的方式从学校直接走进某一个村落，使个人的情结更容易系在当地乡亲的身上；三是延安黄土地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让来这里插队的知青的人生经历更有色彩。读者会从他们的叙述和追忆中看到这种“特殊”，读懂这种“特殊”。书中所讲述的每一段经历，每一个人生故事，都为我们还原了土地与人，在那个年代所呈现出的场景。这些场景，散发着一种乡土气息，让人能在这种气息中品尝到那段岁月的“原汁原味”。我们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十分尊重叙述者的记忆，而且还尊重他们叙述方式的不同。我们知道，这些记忆一旦变成文字，不仅戍了叙述者个人的人生档案，同时也成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正如梁晓声所说的那样：人喜欢回忆自己颇不寻常的经历。不管那是浪漫还是苦难，是人生逆境还是光荣资本。将从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视为是人生资本，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延安的黄土地与北京知青结缘45年了。在这段岁月里，无论是延安当地，还是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知青，他们通过影像、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延安也将这段历史视为是延安红色革命史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对青春往事的叙述者，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就会有怎样的叙述口吻。这本书中的叙述者都已年过花甲，他们的叙述口吻似乎更老到、更舒缓、更客观、更有人生况味，也更有无限沧桑尽在其中的厚重感。这本书里的叙述，自然夹杂着人生的各种追忆，追忆并不意味着怀旧。但是，我们在编撰书稿时发现，怀旧是一种记忆疗法。它要借助从前住过的一孔窑洞、用过的一盏油灯、戴过的一顶草帽，使其成为一个微小的价值核心，并通过讲述，使这些旧器物在讲述中突然变得光芒四射，以此来照亮被现实灼伤的焦虑心灵。

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为荒芜的人心寻找出路。这部书的出版发行，或许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另外在这里要感谢为本书提供资料、图片及文稿的相关县区。尤其是许多知青在收到征稿启事之后，不吝笔墨，惠赐大作，其情其意，令人感念。由于书中的部分文稿是由北京知青曾插过队的县区所提供，其叙述语境受当时环境的限制，故在成书之前对部分文稿作了改动，定稿之后，又通过多种方式与撰稿人进行联系，但有的联系方式已经更换，有的经过联系之后，又没有回音。因出版日期所限，书已付梓，故在此加以说明。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

2014年元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