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视角入手，力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书中涉猎内容甚广：贫富分化如何产生、破坏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市场有哪些缺陷、中华文明为什么与众不同、企业家精神怎样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如何定位……作者李晓鹏博士在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原因时，也为您解答了前面的世纪之问。

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这个国家会好吗？这个疑问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亦如此。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我们终于还是挺了过来，再次崛起于东方。这个文明有着坚韧的毅力，即使遭遇了连年的战乱，即使经历了狂热的信仰，如今，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一切向钱看，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官员腐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若干座大山压在民众身上，你还谈什么中华文明、中国崛起？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的中国存在众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我们应该从大历史的纵深来看待这一切。每个人都注定是时代的牺牲品，同时也获益于自己的时代。我们在研究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当我们放弃单纯的情绪宣泄，客观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时候，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回答这个世纪之问：这个国家会好吗？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视角入手，力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书中涉猎内容甚广：贫富分化如何产生、破坏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市场有哪些缺陷、中华文明为什么与众不同、企业家精神怎样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如何定位……作者李晓鹏博士在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原因时，也为您解答了前面的世纪之问。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献给所有怀揣梦想、脚踏实地、力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同路人。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第一篇 盛世危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第01章 从马克思谈起(代序)

第02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第03章 现代金融资本的“破坏力要素”如何参与分配

第04章 为何这一次经济危机与众不同？——次贷危机的起源与“拯救”

第05章 破坏力的会师：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第06章 经济政策的回顾：里根总统给美国“开挂”

第07章 反思经济危机的四个层次

结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崛起”的警示

第二篇 孔孟之道：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第08章 来自家庭的信仰：中国文化中的现世主义传统

第09章 “大道不绝，天佑中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第三篇 庖丁解牛：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10章 微观基础：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11章 宏观基础：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12章 政策工具：对罗斯福新政的再反思

第四篇 政商博弈：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与市场

第13章 并不完美的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演变假说

第14章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15章 带纱窗的改革开放：政治力量与国际资本的博弈

第五篇 红色中国：中国崛起的制度分析

第16章 土地诸侯：作为空间经济资经营者的地方政府

第17章 GDP的战争：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与中国的特殊优势

第18章 一党执政：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制度

第19章 制度演进：不确定性与结果导向原则

第六篇 改革前景：这个国家会好吗？

第20章 中央政府层面的改革建议

第21章 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建议

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说法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里面。他讲得很详细，但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的是古代的事儿。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到2000元工资。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你付出了劳动，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用生产函数来说，就是y=f(L，K，G)。这里的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G是土地。f代表L和K和G的组合方式。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占用了一块土地，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赚到了钱，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你拿的是L的部分，公司拿的是K的部分，房东或地主拿的是G的部分。这叫“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你拿着这2000元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把刀放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还是要命？”你肯定还是要命，把钱给他了。这就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L、K、G的生产要素，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而是掌握了破坏力：身强力壮、持刀、胆子大……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你得给他钱。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

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贡献多少得多少，就是分配公平；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破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这就是分配不公。

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你兜里的2000元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孩生病了，感冒发烧，赶紧送医院。医生给你一看，开了一副退烧药，10元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提供了服务，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个服务是有正面效用的。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这是分配公正。但如果医生一看，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也不认识，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他要了你200元钱。200-10=190。这190元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强盗抢钱拿的是刀，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手术刀？不是，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强盗凭的是体力，医生凭的是智力，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你不知道。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得很严重，把只需要10元钱就能治好的病，给你开200元钱的药。

如果你真的得了重病，需要开刀。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你是死是活，就掌握在这把刀上。

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术成功，救了你一命。你付了2000元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但现实情况是，有个别地方，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比如手术本来该给2000元钱的，你还得再给2000元钱。这2000元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如果手术不成功，你就挂掉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以说：“这是正常现象，这个病确实没办法。”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注：这是极端情况)。患者家属不服，你能拿出证据来吗？很难，很难。

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这叫“低成本伤害权”。

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你就该给他一笔钱，以避免这种伤害。医生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在分配中就可以居于有利地位，除了自己医疗服务应该拿的钱以外，还可以额外再要一笔钱。这笔额外再要的钱，就跟强盗抢钱的性质一样，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所以，有人说：“医院在抢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的医院就是在抢钱。

不过医院抢钱的方式跟强盗抢钱比，要复杂一些。因为强盗抢钱是100％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谁都看得出来。所以要严厉打击。但是医院赚的钱，有一部分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收费，是公平的；只有另一部分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由于有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件外衣，医院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就很难被清楚地区分。

我不是故意要攻击医生，只是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的分配不公平，绝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然后再附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造成的。二者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所以，大家经常从直觉出发，觉得有些人赚了不该赚的钱，但是说不清楚。而赚了不该赚的钱的人，也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我赚的是我自己努力拿到的。你们这是仇富！”

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确实是干了事儿的，赚了一些该赚的钱，不是赤裸裸地拿刀抢劫，但也会附带一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吴思先生算过一笔账，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年的开支大约相当于1亿元，俄罗斯的普京总统第一家庭的收人大约是100万元。普京的100万元，(假设)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向俄罗斯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收入，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那么崇祯多出来的9900万元，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掌握了军队和专制权力，可以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自己不必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人民必须多拿钱给他，不然他真拿刀砍你。

房地产商确实努力修了房子，不仅不能让人家亏本销售，还应该让他赚钱。但有很多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虚假广告、一房多卖来哄抬房价，在房屋质量等方面做文章。最后本来值5000元/平方米的，卖了1万元。这多出来的5000元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房地产的问题很复杂，后面再说。总之，要实现分配公平，首先，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把生产性要素与破坏性要素区分开来。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破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也就从这里开始。

讲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概念以后，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先提一道思考题供诸君讨论：

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沿海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大大加强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个很反常的政策：大家连工作都找不到了，还加强什么劳动权利保护？不是会加剧失业浪潮吗？不是对经济危机中的企业雪上加霜吗？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全面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专门批评了这个新《劳动合同法》。

但是，一转眼四年过去了，中国安然度过经济危机，底层劳动者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并没有出现失业率剧增、经济下滑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度来看。

保守派经济学家不仅反对加强对劳动者权利保护，还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老板和工人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老板可以随时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随时“解雇”老板。如果你觉得自己值更多的钱，辞职之后换一家愿意给你更高工资的就行了。你要是找不到更高工资的岗位，低工资就是应该的，是市场竞争给你的劳动力开出的最合理的价格。

老板解雇你，是因为你没有为他提供符合他要求的劳务。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最低工资、工会组织、高额的补偿金等，都没有道理，都会导致劳动力配置无效率，降低企业效率，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等。

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完全由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路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思路出发，不要说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强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就算是在繁荣时期，也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如果把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考虑进来，我们就会发现，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不仅有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还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时候，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论调就站不住脚了。

劳动力市场存在交易成本。

工人“解雇”老板，会给老板造成伤害。因为他必须要花费成本重新招人，招来的人的性格、素质、工作经验都会和原来的不同，可能需要重新培训等。

同样，老板解雇工人，也会给工人造成伤害。解雇之后，工人重新找一份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交通和通讯成本。

虽然双方都能通过自由选择来给对方造成伤害，但是，这种伤害的权力是不对等的。P7-10

这个国家会好吗？这个疑问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至今亦如此。

1840年，大英帝国的火炮击穿了天朝的国门，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再次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然而这在她沧桑的历史中并非罕见——五胡乱华、蒙古南下、清军入关，但每次“异族”入侵的阵痛后，她总会回归所谓的正统——“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无论谁试图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必须改变自己。可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有些不一样。西方同样有着沉淀千年的文明，面对坚船利炮，我们似乎要面临曾经“夷狄”的命运。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无数的中国人竭尽全力与这样的命运抗争着。他们一面试图改良自己的制度，一面努力学习西方的知识。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戊戌变法”，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无数尝试改变现状的中国人背后，是无数的思想在激烈地碰撞。这其中，既有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也有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既有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军人，也有课堂里传道授业的学者。正是这些“中国的脊梁”使我们的文明存续至今。即使遭遇了连年的战乱，即使经历了狂热的信仰，如今，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一切向钱看，社会道德沦丧，政府官员腐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若干座大山压在民众身上，你还谈什么中华文明、中国崛起？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的中国存在众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我们应该从大历史的纵深来看待这一切。每个人都注定是时代的牺牲品，同时也获益于自己的时代。我们在研究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当我们放弃单纯的情绪宣泄，客观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时候，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回答这个世纪之问：这个国家会好吗？

2008年之前热得发烫的证券市场和2008年之后寒气袭人的经济危机有一个同样的作用——让经济学家们站在了风口浪尖。这是他们的幸运，却也是他们的悲剧。幸运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悲剧在于，他们在大众的掌声中迷失了，他们高估了经济学的作用，注定会走进死胡同。经济学不是万能的，那些试图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万事万物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任何学科都不应该被原教旨化，我们必须认识到，是理论服务于生活，而不是生活服从理论。晓鹏正是这样一个清醒的思考者，他可以熟练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但决不追随狂热信仰。他立足于现实，像他笔下那些“实干派”的中国人一样，力图改变这个国家，希望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同路者，我们并不孤单。

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由衷地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表达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叶裕民教授，感谢她多年以来对我的教导。2002年，我在一堂选修课上聆听了叶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讲课，深受启发，便决心投入叶老师门下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本书是在她的指导下多年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感谢我的博士生副导师、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执行主任王青云教授，他为我提供了诸多接触地方政府实际工作和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机会。感谢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Dr.Elisabete，她为我提供了到剑桥学习的宝贵机会。感谢哈佛大学的财政金融学教授J.Rosengard，他为我提供了到哈佛研究学习的机会，并在土地金融财政等方面给予了我诸多教导。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教授郑超愚老师和经济史副教授王珏老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向他们请教。他们分别在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方面给予了我诸多教诲。

然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养育和教育。

此外，还需要感谢众多在我学习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我诸多帮助的老师、同学、同事们。特此致谢。

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里，整个中国社会被房地产搅得躁动不安。要在这样一个时代静下心来写作，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为此，必须放弃很多诱惑和机会，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孤独。在这沸腾的世界中，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要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安静地读书和思考。为的是为自己心中多年的困惑寻找一个答案，为的是希望因为自己的努力，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好赶上2012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出炉，央行年内第二次降息。然而，降息的结果却不是很妙：房地产价格应声上涨，实体经济却依然不见起色。国际金融危机寒流阵阵来袭。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跨国公司纷纷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而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各国……除此之外，内政外交方面，也都爆出了很多大事件。显然，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必须在内忧外患中经历阵痛转型的关口。我们前方的道路，又一次变得曲折而又扑朔迷离起来。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很多关心我们这个国家命运的人又会忍不住想问：这个国家会好吗？

我们终究还是要相信，它一定会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李晓鹏

2012年7月2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