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现状调查实录！读懂中国社会的关键一环！2009年度超级畅销书《蚁族》姊妹篇，廉思教授调查团队最新力作！众多媒体好评赞赏，著名学者陈平原、萧功秦、刘道玉、许纪霖、施一公、朱锡庆联袂推荐！

在知识不再等于力量的年代，中国还能出大师吗？当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绝望？他们处在怎样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不断边缘化的困境，青年知识分子又将会何去何从？《蚁族》创作团队沉潜三年后再度出击，追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轨迹，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解读大变革时代的中国！

廉思编著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以大学和知识分子为原点，将人物深访、名家访谈、研究报告融为一体，全景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现状。既有个体视角的细致观察和群像侧写，又有学者大家对时代命运的整体分析，更有严谨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真实尖锐的数据化呈现。

2009年，廉思团队发现“蚁族”现象，出版《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深入探讨。沉潜3年后，廉思团队倾力推出第一部系统反映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重磅著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对中国社会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此领域虽有很多感性的议论和个体性的报道，却缺乏严谨深入的调查研究。“蚁族”一词的首创者——廉思教授带领其团队填补了这一空白。2011年以来，廉思带领团队对全国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调查涉及全国上百所高校、5000余名高校青年教师，全面地描绘出当前中国大学青年教师生活和思想的全图，由其撰写的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报告已经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最终推出了这部力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工蜂”，是对“大学青年教师”的典型概括。工蜂是蜂群中占绝大多数的群体，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相比蜂王和雄蜂，工蜂弱小，但有力量，犹如一介文弱书生，强大从不彰显于外在。工蜂不知疲倦地为人间酿造出甜美的蜂蜜，恰似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工蜂无愧于“勤劳”的称号，历经短暂的一生，似乎从未在工作中停歇下来过。纵观社会，知识分子是唯一能够终生工作不止的群体，思考和发声是贯穿其一生的事业。大学青年教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着今天，也以培养知识分子的方式影响着明天和更远的未来。

工蜂虽有集体协作，但是独立作业，其目的是为整个群体的生衍繁殖；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一方面为人类世界和国家民族提供智识、启迪后人，两者都可谓“独立性和集体性共存”。

工蜂一旦遇到有敌害侵袭，会将其蜇针连同肠脏留在对方体中。尽管自己会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这是工蜂的特点，也是知识分子的性格。同时，一个蜂巢何尝不是一所大学、一个社会的缩影呢？

《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二十余万字，廉思团队将人物深访、名家访谈、研究报告融为一体，既延续了“蚁族”研究的传统，又在方法风格上有所创新。既重数据，也重实例，既有理性，也有感性，既具宏观，也具微观。在横向、纵向、个体三个维度中重新定位大学青年教师，以历史的视野反思现实，以现实的关怀思考未来，力图通过冰冷数据分析与温暖笔触深描的结合，向世人描绘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奋斗、彷徨、苦乐与求索，堪为时代证言。

自序

第一篇 “蜂”貌——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样本

 奈何笙磬不同音

 穆文的矛盾

 修行

 “憋杀”时代

 逃离、回归

 边缘地带

 铁杆儿

 一名外教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平凡”二字挺重

 平衡之道

 一堂法学课

 让鸡蛋飞

 换章记

第二篇 “蜂”骨——历史视野下的高校青年教师

 国内大学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对话陈平原

 大学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对话许纪霖

 大学文化如何断裂——对话萧功秦

 20世纪80年代的风气好——对话刘道玉

 我们的文化不支持创新——对话施一公

 同行评价远胜量化指标考评——对话朱锡庆

第三篇 “蜂”声——高校青年教师的数据化群像

 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高校青年教师公共性研究

 高校青年教师社会不公平感研究

 高校青年教师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高校青年教师学术道德问题研究

 高校青年女教师角色冲突研究

附录：研究团队工作简报

后记

“憋杀”时代

陈文宇，男，生于1976年。2001年毕业于Q大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Q大政治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运动。

在学校，陈文宇既受学生欢迎，也被领导器重。但是，这位前途光明的教师，却时常觉得无比憋闷：校园的功利，政治的裹挟，大众的左右，都让他苦恼。最终，他不得不退守书斋，还是“老老实实看我的书、写我的文章比较好”。

“表面上看我们大学老师很风光，我们背后的憋闷有谁知道啊？只是我的幸福来得还比较容易，憋着还没死就好。”这是陈文宇常说的一句话。

热脸贴冷屁股

35岁的陈文宇被认为是Q大政治学系最有前途的青年教师。

陈文宇身材不高，略显清瘦，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他年轻的脸上常挂着笑容，俨然像一位平易近人的大师兄，很受学生欢迎。

上午9点10分，正是陈文宇忙碌的时间。这时，学生们一拨一拨地前来拜访。他一如既往地放下手头的工作，转过椅子，面向学生。有的学生问他怎样理解一个社会问题，有的学生问他怎样写好学业论文，甚至有人跟他探讨人生道路的选择，他都欣然应答。

然而，一伙本科生的出现，打破了他原有的兴致。

“陈老师，您好，”其中一个高个子男孩带着客气的语气说，“我们是2008级的本系学生，现在参加了学校的‘挑战杯’比赛……”

陈文宇拿起水杯，慢悠悠地吹走热茶上的水汽。只要碰到无聊的发言，他都会用这个动作回应。

接着，高个子态度谦逊地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老师，怎样做课题才算符合要求？”“怎样才能快速完成课题？”“您觉得我这个结论会让评委满意吗？”……

陈文宇皱了皱眉头，露出厌倦的神色。他突然打断高个子，问道：“等下，我问问你，你知道什么叫‘挑战杯’吗？”

高个子愣了一下，不等他回答，陈文宇说：“挑战杯就是挑战自己嘛，超越你们现有的水平，提高点能力，学点知识就行，你们别太强求自己！为了一个标准做事情，没意思。”

“老师，我们想尽量做到最好，我们一个师兄拿了‘挑战杯’的一等奖，现在都保研了。”高个子说了真心话。

陈文宇伸了个懒腰：“好吧，那你想让我干什么？”

高个子仿佛捡到了救命稻草，赶紧递上一本厚厚的报告：“老师，您能帮我们看下研究计划书吗？可以提些意见吗？”

高个子开始侃侃而谈，介绍报告内容，陈文宇点着头，象征性地表示赞许。随即，他再次打断了学生的话：“行，我问你一下，我的建议你们最迟什么时候要？”

高个子脸红了，支吾了一下说：“老师，我们后天就出发，想请您写些意见和鼓励，时间有点紧，您大致看看写一下就行。”

陈文宇接过报告，翻了几页，没有抬头问学生：“要我一个签名对吧。”学生没有说话，陈文宇指了指椅子边上的一大摞文件，然后说等忙完这堆东西再签。

学生们满意而归，陈文宇不高兴了。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没有想到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功利了。在学生面前，我的帮助总有点‘热脸贴冷屁股’的意味。学生参加‘挑战杯’越来越不是为了挑战自己的学术水平，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那个奖杯，为了让自己在今后的保研中加分，能够在找工作时让简历更光鲜一点。我可不喜欢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

学生搞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但陈文宇感觉到很憋闷，越来越少来办公室，更多在家里办公。别人问他怎么不来帮学生了，陈文宇无奈地说道：“给不了学生想要的东西啊，聊完之后，学生失望，我也失望，我还是退避三舍吧，现在的学生真是伤不起了！”

作业攻防战

陈文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运动。他开了一门选修课，因为话题有趣，很多学生都当必修课来上。

学生选课无非三个动机：一是学校要求，不选拿不到毕业证；二是老师“厚道”，给的成绩好；三是知识驱动，可以从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小薇选修陈文宇这门课的动机属于第三个。她穿着时尚，思想前卫，从不背书包，研一生活基本上和实习、社团工作联系在一起，“总想知道谁会给我一个未来，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上课不会。”但她格外喜欢新鲜的学术见地，因此还是选修了社会运动这门课。

开学第一课，陈文宇就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留了三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去准备，并将此作为评定成绩的主要标准。小薇舒了口气，用荧光笔将作业要求记在笔记本上。老师不着急要，小薇也不着急做。她准备像平常一样，临时抱佛脚。

三个月一晃而过，转眼就到了汇报作业的日子。

“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课前，陈文宇和以前一样，趴在讲桌上，微笑着扫视着大家。

“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然后，他像一个热爱学习的孩子一样坐到第一排，摊开笔记本，仰着头静待学生阐述。

小薇是第一组。之前，她花了两天时间做了一个讲稿，自认为会顺利通过。“做了那么多页，老师看了应该会满意吧！毕竟我们未来也不是搞社会运动的，来过，看过，就好啦！”

小薇照本宣科地介绍了阅读材料，并将40分钟的展示拖延到一个小时。然后，等待老师的评定。

陈文宇快步走到讲台上。他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沉默了几秒钟，他伸出三个手指：“三个月时间给了你们，你们依然不认真！你们是研究生，你们的层次难道还停留在讲故事？你们真正要做的是讲你们自己的道理，你们的想法呢？”陈老师大声地质问小薇这一组，然后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借事说理”。

“做学术报告，就要给我们讲你所持的观点，说一个道理出来。你们是能力不足么，是不用心啊！净讲那些常识，别人都懂得还要你们讲干什么！还搞什么学术！”他关掉投影仪，挺直身子看着学生，陷入沉默。

“老师！”小薇带着委屈和疑惑的表情站起来，小声地对陈文宇说，“我们不太懂您的作业要求，结果弄的方向不太对。”

陈文宇没有像平常一样认真回答，苦笑了一下，说：“在学习上你们太懒散了，下节课我会好好点评一下你这个借口。希望你们知道，在你们以后的人生中可能再不会有什么人像我这样没有私心地批评你们，为你们好……”

下课铃声一响，他第一个离开了教室。

陈文宇这一怒改变了上课形势，其他小组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他们本计划像小薇这一组一样讲讲故事，现在不得不赶忙重新准备作业。

回到办公室，陈文宇渐渐平息了情绪。他临时决定加个班，把后面的专业课程内容暂缓，插入“怎样写好论文”这一专题，教教学生们在研究生阶段该干的事情。

“Q大每年招收的研究生都要经过精挑细选，既然继续攻读学位，那么怎么可以不把精力用于学习呢？本来应该很和谐的师生关系现在像战争一样，我高要求，学生就高准备，我不要求，学生就不准备。但最后无论怎样提要求，学生都在被迫做事情。这种上课态度让来与不来都无关紧要。当老师最大的憋闷就在于这里，我认真备课讲课，而学生却不爱学习，我哪里还有存在的必要。这种师生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陈文宇在博文中如此写道。

憋出来的课题

学生的任务是做作业，老师的任务是做课题，课题就相当于大学教师的作业。

Q大的晋级规则要求教师以三年为周期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如果你甘于清闲，可以做一辈子讲师，否则就必须接手大量的课题。

因为课题并不容易获得，有老师在三年内超额完成了课题任务，干脆把超出任务的课题成果延迟到下个周期发表，以减轻下个周期的工作压力。

课题的来源有很多种，有自己的构思和申请，有国家的科研项目，还有领导前辈的提携。Q大是名校，政治学系每年会接到国家大量的课题任务。对于教师们来说，这些课题他们未必感兴趣，但为了完成指标，还是趋之若鹜。

陈文宇常常要和自己不感兴趣的课题打交道。他曾在博客中抱怨道：“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我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感觉简直就像上刑场，心里非常抗拒，即使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

他常常被人嘲笑说：“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

陈文宇苦笑道：“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就像男人和女人，真要结了婚，一切按部就班，倒也简单，难就难在一开始怎么能够接受彼此。接受一个不喜欢的课题，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一样艰难，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是很高的呢。”

有学生问他，当大学老师好不好？他并不急于回答，而是慢条斯理地说：“学者啊，就像一部汽车，可以往东开，也可以往西开。但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而不愿意朝另一个方向开；如果愿意转向，开起来倒简单，但难就难在让他转向。能当学者，就看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压力。”

一次，他接了一个课题，被人催了一年多还没完成。他曾下定决心，但一坐到电脑前，没写上几个字就心烦，于是就开始上网。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又被人反复催促。这本就使他更没心情，不巧又有别的事来相忙。无奈之下，他只好请人代为完成。

成果虽然出来，但质量实在太差。课题主持人是个慈祥的老爷子，以往的课题汇报都很“和谐”，但这次看完初稿之后，他拍了桌子，把陈文宇痛骂一顿。“小陈啊小陈，这是你的水平吗？你也进大学挺长时间了，还写出这种低级的成果，还好意思来汇报？”

在被一顿痛骂之后，陈文宇奉命改稿，结果大为好转。陈文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当时不开心。因为不开心，所以不开窍。

“现在大学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我看就是要让人开心。如果能做到开心与开窍的良性循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远了。”

如今，陈文宇多数时间在家办公，常常要靠各种事情调解情绪，陪陪儿子，上上网。

但课题终归是摆脱不掉的包袱。一听别人说大学老师工作自由，陈文宇马上会激动起来，旋即道出他的“狗屎理论”。“很不喜欢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做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折磨你的心情！就像嘴里被塞了一泡狗屎，恶心得你好多天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很多人羡慕大学老师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大学老师常常迫于生计或其他压力而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地‘吃狗屎’。”

“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情况是在开心的状态下！现在常常是‘憋’得不行了才不得不去完成……”

学者的死法——憋杀

一次，陈文宇受某著名电视台之邀去做嘉宾，参与话题讨论。

辩论之初，拥护他的人还很少，连被电视台划为和他一方的人也投靠了对方。待到辩论结束时，他已成为大多数了。他当时颇有自得之色，但节目播出后却大跌眼镜。

经过电视台的一阵删繁就简、移花接木，节目中的陈文宇完全成了“反面典型”。在对方义正辞严的谴责之下，他表情木讷地蜷缩在那里，间或跳出来强词夺理，结果引来对方更加义正辞严的谴责。

他的一位同事看到了这个节目，说：“咱们学者太老实了。”

后来，该台另外一个节目找了陈文宇好几次，保证绝不剪裁、只会放大他的观点，他全都拒绝了。

他说：“真的很反感媒体采访。媒体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他们想说的话塞到我自己嘴里，然后说是你说的。被别人裁剪对于不是靠媒体注意力获取生存的我来说是很大的耻辱。”

2005年，全国开始大力推进“平安城市”、“3111工程建设”，将维持社会稳定提高到新层次。陈文宇曾在课堂上对大家宣布：“咱们学科的春天到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勾画了未来的学术发展，说：“别看咱们的研究领域很敏感，但以后必然是大热门！”

然而没过多久，学生们发现陈文宇又恢复到往日的平静，不再提以前的理想。后来的一次课上，陈文宇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一次，某地政府维稳办邀请陈文宇参加座谈会。他如期赴约，并受到接待人员的礼遇。但让他伤感的是，整个会议中他没有任何发言和参与讨论的机会。他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参会名单上增加了“著名专家陈文宇”。

会后，领导请他留下，要与他私下在小会议室里“聊聊”。领导非常热情，特意为陈文宇上了一壶好茶。寒暄了一会儿，领导客气地问道：“陈老师，以你们现在的研究成果，摄像头拍到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出社会风险？要怎么办？怎样操作？”陈文宇被问住了，他面露难色，委婉地转移了话题。

从座谈会回来后，陈文宇怨气难消。他在博客中写道：“首先，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操作社会’；其次，我的学科本身就不是为了‘操作’。只有有用，学术才有意义，这种看法对于学术发展不利，但我还在与持这种观点的众人打交道，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就是一种实用技术。”

倒是一位身处事外的朋友看得开，安慰他道：“干部要么有答案，要么不在乎你的答案，你就给他们的工作打打气就行，你就是那个‘有关专家’。”

陈文宇始终转不过弯来。一天，在上班途中，他特意看了看校门的摄像头，不禁哑然失笑：官员们希望靠摄像头维护社会稳定，而他是一名大学教师，不是工程师，这门手艺他研究一辈子恐怕也研究不来。

后来，单位接受另一地方政府的邀请，帮助他们总结该地的“发展模式”。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专门物色了一些名教授，还特意征求陈文宇的意见，问他去不去。

陈文宇陷入纠结：过往的经历让他对此抗拒，但不去的话又可能得罪领导，他一时拿不出主意。

陈文宇发现，在学术研究上，他终归是无法获得自由。

“做学问也会出名，出名之后就容易遭遇两种死法，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捧杀和棒杀。要么有人直接用强硬的手段封杀你，要么有人表面恭维你背后用手段害你。但跟外界打交道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对学者来说真的很容易憋死，这是我们学者的第三种死法。表面上我会成为了公共人物，但实际上我所向往的学术宣传总是被扭曲，我想说的东西都被憋回肚子里，我还是在校园里老老实实看我的书、写我的文章比较好。”

附：陈文宇语录20条

1.微博能否带来群众议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知名学者能够影响群众，这更可怕。

2.真正的学术大家都是历史学家，而现如今没等你的历史研究出成果，人家早就出名了。

3.预防名校挖人的办法不是让自己变成名校，而是自己的人变成名人，这需要培养。

4.到哪里都一样，美国人脸皮也薄，你批判他的观点，稍微犀利点，也会得罪他。

5.学术的春天就要来了！因为社会会越来越需要学术，甭管它支不支持学术。

6.别以为宅文化在中国泛滥了，在中国真正能宅的人还不多，物质上、精神上的条件不好实现。

7.一个乡村不怕田地衰败，不怕屋舍衰败，不怕道路衰败，怕的是人心衰败，人心没了，一切都没了。

8.很多东西，我们常常恨它，却总离不开它，这个时候就不能只咒骂了事，要学会相处，比如行政人员。

9.国企爱钱，百姓爱国，好奇怪的爱国主义。

10.在我们纠结要不要搞某个学术项目时，西方人已经大踏步杀进来了，然后不得不接着学西方。

11.把利益抽取出来分析社会问题，百分之百失败。把权力抽取出来分析社会问题，百分之百失败。权钱是无法绕过的问题。

12.老师其实是弱势群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绝对就是我们。

13.要小心你身边的“事实”。谁建设的这些事实要搞清。

14.敢于迈开第一步是写论文的关键。总想全面，反而一事无成。

15.说多收钱，然后把钱分给穷人，钱是收上来了，钱真的会分给穷人吗？

16.真正负责任的导师不会手把手教你写论文，那个职业不是导师，叫枪手。

17.现在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是媒体知识分子，要注意二者不一样。

18.指标是一个很可怕的词，我们常常成为指标的奴隶。

19.学生要学会理论思考，提出问题，给一个自己的解释，你才算合格。

20.憋着，不死，也是一种幸福。

附：问与答

问：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你认为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分别是什么？

答：我一直过得很好，别人以为我小时候很苦，但我觉得小时候很快乐，反倒现在觉得如果回到家乡的现在会不愉快。

问：你认为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常识是什么？

答：最需要知道的常识是不要轻信常识，本来没有所谓的常识，人人都相信就成了常识，所以你的想法对社会很重要。人人都认为中国现在缺盐，都去抢盐，结果商场就真的缺盐，不是盐本身的原因，而是你自己的原因。

问：很多学者曾在出世和入世间摇摆不定，你曾有过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您是如何看待出世和入世之间关系的？

答：好好做学问罢了，不出世我依然是学者。

问：你认为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着什么，但我知道青年知识分子不应该肩负着什么。就是不应让自己的观点左右大众，凭什么说你的就是真理呢？话语暴力是有知识的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媒体很容易就把你的观点放大，防不胜防。

问：西方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大学精神，其中包括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等。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当然，中国还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你认为中国大学的大学精神是什么？是否与西方的大学精神有所不同？

答：大学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所以中国的大学精神和西方一样，只是要强调一点的是：要更加尊重人才，包括我们青年教师。我们发展得好，学校就好，培养的学生也优秀，道理很简单。

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梦”，核心是一种相信经过自己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依靠权势和背景，就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相比较美国梦，你认为中国梦的内涵是什么？

答：有房有车，有妻有儿。这在中国越来越是一个梦了。

P40-51

廉思

工蜂有舞，

舞唤同行，

途中苦厄，

终得蜜酿，

归于蜂巢，

化于蜂群。

这是有关高校的故事，这是有关青年教师的故事，这是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

高校教师，古语称之为“先生”，先生不仅指授人学识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相比较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高校青年教师可谓之“小先生”。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大多是青年教师，他们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国时，只有本科学历，任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那时的高校青年教师，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有民族气节；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纲。他们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与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那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呢？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平静的群体，一个少人关注的群体。不瘟不火，渐被淡忘。当权力、财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时，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甚至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所受关注都远高于大学青年教师。基于物质主义建立的坐标系中，极富极贫才引人注目，像高校青年教师这样的群体，不上不下，境遇难免有些尴尬。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和方向，社会环境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占有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取舍的标准自然也不同。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他们的成长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他们经过二十来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老师的教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内部，同龄人、隔代人，学生、老教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

在本书中，我们将高校青年教师称之为“工蜂”。工蜂不是雄蜂，他们是辛勤工作的雌蜂。在一个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是工蜂，他们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世界上用材最少而容积最大的建筑在工蜂的飞舞中完成。

这个概念的诞生，缘于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养蜂人打开蜂箱，一幅人类社会的草图映入眼帘：一只大大的蜂后、几只围绕在其旁的雄蜂以及无数不停劳作的工蜂。工蜂的寿命只有半年左右，他们勤苦一生，不求回报，我头脑中略过一个概念：工蜂。是啊，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但却是蜜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据说一只工蜂每天采集上百朵花，也只能采回半克左右的花蜜。

“工蜂”和“蚁族”不同，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相比较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优势。整体而言，工蜂在上，蚁族在下；工蜂在飞，蚁族在爬。个体而言，工蜂的力量往往更为强大，有时还具有攻击性，一旦遇到有敌害侵袭，其蜇针连同肠脏留在对方体中。尽管自己会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这就是工蜂的特点。

另一方面，蜂屯蚁聚，蜂房蚁穴，蜂趋蚁附，蜂扇蚁聚，“蜂”和“蚁”好像天然就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都是勤劳的昆虫，蜜蜂不知疲倦的辛勤劳作，为人间酿造出甜美的蜂蜜，恰似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两者同样是社会性动物，这样的物种很像人，他们生活的群落也极像人类社会，位于蜂群中最底层的工蜂，与高校青年教师当前的境遇颇有许多隐喻暗合之处。而那个高高在上、不可触犯的蜂巢，不正是我们的大学抑或高等教育制度的象征吗？

当青年遇见大学教师，两个群体的交集构成了高校青年教师——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从大学教师的角度，他们是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与传播者，他们长于思考，敏于观察；而青年的特点又使他们富于热情和激情，对社会现实常持批判主义态度，对社会未来常怀理想主义情怀。两方面的叠加作用使得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明显区别。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当代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既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传统的阻力，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做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我们尝试把高校青年教师置于三轴坐标系中予以考察，这三轴坐标系分别是：个体的微观考察、历史的纵向考察、现实的横向考察，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三条轴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对应着三条坐标轴，我们从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透视，显示出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之下的特别之处。

基于这样的思考架构，本书首先从个体微观考察开始，讲述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人物故事，然后将不同时代的学者大家引入进来，把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最后是现实的横向考察，我们将去年倾力完成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奉上，为大家展开一幅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画卷。

第一篇：“蜂”貌——个体叙述与群体想象中的青年教师。每个人的所思所为，乃是世事遭际与人心互动的感知表达，绝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所能呈现。对于青年教师群体而言，要使他们具象化，就要描绘出他们背后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情感态度、价值理念等。本篇由深访组主笔，从课题组调查对象中抽取若干人物，围绕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说青年教师是一个群像，那么本篇每个人物都是群像的一个侧面，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言之有物。同时，为了增强文章趣味性，我们还特别邀请著名漫画家聂峻先生手绘插图15幅。本篇侧重“点”的力度，见微知著，感人至深。

第二篇：“蜂”骨——士人学人之变中的青年教师。透过当今大学青年教师，“士人—学人”之变仍在继续，并且映射为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衡量标准中，跟其他一些青年精英相比，大学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下坠，“士”的观念和意识会让这个群体面对这种下坠时更加难堪。网络媒体的兴起，稀释了大学青年教师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在这个群体内部，地域之异、学校之分、学科之别，把这个群体撕裂得更加支离破碎。应当说，在这个群体之中，出世与入世的纠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糅合、独立思想与行政体制的挣扎都复杂交错地融合在一起。“士人—学人”之变的历史涵义，尤其是“士”作为士农工商社会之首的瓦解，以及“天下士”意识延绵不绝的影响，可以预见，完全的“学人”不会是这场大变局的最终结果。本篇访谈学者名家若干人，侧重“史”的深度，思想碰撞，给人启迪。

第三篇：“蜂”声——内外交困中的青年教师。2011年，我们开展了高校青年教师全国抽样调查，调查共涉及全国135所高校5400名高校青年教师，调查范围涵盖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基本信息、生活状况、社会保障、教学科研、网络行为等情况以及他们对公共媒体、学术道德、社会公平以及当前社会问题的认识。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形成了1万余字的总报告和5万余字的分报告，报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篇选取部分调研报告以飨读者，让读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特点，本篇侧重“面”的广度，数据呈现，引人深思。

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蚁族”研究，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比较难于把握的课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团队成员均为80后和90后，很多人仍是在校研究生，高校青年教师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文化层次均高于我们；另一方面自己作为团队负责人，也是研究对象本身。作为“局内人”，我可能会不经意地遗漏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加之身陷市场、金钱、地位、利益的诸多诱惑，又兼专业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身为一名体制内的大学教师，能否拿出点勇气，坚守一点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说出点真话，确实面临种种压力和考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在高校青年教师研究中始终秉承“蚁族”延续下来的传统。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 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各取所长。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团队成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职务高低，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团队成员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重大联系的当代史愈加困难。中国有句老话“生逢其时”，什么时代的知识分子才算“生逢其时”？有人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最受尊重，有人说延安知识分子最充实，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最自由，当然，也有人说现在才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虽然我们做了5000多份的调查，又从中选取了十几个典型人物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但对几百万的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我们书中论及的显然是少数，但是，对一个时代的解读，总是要有路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这个时代的人们一个路径。

囿于主题、容量所限，限于自己所知有限（在此问题上尤其如此），书中疏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从综合性或系统化的意义上说，本书不敢妄称是一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记录，它只是我们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解释和关怀，部分解决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它算得上是我们团队对当代知识青年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对知识青年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蚁族》，书中首次提出“蚁族”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其实质是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蚁族”引发我们思考：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比“蚁族”具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否也遭遇到了和“蚁族”同样的命运？这构成了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的初衷和动力。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把目光转向高校青年教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湖南省曝出职称评委在宾馆“开房收钱”，武汉大学职称评审引发“教授打架”，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化学系主任跳楼自杀，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公开在媒体上发文表态“拒评职称游戏”，高校青年教师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超乎想象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国家与社会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是举足轻重的社会中心。在现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传统士大夫逐渐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思考、写作和发表，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也被分割为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科学之间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而随着资本的扩张和利益的诱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花费时间和精力“为稻梁谋”。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曾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在西方语境中，直至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知识分子”一直都以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自居。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兴未艾，尤其在后现代语境下，传统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面临“合法性”危机，激进者有所谓知识分子“死亡论”或“衰亡论”，《最后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等著述可资佐证，其最重要的论据之一便是知识分子体制化尤其是知识分子学院化的内在影响。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现代、后现代与前现代立体共生，高等教育大众化凯歌高奏，知识人学院化运动正在建构。相似的时代背景，自然也会引发类似的知识分子“合法性”危机。当中国知识分子学院化以后，大学给青年知识分子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见面礼”？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公共批判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与普及对大学青年教师到底会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继续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讨论。  就本书而言，我们力图写就的是一部中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史”。青年教师的很多故事，他们心底的渴望、焦虑和无奈，我们只能写出一点点，但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独特的人格和精神，并透过他们折射出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国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和我的团队又聚首在一起。不过这一次，有相同，有不同。

相同的是，我们又回到当年创作“蚁族”的苏州街会议室，每个周末和以前一样，从四面八方会聚到这里，激荡思想，切磋琢磨。

相同的是，我们的条件依然简陋，开会还在当年的乒乓球台上，新来的团队成员总是问我：难道你们一边打乒乓球一边完成了《蚁族》？

相同的是，我们依然怀揣梦想，奋勇前行。这部书稿大部分是在麦当劳24小时店里写就完成，身边狂欢和畅聊的年轻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另类。

相同的是，书中依然流淌着我们的血液。在我们眼里，每一部书都是一个生命体，著书者如果不能给作品注入心灵和感情，不管机体的构造多么好，终究没有生命。

不同的是，我们的团队更富有朝气，此次不仅有“80后”加入，更有“90后”加盟。

不同的是，我们的团队结构更加完善，此次不仅组建了课题组和深访组，更成立了影像组，让我们的每一次讨论和交锋，都立此存照。

不同的是，我们的团队学科构成更加多元，不仅横跨了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政治学、新闻学、经济学，而且还包括法学、环境学、艺术学和理工科。

不同的是，我们的团队调查经验更加丰富，合作配合更加默契。每一次的调查和深访，我们都充分准备，做足了功课，力求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肯定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和有待提高之处。费老的著作因其可读性高而备受推崇，这来自他对社会总体趋势的把握，以及对这种把握的自信。这种把握和自信使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删繁就简，直中要害。我们尚不具有费老那样深厚的研究功力，这本书带给读者更多的是详细的、经验性的材料。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可读性，在枯燥的学术报告之外，增加了人物深访和对话访谈，这会使我们的分析更具有实证性和现场感，但可能也因此减弱了作品的深度和洞察力。

有不少读者曾对我说，看我的书很痛苦，我总是摆出现象，提出问题，而且是极为尖锐的问题，引人思考，却从不给出答案，本书亦是如此。对于我们来说，为盛世唱赞歌，已有很多人在做，我们从来都更关注忧患，我们总觉得应成为“道人”。在古代，道人的重要职责就是每岁孟春摇动木铎，将古代圣王谟训宣布到全国各地。当然，道人还有上传的职责，巡行于各地，进行必要的采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团队正在做着道人的工作：下大力气、下真功夫，沉下心来作大量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同时将在社会调查中所得的一些感悟呈现出来，试图对国计民生有所影响，并引发社会的共鸣与思考，然后重回学术寂寞。可以说，在整个团队，希望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学术动力的最大源泉，并得到所有成员的高度共识。

而对我本人来说，此书的出版具有三重意义：

首先，这本书是近年来我研究成果的一个汇报。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成长在首都脚下，会计学本科，锻炼了相对缜密的思维；管理学硕士，砥砺了组织管理能力；法学博士，坚定了内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政治学博士后，开阔了中外比较的国际视野。正是有了这些不同的积淀，才使我在学术追求中始终坚持“尊上，不唯上；读书，不唯书；求实，只唯实”。和《蚁族》一样，我和我的团队愿意做一个记录者，记录岁月的刻痕，记录时代的小人物，记录社会的沧桑变化，让后人能从我们的作品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与众不同。

其次，这本书是对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人们的回报。从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对外经贸大学，一路都有师友、领导、同事的扶持和关心，我才有了安心研究的动力、机会和条件。对父母家人，对领导师长，对亲朋好友，对人生路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内心唯有感激和感恩。知易而坚守难，言易而践行难，单是人皆如斯、人云亦云、法不责众等集体无意识的托辞，就足以将我们推上得过且过的轨道。更何况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我所属的群体，这本书所指向的制度，我也置身其中。特别是去年我们所做的高校青年教师研究报告受到中央重视后，一些压力从方方面面反馈过来，在这里要真诚地对连累的领导师长和牵挂的家人好友道一声对不起。我深知，回报你们的最好方式唯有我不懈努力。

最后，这本书是对已走过人生道路的一个反思，写的是他人，同时也关照了自己。从事“蚁族”研究以来，我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负责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几年下来有一种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疲惫感，尤其是长时间、大容量地处理学生事务、阅读文献、实地调研、分析数据、伏案写作，整个身心极为交瘁，因此有段时间，我不想动笔，不想看电脑屏幕，哪怕是几百个字也不想写……但在去年初，我狠下决心，超越自我，组织团队，启动研究。一年半来，所走、所见、所想、所写、所做，20余万密密麻麻的文字，见证一段艰难的奋斗岁月。我希望我离开人世的时候，墓碑上能刻着这样一句话“这个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更没有停止过为实现梦想而不断努力”。

高校青年教师普通、平凡，没有太多骄人的业绩，也没有显赫的名声，然而由“小先生”成长为“老先生”，不仅需要时间尺度的论资排辈，更有赖于空间范围的破而后立。如何将文明的火把交到新一代高校青年教师手中，如何让他们一开始就踏上一条人格健全的道路，如何启发他们天赋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如何激活他们的想象力，如何让他们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如何恢复他们的职业自信、人格尊严、复苏一代学者的责任感，是当下和未来仍要面对的命题。一个时代的气质是被人带出来的，尤其是被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带出来的。如果一个时代失去了节制和节气，一切都轰轰烈烈地奔向那个庸俗的成功，让我们的高校青年教师沦落其中，岂不令人扼腕？回想民国，尽管兵荒马乱，但那时高校青年教师尚能淡定自如，有礼有节，岂不令人喟叹？

新旧交替、变局不断的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往往就是这个时代的容颜。希望我们能从当代高校青年教师的身上，看到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北宋张载曾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这四句话不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本书扉页上有文“一知一矢口，且行且彳亍”。“矢口”的坚定、“彳亍”的犹豫，这是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联想到清华学生曾作打油诗模仿校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可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梅贻琦每一个踌躇与斟酌的背后，是多么坚定与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