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孟连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在普洱市委领导下，经过学习调研之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对面临的千群对立、警民对立的现状也有了清醒的了解，对要开展的橡胶产业的产权改革和利益调整工作，也作了认真的部署。但真正走到基层村寨中去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对面临的困难还是低估了。
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的积极努力，孟连的局面缓和了下来，那种群体性的持刀持棍与干部、与警察对立的场面是没有了；但是，在事件发生地区，还有同样与所属公司有经济利益冲突的茶叶、咖啡种植地区，群众中那种与党委、政府的强烈对立情绪依然存在，工作稍有不慎，仍然会有再次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
当然，事情是因为经济利益纠纷引起的，那就要从解决经济利益着手，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在群众不信任你、不配合你的情况下，任何高明的主意也无法实施，所以，开头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要赢得群众的信任。
但是，干部们走在这块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面对熟悉的乡亲和熟悉的乡音，却发现工作的开展居然是这样的艰难。
面对进村的工作队，群众视而不见，没有人和他们打招呼，倒水、撵狗，因此先后有多位工作队员被狗咬过。到了群众家，也没有人让他们坐下，一副我们不认你们、你们也不要来管我们的架势。有的寨子甚至还设立了自己的“安检卡”，要检查工作队员的身份证才让进寨子。看到一些年轻的女工作队员进寨，有的村民还故意说几句流里流气的话刺激她们，气得有的女队员回到驻地偷偷地掉眼泪。而那些在事件中与群众直接发生过冲突的干警们，开展起工作更为艰难，一开始下去的时候，他们不敢穿警服，甚至不敢说自己是警察。但是，孟连这个地方，尤其是勐马一带濒临国境，长期以来一直是缉毒的前线，这个工作是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只好在寨子里人少的时候或者夜里，去找知情人了解情况，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太像新中国成立前做“地下工作”了。
还有更激烈的，如在公信乡的橡胶公司四队，工作队员去到寨子外面，刚打算进寨子，路口马上就被胶农砍竹子挡住，在几个领头者的高声鼓动下，四队胶农老小全体出动，骂工作队员是老板的走狗，甚至诅咒他们翻车死掉。人叫、狗咬，那场面实在无法形容，由于群众的情绪非常激动，工作队一连几天被挡在寨子外，根本无法与胶农正常交流。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群众与党委、政府的对立情绪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孟连有一个县属的民族歌舞团，演员多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少男少女，这些歌舞之乡长大的孩子稍加点拨就是很好的表演者，所以他们的演出在当地很受群众欢迎。在全县上下开展的“送温暖”活动中，他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来到了一个叫广伞的傣族寨子演出——文化系统的领导选择这个寨子，是因为这里的村民没有直接参与“7·19”事件，对立的情绪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一进寨子，就有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来干什么，如果是政府叫来的就不要演了，然后又有人对演出队横加干涉，一会儿不让他们在这里搭台、一会儿又不让他们在那里接电线。最后是在一个老党员、老村干部的支持下才搭好了台，接通了电，开始了演出。
当灯光照亮了夜晚，那富有傣族特色的音乐响起后，起初来到台前的观众还是不少，但是没有过多久，就有人来到台下拉观众，有的是大人拉小孩，有的是丈夫来把妻子拉走。有的群众其实也很想来看表演，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他们只敢站在自家的掌楼上远远地看，远远地跟着比划。过了一会，又有一些年轻的男人聚集在台下，似乎不友好地在商议着什么。接着，有人向歌舞团的领导悄悄通报，那些人在计划准备要打掉他们的照明，趁黑捉弄他们的女演员，把他们吓走赶走。
歌舞团的领导也是当地的傣族，凭着他们对自己同胞的了解，认为事情还不至于如此的下作，但如果照明灯光真的被打掉，在当时的气氛下，谁也说不清黑暗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领队的几个领导当机立断，临时中止了演出，让女演员先走，男演员在后拆台，这样分批分期地撤离了寨子。
在该县歌舞团的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受到观众鼓掌欢迎的下乡演出。
市委常委、副市长杨亚林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
在这次前后历时两年的工作队下乡的活动中，时任副市长的杨亚林是具体的参与者，也是一线的指挥者。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带着来自市、县、乡的工作队员到矛盾比较突出的村寨与村民座谈，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他们邀请了群众聘请的律师同行。但是，群众对律师很欢迎甚至见面互相拥抱，对他们工作队员却冷眼相看。中午一点多，他们来到一个叫永红山一队的地方，群众已经杀鸡煮肉地为律师备好了午餐，而他们这一拨从市、县、乡里来的干部却找不到饭吃。律师见状就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吃饭。
同去的个别干部因为曾经在事件中吃过苦头，对这个律师和与他打成一片的那几个“骨干”非常反感，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想和他们一块同桌吃饭。但杨亚林认为，要赢得群众，就什么意见也要听，什么方面的人也要接触。就让群众多做一点菜饭大家一起吃，饭钱大家来付。后来他说，这顿饭他吃了，却苦在心里。
事件死者的家属余瑞胆，是个20多岁的傣族女子，由于一下子失去了两位亲人，一个是家庭的支柱——父亲，另一个是家庭的希望——刚上大学的弟弟，她自己也在事件的冲突中受了伤，因此，对基层党委、政府和干部的抵触情绪、戒备心理十分突出，个人的情绪极不稳定，要做好她的帮扶、疏导工作成了工作队的一个重点。但是，当杨亚林来到她家的时候，她表现得又哭又叫，歇斯底里的情绪让人根本无法和她交流对话。杨亚林只好一次又一次耐心地走进她的家，站着和她说话，试图沟通，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到她家以后，她才递给他一个小凳子，说：“看你站着说话也很累，坐着说吧。”
从递小凳子这个动作，杨亚林，还有具体负责余瑞胆帮扶任务的县建设局原局长杨家祥看到了希望。
孟连的胶农，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一部分是当地的傣族等村寨的农户种植管理的；另一部分是专业种植橡胶的农户，过去从该县其他地方移来的，叫专业队，专业队里有本地的拉枯族、佤族，甚至还有少数的内地汉族。因此，工作队配备干部下乡的时候，就有针对性地安排了一些本民族的干部去相应的村寨和专业队，以便于沟通。县人大有一个女副主任叫娜儿，是拉祜族，于是就由她牵头带队来到一个拉祜族为主的专业队，在那里的一个胶农家，娜儿看到一个拉祜小女孩很可爱，就拿了几块随身带着的糖果给她，没想到却被孩子妈妈一把抓开，不领情不说，还指桑骂槐地说了几句难听的话，看到自己的同胞如此对待自己，娜儿的心中在流血。
上述这些情形，很像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刚进入边疆时候的经历，过去有不少的文艺作品已经表现过，想不到历史的一幕又会在这里惊人地重演。
面对群众的抵触，工作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克服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各种困难，各自发挥优势，想出了种种高招去接触群众，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理解。这里，我们不想去一一举例、一一描述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中在我们工作队员身上所发生的种种故事，包括他们所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们只想讲一个在工作队员中广为流传的“三哭”的故事，足已经可以说明他们经历的一切。
县畜牧局的干部李自祥，是个普洱方言中说的“桩子”很好的粗壮汉子，他本来就来自基层，在乡镇工作过多年，和基层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基层群众有隔阂，当他作为工作队员来到村寨，开始也同样遭遇到了群众的不理不睬。一天，他去到寨子，看到一户胶农家在打谷子，会干许多农活的他二话不说动手就千起活来，但是，那户人家显然对他不欢迎，他从早千到晚，居然不近情理地没有人和他说上一句话，更不用说喝上一口水。晚上，他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回到驻地，吃着同志们给他留下的菜饭，回想起自己过去在乡镇任职时与群众的那种融洽场面，眼前群众的那种冷漠像利剑一样刺疼着他的心，越想心里越难过，忍不住潸然泪下。
第二天，他又来了一个早起，继续去到那家农户家，又是从早到晚地打了一天谷子，这天几乎是昨天的翻版，辛苦了一天，面对的还是一片冷眼。黄昏的时候，他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回到工作队驻地，这样的结局显然给了他更大的打击，他一声不吭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之后，这个粗壮的汉子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第三天，他仍然顽强地早起，又去到那家农户家帮着干没有干完的活，群众的心也是肉长的，见他如此执著和辛苦地给自己家帮忙，终于感到了过意不去，于是向他露出了笑脸，和他攀谈了起来，还邀请他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晚上回到驻地，他向领队汇报工作进展，只说了一句“群众和我说话了”，嗓子就已经变得哽咽。
几乎每一个工作队员都有着相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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