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名学者、翻译家池上贞子教授二十余年心血汇集，海外“张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下，一个日本学者将如何看待张爱玲其人、其所处时代及其作品。《张爱玲：爱·人生·文学》参考大量海外研究资料，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张爱玲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写作特点，匠心独具，观点鲜明，相信对国内的“张迷”和“张学”研究者也将有所启发。

上世纪40年代，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像闪电般横空出世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用她惊世骇俗的才情震撼了世人，她的作品至今仍然让人动容。她特殊的家庭背景、曲折的感情经历、不为人知的晚年生活更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

《张爱玲：爱·人生·文学》收入了日本知名学者池上贞子研究张爱玲的二十余篇文章，《张爱玲：爱·人生·文学》从多个角度追寻张爱玲华丽而苍凉的一生，解读她的作品与生命轨迹！

第一章 张爱玲和上海—人与时代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上海2

 张爱玲爱·人生·文学8

 张爱玲与胡兰成17

 阿部知二与张爱玲—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28

 从服装穿着解读张爱玲42

第二章 华丽和苍凉—作品和技巧

 张爱玲和《传奇》—中国和西洋的接触52

 《流言》考—张爱玲之1943—1945年67

 关于张爱玲的《留情》86

 看张爱玲文学中丝绸的诸样态与“恋衣”——《金锁记》·《更衣记》·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100

 张爱玲文学技巧小考—“香港传奇”中的花草树木象征115

第三章 上海之后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和文学—1950年代的短篇小说130

 张爱玲和白先勇—关于“失落”的时机145

 看文学作品中的“愫细”与香港157

第四章 书评以及其他

 台湾的张爱玲研究178

 张爱玲之死182

 张爱玲去世后之国际研讨会等185

 张爱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188

 在变动的中国“居住”的人们196

 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张爱玲198

 张爱玲之事—围绕电影《色·戒》201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后204

后记210

本书收录文章初次刊登信息一览表214

张爱玲年谱217

胡兰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经香港秘密逃往日本。此后自1954年起，他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编著了自传《今生今世》，全书上下两册共计750页，在其中一章《民国女子》中以多达35页的篇幅介绍了张爱玲。除了这一章节，在其他的章节中，对张爱玲的描述也随处可见，不必高见顺说，从字里行间就可以轻易感受到他“对恋人张爱玲的赞赏”。由此可见，在胡兰成接触到的众多女子之中，张爱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关于张爱玲的文学，现代中国的女性研究者称之为“四十年代初期，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文坛，如闪电一般闪过的奇花异卉”（胡凌芝《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杂志《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1期）。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与政治无法脱离开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中，在众多文学家呻吟着被敌国占领下的苦闷与痛苦之时，她的小说却围绕男女之间的爱与恨进行创作，无疑十分出挑。在1943年至1944年间，除《倾城之恋》《金锁记》这两部中篇小说外，她还接连不断地在不同倾向的杂志上发表多部短篇小说，而这些作品也于1944年9月收入单行本《传奇》中。另外，她创作的散文作品也很多，英文散文更是她成为职业作家的起点。

张爱玲出生于名门世家，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的女儿，她的母亲常年留洋国外，父亲是传统大家族制度下典型的软弱富家公子，而父母之间并不和睦，所以很难说她是沐浴在家庭温情下成长的。她求学时选择了以英式教育出名的香港大学，但求学期间，香港被日本占领，为躲避战火，张爱玲回到上海，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因此，可以说张爱玲倾注精力创作也是源于生活所迫。在她的小说中，很难见到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劝善惩恶的价值导向，出场人物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为了在家族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耍尽欺瞒手段，张对各种丑恶的描写并未受到道德观的禁锢。张爱玲的这种写作手法，或许可以称作反浪漫主义。因受到西式教育的影响，她的作品中充满个人主义色彩，这样的作品为上海人带来了许多新鲜的话题。

虽然与胡兰成保持着恋爱关系，但在她自己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点恋爱的痕迹。这与胡的“赞不绝口”相比，显得很是奇怪。这也许是基于她将文学活动与私生活明确区分开来的坚定信念，以及出于对当时复杂社会状况的考虑。而坚决不把私人生活带入创作，也可以看成是她的文学特点。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缘分始于胡兰成在狱中时，友人女作家苏青为他送来了杂志《天地》的创刊号（1943年11月），上面刊载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胡兰成读后感触颇深，便开始关注张爱玲。新年出狱后，胡兰成立即委托苏青，询问到了张爱玲的住址。前往拜访时，却没有见到张爱玲，留下纸条后便离开了。第二天，张爱玲打来电话并到胡兰成家做客。围绕作品、作家的待遇条件等内容，两人相谈近五个小时。翌日，胡又来到她的家里……于是两人关系迅速发展，相互赠诗、通信，经历了重重困难后，胡兰成终于结束了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生活。回到上海后，他并没有回到家中看望妻子与孩子，而是直接去了张爱玲家中。在胡兰成的第三任妻子病逝后，这位三十八岁的男子与时值二十三岁的张爱玲结为连理。但胡兰成顾虑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所以并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在炎樱的见证下，写下了“誓约书”，以婚书为定，签订终身。这与张爱玲在1945年初创作的短篇小说《留情》中的夫妻轶事极为相似。

对于两个人的关系状态，张爱玲一直保持缄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胡兰成的描述窥见一斑。然而这些内容也只是胡兰成根据回忆记录下的，其中多少会存在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张爱玲曾说：“在得知胡兰成人狱后，曾去过苏青和周佛海的家中。”可见，胡兰成入狱前结识张爱玲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根据胡兰成的一些文章和评论，可知他眼中的张爱玲：以自我为中心，既不悲天悯人，也不同情其他人，不喜欢小孩子和小动物，从不想念家人，也不怀念童年时光，不受权威赏识，没有禁忌，偶尔爱憎分明。以老一套的善恶观、审美观是无法评价张爱玲的，她对别人的批评冷静而透彻。与胡兰成以善恶对他人加以区别不同，张爱玲是以“聪明程度”为最高判断基准。她会将报纸上批评她的文章剪下，她不会去反驳别人的意见，但也不会受其左右。

张爱玲在私生活方面，对于金钱方面的控制非常严格，但购买服饰与化妆品时从不吝惜，室内装潢简约而具有现代气息（用胡的话说是用高价寻求刺激）。喜欢味道浓重的食物，喜欢用大杯子喝红茶。对于一日三餐没有特殊要求，常常以小点心（蛋糕等简易糕点、小吃类）充饥……在那时日本并不稀奇的都市化、现代化的女子形象之中，融人了带有传统中国风的价值观，这在胡的眼中非常珍贵。她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问都充满了新鲜感。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传奇女子的存在，刺激与启发了胡兰成的野心与才能，因此他才会对高见顺说出“自己今日的成就需仰仗于张爱玲、炎樱与池田”这样的话吧。用他笔下更为具体的内容来说，“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对于可称作是“私观中国历史”的《山河岁月》，他说：“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1954年，在日本静冈县清水市刊行，池田笃纪翻译）”“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因为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是她开了我的聪明”……

P20-22

你已经无法再次拒绝

但我仍在踌躇

请让我短暂地停留在这里

我不过是一阵清风

—池上贞子《风—访问张爱玲洛杉矶故居》

1998年夏，我访问美国的时候，拜访了位于西海岸洛杉矶市的张爱玲（1920—1995）故居。我曾翻译过她的三部代表作品《金锁记》《留情》与《倾城之恋》，其中，《倾城之恋》于1995年3月出版。半年之后，她在洛杉矶的公寓中悄然离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张爱玲离开大陆，在香港停留数年后，辗转到达美国。她的德裔美国丈夫去世之后，张爱玲开始独自生活，变得不爱与人交往，甚至有些顽固不化，这在华人圈内外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我踏着她的足迹走向她的故居时，超越死亡的内疚感充斥在我心中，而这无限的感慨，却只能用短短的四行诗来体现。

从与已故的尾坂德司老师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张爱玲的名字。1977年，我在法政大学的第一教养部担任兼职中文讲师。当时任该大学教授的尾坂老师因从早期就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并进行创作与翻译而知名，我慕名找到了尾坂教授，通过谈话发现他是一位磊落又有些腼腆的江户人，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十分坦率、平易近人。

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现代文学的状况颇为混乱，许多日本学者也放弃了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探索。尾坂先生十几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在天津、北京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并曾在上海担任过教员。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尾坂先生有接近中国人的立场。老师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时，向我介绍了一本书，便是张爱玲于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秧歌》（日本译名为《农民音乐队》，并河亮译，时事通信社，1956年）。

这部长篇小说，的确与我印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巨大的差异，但由于找不到其他相关资料，只能无奈地将对张爱玲的研究暂时搁浅。改革开放后，两国交流得以解禁，我有幸读到了张爱玲四十年代的代表小说集《传奇》与散文集《流言》，它们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冲击。无论是百般锤炼的文体，还是匠心独具的修辞，都与我曾经读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不同，连当时不可欠缺的道德观都没有强加在作品之中。现代中国竟然有这样的文学！从此，我开始正式研究张爱玲。尾坂先生常常苦笑，认为“自己不擅长体会女孩的心思”，因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其他作品上。

在研究的同时，我尝试着进行翻译。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语言是张爱玲最值得研究的部分。她使用的文字与语句颇为独特，辞典自不必说，有些词汇甚至连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播音员都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对于她的文学作品，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从整体上把握，依照自己的思维理解进行翻译。尤其是她对于色彩、情景、感情、人物性格等方面的描写，非常微妙，我总会担心《倾城之恋》这些作品是否译出了原作中的氛围。

由于时代原因，张爱玲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与香港地区，拥有大量狂热的读者。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张爱玲的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甚至美国，她的作品引发了所有华语圈内的华人对文化与文学的思考。可以说，张爱玲是华语文学的开端，是华语文学的典型代表。

从那之后，我翻译台湾文学作品的机会逐渐增多。朱天文、王祯和、平路等作家都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继承了她的创作风格。身处美国的研究学者王德威甚至将张爱玲尊称为“祖师奶奶”（即视为开山祖师）。

本书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笔者笔致愚钝。所收录的文章仅以与张爱玲具有相关性为基准，故而带有原刊载杂志的风格，文体与形式也是各式各样。另外，在这二十多年间，对张爱玲研究的状况也有大幅改善，书中有可能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记述，部分地方也可能与现今的研究有所偏差，但为反映时代特色，在收录时，尽可能保留了原有风格。为使阅读流畅，排版时修改了时间，并对重复部分进行了删减。

希望读者能够读有所获，了解到张爱玲文学的一角。

池上贞子

2010年9月29日、30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纪念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实际上，在2006年9月，该大学就准备举办研讨会，但因前一年在上海已经举行了纪念张爱玲诞辰八十五周年、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当时的研讨会在即将决定的时候遭到干涉而取消了计划，最终促成了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当时，我与德岛大学的邵迎建教授一同出席，用中文发表了本书收录的《张爱玲文学技巧小考——<香港传奇>中的花草树木象征》的原稿。出现在现场的还有早稻田大学的千野拓政先生。会上发表的论文被林幸谦编为文集《张爱玲：文学、电影与舞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本次研讨会，除了邵教授与千野先生外，同时出席的还有国土馆大学的神谷真理子、神户大学的滨田麻矢、长崎大学的客座讲师坂田美纪。发表的主题各种各样，会中的逸闻也数之不尽，仿佛一次欢乐的聚会。参加者来自华语圈及新加坡、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在29日下午（14点至16点40分）和30日上午，三个会场同时进行了每人十分钟的演讲，即有近八十名研究者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包括新书发布会、“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与“印象·张爱玲·第一次绘画展”的参观、讨论会、钢琴演奏、献花仪式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为满足大家的期望，更是上演了音乐剧《情场如战场》（根据张爱玲的脚本于1950年代后半期制作成电影）。由于大学图书馆举办外语翻译书籍展示会，我也帮助提供了日语译本。这次的主题是“传奇·性别·谱系”，发表成果从资料到理论应有尽有，所列举的作品更是涵盖了张爱玲从10年代初的创作到《小团圆》，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许多成果都关乎近年来的热议话题——《色·戒》的小说和电影。但由于三个会场同时进行，未能听到另外两个会场的成果发表，深感遗憾。研讨会上大多数学者都准备了原稿，但只发表了概要，恐怕也是因为已经出了论文集的缘故。

新刊书籍的发售纪念庆典也是这次大会的潜在目的之一。张爱玲的遗作——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已于去年（2009年）开始销售，如本书《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后》中所述，成为华语圈社会的一大轰动事件。

这次出版的作品是英语创作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The Story of the Change”（皆由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出版，2010年）和其译本《雷峰塔》《易经》（香港·皇冠出版社，2010年）。宋以朗作为张爱玲遗物管理责任人，与这些作品关系密切，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对于这两本书的出版，他是这样叙述的：

“我大可把它们珍藏家中，然后找几个借口不出版，甚至可以不给任何理由。但对未有定论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资格作此最后裁决吗？幸好我们活在一个有权选择的时代，所以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而读者也可出自他们的理由选择读或不读。这些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已没必要列举，最重要的是我向读者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雷峰塔>／<易经>引言》张爱玲著·赵丕慧译《雷峰塔》，香港·皇冠出版社，2010年，8页）

另外，在上述引言的最后一段中，阐述了进行作品翻译时，在唯美的“张腔”翻译与亦步亦趋忠于英语原文的翻译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的理由。

然而笔者与宋以朗之间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1995年的时候，通过平凡社，笔者出版了译作《倾城之恋》。此前数年，由于版权等事宜，笔者通过上海的友人得到了张爱玲在美国的联络地址，于是给她写信，介绍自己和出版社以及翻译出版的主旨等。但是没有收到回复，我总共寄出三封信告知主旨、确定了相应的依据，最终决定出版。而且书籍出版后，将书寄给了她，也曾寄过贺年片，但也从未收到过回复，就这样过了十五年。但这次在与宋以朗先生的交谈中，得知她全部照原样保存着这些书信，宋先生把它们连同彩印的上海友人信件（为了使人了解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各自的定位）全部归还给我。宋先生认为，张爱玲无法判断如何处理是好，而且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张爱玲于1995年9月去世），所以只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无论如何，她能将它们完好无缺地保管起来，我已经深感无以言表的感动。

自开始从事张爱玲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最初也曾担心；过所做研究到底有没有意义，本书中收录了当时摸索着零散发表的文章，既没有学术书籍的构思与构造，也省略了参考文献和索引，或许辜负了有利于直接研究的期待。然而，不用说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这个研究对象，就连文学本身，学术界也没有固定观点。笔者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学徒，自六十年代开始从所谓“人民文学”的《天网》中学习汉语，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勃兴与崩溃，沐浴了改革开放怒涛的飞沫。若是作为迷惘与痛苦的探索轨迹来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能给年轻的研究者们一定的参考与鼓励，这便是我决定刊行本书的缘由。

在创作各篇文章之际，我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导、帮助与启发。以中国已故的柯灵先生为首，陈子善先生，在美的高全之先生、张错先生，香港的林幸谦先生、梁秉钧（也斯）先生、黄淑娴博士，台湾的朱天文先生、平路先生、张文熏先生，在予以指导的同时，在笔者进行资料收集时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与帮助。出席香港研讨会的邵迎建先生、滨田麻矢先生、神谷真理子先生也与我进行了多次交谈，提供了许多建议。我对加藤浩志先生在本书编辑之际予以的帮助也深感欣喜。谨此对各位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接受了迹见学园女子大学2010年度学术图书出版的补助金。谨此对学园的厚谊深表感谢。  201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