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尔维尔的《泰比》是一部既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也不全是虚构，而是一部“融冒险、轶事、人种学和社会批评于一体的著作”。从表面上看，《泰比》确实像一部游记，叙述了主人公托莫的一些难忘的经历。他与同伴托比因忍受不了“多利号”船上枯燥无味的漂泊生活和残暴船长的呵斥与虐待而弃船闯人异域泰比峡谷。他们发现这里没有传说中所说的那么可怕，当然其中也不乏坏人，正如白人社会一样，异域泰比既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他们初到时的感觉是这样一番情景：“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该如何描绘眼前的这一切呢？……

“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是麦尔维尔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作品：《泰比》、《奥穆》和《玛迪》。它们看似描写作者远航南海和与马克萨斯群岛的食人生番为伍的经历，但读者只要稍事留意便可发现，麦尔维尔的这些早期作品不仅仅是一些历险故事或传记色彩很浓的叙事小说。与其他任何文学名著一样，它们同样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不管麦尔维尔在南海漂泊时的所见所闻有没有真实性可言，他至少经历了一个与自己生活时代迥然不同的社会，即波里尼西亚殖民社会。

本书为“波里尼西亚三部曲”之长篇小说《泰比》，是以作者在南太平洋的生活为依据写成。《泰比》中描写了作者在马克萨斯岛上的食人部落泰比人中的惊险经历，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给当地土著人的淳朴生活带来的破坏，因此受到教会的谴责。作品给美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领域和内容，在美国读者中广受欢迎，作者因此赢得了海洋文学家的称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后记

托比的故事

续篇

除去《南海航行札记》中对他们些许的提及，没有任何关于这群有趣的人们的记载。库克在他的环球航行途中几乎未曾涉足于他们的海岸，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只限于少数几本书的大致叙述而已。这其中有两本书特别引人注意。据说波特的《美联邦埃塞克斯号舰战末太平洋航海记》有一些对岛上居民的有趣特写。但我从未有幸拜读过这本著作，而美军文森尼斯号战舰上的牧师斯图尔特则在他的名为《南部诸海游历》的书中对同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描述。

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捕鲸舰船，曾经由于供给不足偶尔在这些岛屿的某个宽阔的海港上停靠过，但因听到许多曾在那里遭遇过厄运而侥幸逃脱的白人的描述，十分惧怕当地的土著居民，禁止船员混入当地人群去探究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新教的牧师们对改变他们的野蛮文化也显得绝望。他们每次能从土著人那里得到的礼遇就是对他们中最大胆的成员的恫吓。埃利斯在他的《波里尼西亚人研究》中风趣地记述了塔希提宗教团体在这些人所在的某些岛屿上建立宗教分支的失败企图。在我到达马克萨斯不久，发生了一件类似的趣事，我不得不提及一下。

有一位勇敢的牧师毫不畏惧前人与野蛮人协调的失败，相信女性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于是向土著人引见了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使她成为第一位亲历过那里的白人女性。起初岛上的人都对这样一位非凡神奇的人物充满敬畏，并将她奉为一位新女神。但时隔不久，人们渐渐适应了她的迷人外表，并嫉妒她美丽躯体上穿的褶皱裙，企图扯破包裹在她身上的神奇棉裙，他们的好奇心远超过了对破坏女士端庄仪表的担忧。一旦她的性别得到确认，原有的崇拜就变成了轻蔑，野蛮人也开始对她频频进行无礼的骚扰，他们因感觉受到欺骗而十分恼怒。让她多情的丈夫更为惊恐的是，土著人竞将她的衣服当场剥光以表明她骗人之后应受惩罚。温顺的女人即使作为基督教新教福音派成员也不能完全忍受这样的待遇。为防止再有类似无礼行为的发生，她迫使丈夫放弃使命，与她一同返回了塔希提。

岛上的王后本人，努库赫瓦国王的妻子在展示她的个人魅力时可没这样羞怯。该书所记录的探险发生两三年后，我曾有机会乘坐一艘战舰登陆过这些岛屿。之后，法国曾一度占领了马克萨斯，并已经为他们在那里实施管辖的良好成果而备感自豪，从土著人的举止就可见一斑。可以肯定，在一次改革中他们屠杀了大约一百五十个惠提胡土著人——这暂且不提也罢。就在我说到的那段时间，一支法军中队正集聚在努库赫瓦海湾，他们的一位船长与我们可敬的海军准将会面时提议，我们作为美军中队一艘插有旗帜的舰船应当接受皇家级别的盛大访问。法国官员们明显得意地表示，在他们的赞助下那里的国王和王后都极合时宜地接受了被提升后的地位，并且在所有的礼仪场合下都表现得十分得体。随后，船上一切安排就绪，准备以与他们的级别相应的方式来接待国王和王后。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发现一支带有轻快乐队的队伍正伴着飘摇的彩色纸带由法国舰船出发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莫瓦纳和他的伴侣斜倚在庄严的帆脚索上。他们靠近时，我们以皇家般的威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船上集合，发射礼炮，弄得异常热闹。P4-5

异域想象与帝国主义

——读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有感

代译序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诗人，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

麦尔维尔生于纽约的一个英荷裔家庭，父母双方都出身于名门大户，生活较为安逸。麦尔维尔兄妹八人，他排行老三。1830年，他父亲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全家只好前往奥尔巴尼。1832年，父亲又因过分劳累和精神疲惫而卧病不起，不幸早逝。之后，麦尔维尔一家的生活更无着落，他不得不早早弃学，协助母亲兄长养家糊口，先是当雇员，干农活，做小学教员，最后还当了水手。1839年，麦尔维尔应征随“圣劳伦斯”号船去了英国利物浦，从此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在漫长而又充满浪漫奇异的航海生涯中，麦尔维尔游历了利物浦、西印度群岛和南太平洋群岛等地。1844年回到美国后开始创作小说。

麦尔维尔1847年结婚后，携妻儿搬到马萨诸塞州，在那儿生活了13余年。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当时早已享誉文坛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其《白鲸》(Moby-Dick，1851)就是那时写就并题献给这位文坛益友的。继《白鲸》之后，麦尔维尔声誉每况愈下。失望中，他再度游历欧洲，足迹几乎遍及伦敦、巴黎、意大利、希腊和近东的巴勒斯坦等地。这些经历构成了他晚期作品的素材和背景，如《皮埃尔》(Pierre，1852)、《伊滋莱尔·波特》(IsraelPotter，1855)、《骗子》(The Confidence．Man，1857)和《克拉莱尔》(Clarel，1876)等。《比利·巴德》(Billy Budd，1924)是他的最后作品，直到他去世后20多年才得以问世。

麦尔维尔的作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他早期的小说。这些作品大都是依据某些史实和作者本人的海上经历而创作的，如《泰比》(Typee，1846)、《奥穆》(Omoo，1847)和《雷德伯恩》(Redburn，1849)，其中也包括寓言性很强的《玛迪》(Mardi，1849)，以及《皮埃尔》和《骗子》等。第二类是《白鲸》，这是作者的登峰造极之作。第三类是他的后期作品，其中有不少堪称大手笔的短篇和诗作，如他的《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1856)、《书记员巴特尔比》(Bartleby，theScri,,ener，1856)、《比利·巴德》和诗集《克拉莱尔》、《战事集》(Battle-Pieces andAspects of the War，1866)等。这里选译其早期作品“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泰比》、《奥穆》和《玛迪》。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将赫尔曼·麦尔维尔置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视野中，但随着近年来多种激进思潮的涌现，美国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对麦尔维尔的研究兴趣也明显发生了转移，麦尔维尔创作中以往常被认为传记成分比较重的作品则越来越明显地受到重视。这就要求学术界站在当下意识形态的高度，对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再审视，在话语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重构。后殖民主义理论学说或许对我们重读麦尔维尔及其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不少西方后殖民主义者对殖民文学的讨论虽然值得称道，但是往往把历史与文化的政治脉络存而不论。这种带有人文主义式的论调，对于作家建构帝国主义产品时无可避免的支配、操控、剥削及强权是不加深入讨论的。像霍米·巴巴(Homi Bhabha)这样激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他在论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时仍然坚持被殖民者的整个经济与文化虽然被摧残却依然能“拥有殖民权力”的观点。巴巴的讨论抹杀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因为种族冲突而形成的种种历史真实问题。因此，他的论述根本上是脱离了历史的时空。因此，我们不能盲目沿用这样一种暧昧的方式去解读有关殖民议题的文学作品。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西方殖民论述，就得分析其意识形态与实际帝国主义之间运作的情形。透过分析，我们会发现，任何表面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由于表里不一，刻意经营或偶尔潜在意识下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的实现，即是帝国势力对于所占领土与人民所实施的管理与统治。因此，殖民主义，不论是以知识或是实际统治的形式存在，在殖民地的文化与社会中，在各种福柯(Michel Foucauh)所谓权力的“策略与技术”(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的运作下，是一种政治权利和文化事实。这里对麦尔维尔“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所作的文化解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

“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是麦尔维尔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作品：《泰比》、《奥穆》和《玛迪》。它们看似描写作者远航南海和与马克萨斯群岛的食人生番为伍的经历，但读者只要稍事留意便可发现，麦尔维尔的这些早期作品不仅仅是一些历险故事或传记色彩很浓的叙事小说。与其他任何文学名著一样，它们同样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不管麦尔维尔在南海漂泊时的所见所闻有没有真实性可言，他至少经历了一个与自己生活时代迥然不同的社会，即波里尼西亚殖民社会。

麦尔维尔对这个社会的观照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他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一个是南太平洋土著人的“愚昧世界”；另一个是西方文明人的社会。如此看来，麦尔维尔刻意营造的南海殖民世界决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或罗曼蒂克的想象，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如果对此不作分析就很难深入到这些作品中去，也就无法阐释其文化内涵。我们不妨从宏观政治学的角度去探讨他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把它们放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语境下加以考察，旨在指出麦尔维尔的叙述者虽然对殖民主义有所批判，但他始终保持了一种“白人优越感”。他自觉地把自己与土著人相区分并扮演起殖民者的角色。可以说，无论他的种族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区别上。通过分析、探讨麦尔维尔文学创作中异域想象的问题进一步阐明：麦尔维尔笔下的波里尼西亚异域不仅具有丰富的想象性，而且还流露出某种对不同时空的向往之情。它和19世纪那些操持“开发异域、拯救外族”信条的作家笔下的异域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想象结构。正是这种想象异域的塑造才使得当时殖民主义者的自我认同得以进一步确认和巩固。

麦尔维尔还是一位思想深刻而又十分复杂的作家。他对19世纪中期美国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殖民意识形态均有批判，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站在殖民主义的对立面并与之决裂，而是保留了一种暖昧关系从而建构了南海殖民时期那特有的历史现实。从此意义上讲，麦尔维尔以他自己的航海经历为背景而创作的这三部小说深深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中，充分展示了内战前美国复杂的社会形态：奴隶制、西进运动和海外扩张。可见，麦尔维尔对波里尼西亚殖民现实所作的描绘丝毫不亚于同时代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他再现了欧美列强在南海争夺殖民地的事实。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泰比》、《奥穆》和《玛迪》无疑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属于社会的产物。

尽管麦尔维尔对美国政府卷入南海争端持否定态度，反对法国入侵波里尼西亚，揭露传教士的越轨行为，但他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明显包含了一种西方传统的种族观念。在麦尔维尔的笔下，土著岛民呈现出一副高贵野蛮人的形象。可以说，麦尔维尔津津乐道于刻画波里尼西亚土著岛民的愚昧无知，无异于丑化和贬抑土著人，藉此抬高西方殖民者的所谓“机灵”、“能干”(如小说中的叙述者)。这就不得不说麦尔维尔是在迎合西方传统对异族文化一贯蔑视的做法。他所描绘的波里尼西亚岛民是典型的他者(the Other)形象。正如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匹瓦克(Gayatric C．Spivak)所言，帝国主义总喜欢把一个本来可能的绝对他者折射出一个驯化的他者——一个可以强化帝国主义者自我的“他者”。

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伊德(Edward Said)为例，他的确提出了“东方主义”及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文化的理论，试图在殖民与帝国主义之间作出某种界定。但是，只要对他的理论作过一番研究的人大都会发现，萨伊德强调的是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文化面向。针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追问：他切入的角度、论述框架如何？在他导引的论述框架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当然我们还可以深究：不同的历史时空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帝国主义？这里的讨论仅就萨伊德东方主义理论中有关权力论述问题进行思考。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把“帝国主义”定为“居主导地位的宗主国在统治遥远领土时的经营、理论及种种态度”。他又把“殖民主义”界定为“一种遥远的领土垦殖定居”并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种必然结果。虽然萨伊德有意突出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内涵，指出两者都不仅是一种侵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行为，而且都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他对“帝国主义”与“殖民”的界定似乎过于宽泛，很难深入到帝国主义本身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譬如如何看待各种不同历史时空中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经营”和“垦殖”方式等。萨伊德似乎想把1492年西班牙人在“遥远的”拉丁美洲领地从事“垦殖定居”与自1757年起大英帝国在“遥远”的亚洲从事“垦殖定居”相区分，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垦殖过程，但是他未能进一步探讨它们的不同性。就其“殖民”定义而言，我们很难发现以上两种垦殖过程究竟有何不同内涵。事实上，这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刻中的两种“垦殖定居”，仅此就足以看出两者的不同，但问题是它们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多少差别，两者都致力于霸权的营构和殖民政治。由于殖民统治者本身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阶级属性，即使在“遥远的”异域，地理上也彼此相隔甚远并存在悬殊较大的社会、文化习俗。就是各个殖民宗主国也由于不同的经济、技术而采用不同的殖民方式。对此，著名历史学家艾利克·伍尔夫(Erie Wolf)早有提醒：15世纪入侵拉丁美洲的卡斯蒂利亚人中也有贵族贫民、富商赤贫。除了掠夺当地丰富的矿藏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外，这些征服者主要希望控制当地的人力资源。但是，来自旧世界的病菌、传染病，如天花、麻疹和其他呼吸道方面的疾病等，再加上外来的社会、政治条件造成了当地人口的锐减。

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萨伊德主要描述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文化。就其整体理论框架来看，该书主要援用了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论述观念，指出知识论述与权力运作密不可分，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优势就是建立在知识／权力体系上。在这本书中，萨伊德描述西方权力知识体系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运作，进而建构其所谓的“东方主义”知识体系。在他看来，通过这种欧洲中心式的权力知识运作，西方社会文化所呈现的“东方”绝非单纯的语言或文学表现，也并不是真实东方世界的再现。按照萨伊德的观点，一般西方社会所认知的“东方”或“东方主义”其实就是“各种力量所构筑的一套再现机制，成为西方学术、西方人的意识、以及后来西方帝国的一部分”。

萨伊德在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探险报告”、“游记”以及“宗教、政论”的文章之后，深感所谓东方主义无非就是西方的一套全面性的、有系统的权力论述。他的这种学说曾引起了文学界的理论思考，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欧美历史上的海外扩张及其帝国主义行径。只要对美国历史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在19世纪积极推行“天命说”(Manifest Destiny)，当时的美国民众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为自己国家的强盛感到自豪，进而升起一种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政府不断卷入海外战争、入侵土著居民而感到内疚。青年时代的麦尔维尔自然也不例外。与所有的美国青年一样，麦尔维尔同样为美国的新生而欢呼。由于深受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爱默生的“自立”(Self-reliance)思想的感染，麦尔维尔一向主张自立。他曾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不需要美国版的哥尔斯密斯，不！我们也不需要美国版的米尔顿……让我们抛弃这个助长在文学上对英国阿谀谄媚的发酵剂……让我们大胆地谴责所有的模仿……”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这个新兴的民族有着许多弊端。在他看来，美国政府过于狂妄，甚至野蛮，打着“天命说”的旗号四处扩张。麦尔维尔亲眼目睹了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恶果。美国政治上卷入了南太平洋争端，与其他欧洲列强共同参与侵略和压迫土著岛民。对此，麦尔维尔极为不满，从中可以看到麦尔维尔思想中的两重性因素。他既对欧美殖民主义不满，同情土著岛民，又津津乐道于殖民者的强悍、能干，贬拙土著人。这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不能否认，麦尔维尔主要是社会的叛逆者，他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批判的火花，直接针砭美国政治。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麦尔维尔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毕竟还是留有余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某种认同。

《泰比》是一部既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也不全是虚构，而是一部“融冒险、轶事、人种学和社会批评于一体的著作”。从表面上看，《泰比》确实像一部游记，叙述了主人公托莫的一些难忘的经历。他与同伴托比因忍受不了“多利号”船上枯燥无味的漂泊生活和残暴船长的呵斥与虐待而弃船闯人异域泰比峡谷。他们发现这里没有传说中所说的那么可怕，当然其中也不乏坏人，正如白人社会一样，异域泰比既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他们初到时的感觉是这样一番情景：“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该如何描绘眼前的这一切呢？……狭长的山谷，蜿蜒像一个巨大的枝桠交叉的棚架，景色怡人，我越往前走，就越觉得这个峡谷可爱迷人。远远望去，它愈加宽阔，一直通向远方的一条溪谷。”托莫满怀好奇，愿冒生命之险前往探测。他觉得眼前的一切实在太诱人，即使真要葬身于土人之腹也值得一试。于是，土人的葬礼、舞蹈、宗教仪式及文身等都成了托莫感兴趣并想了解的“他者”。出乎意料的是，他和他的同伴非但没有被土人吃掉，反而受到格外的“尊重”与“款待”。托莫可以与土著美女菲厄蔚荡舟游玩，自由嬉戏，过着一种胜似夫妻的生活。托莫一方面贪婪地享受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猜度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托莫总以文明人自居，俯视土著人，似乎只有他才是能干的。他讥笑土著人的愚昧、无知，却又不时地依赖这些被他鄙视的人。他充分利用他们的无知以获得更好的待遇，他自己不劳而获，却还要笑话土人的懒惰。也许托莫只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的化身，有别于这些无知的岛民，可以超越野蛮，不过麦尔维尔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是真实地揭示了他内心的阴暗和残忍。与这些土著人一起生活，托莫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出于无奈，他只好人乡随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托莫惊讶地发现，在这伊甸园般的海岛上原来也掩盖了无数令人困惑的东西。一方面，简朴、虔诚、无私的考利和天真、善良、美丽的菲厄蔚都使他留恋这伊甸园般的生活；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对托莫的冲击也很大。可以说，托莫自来到泰比峡谷以来，从没有放弃对土人的警惕。恐惧和担心一直缠绕着他。他害怕成为食人生番的牺牲品。另外他的脚肿得更加厉害，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也多少影响了托莫的心绪。他也因无法充分享受生活而焦虑不安。再说，文身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托莫愿意接受泰比文化，让自己的脸刻上花纹，那就等于完全认同土著文化，而这正是托莫无法接受的。托莫虽然在奇异之乡受到格外热情的款待和尊重，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要囚禁他，但事实上他始终被周围人盯着或护着，逃避不了土人的眼光。为此，托莫觉得很不自在。他多么想摆脱这种境况，可又不知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托莫想到：“如果我能向他们传授一些机械艺术原理，或者让我自己变得对他们有用一些，或许他们会改变对我的看法，行为举止也会变得端庄礼貌。”小说结尾的安排相当巧妙。托莫发疯似地冲向河边的一条用来搭救的捕鲸船。面对土人的追赶，他拼命反抗，并用渔钩杀死了那位向他追赶而来的土人。这样的结尾值得深思，托莫为了逃离土著泰比峡谷而不惜杀死刚结识的土著朋友，对此他毫无愧疚，而对他的冒险伙伴托比却思念心切：“我的朋友托比的命运就像谜一样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他是否也逃离了山谷，还是已经死于土人之手。”诚如大卫·科尔比所说，“小说以冒险开始恰以对人类孤独境遇的思索结束”。

换一个角度来看，《泰比》中具有明显的霸权意识。所谓手持文明的火炬、教化异域的蛮族其实就是殖民主义者为了进行殖民扩张而编织的政治口号，其目的无非想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提供道德的正当性。作为殖民论述的一部分，麦尔维尔的这部小说虽然在许多场合对欧美殖民主义进行抨击，对传教士以及托莫这样游手好闲的白人利己主义作了较多的描述，但作品的意旨十分明确：殖民主义者无论贬抑蛮族，还是同情、教化他们，其基本命题都是依据人我对立(Self／Other)的辩证关系。事实上，如果蛮族或异族不复存在，教化也就丧失了正当性。殖民者若想继续保持自我就必须寻找另一个可供认同的价值坐标。

麦尔维尔对殖民话语所作的种种暗示和他所采用的叙事机制具有深邃的文化意蕴。首先，作者或多或少地受到殖民意识的影响，认为土著岛民愚昧无知，他对食人生番的刻画是有意渲染“土著威胁论”。他对欧美各国在波里尼西亚的掠夺和土著人因此而蒙受的种种灾难所作的史诗般的描述说明《泰比》不单单是一部游记，而是一部殖民文化史，再现了欧美帝国主义各国入侵南海的罪恶行径。作品中的托莫流入异域泰比，本一无所有，可他却始终以文明人自居，充分享有特权。他出奇地受到土人的优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由于他对土著泰比人始终没有产生文化上的认同，因而在其眼里，泰比人就是异己。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导致他执意逃跑，导致他最后杀人。

如果说《泰比》主要描写叙述者托莫及其伙伴托比在泰比峡谷游历的故事，这时的泰比自然景观还是纯天然的，可爱迷人，令人流连忘返。那么，麦尔维尔的第二部小说《奥穆》则表现的是遭白人骚扰过的土著塔希提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由于一大批像托莫这样的白人涌向了这个地区并从事各种“冒险”活动，所以土著文化及土人的生存直接受到了威胁。对此，彼特·康恩有过评论：“麦尔维尔把恬静优美的原始泰比生活与欧美入侵给土著岛民所带来的灾难加以比较，旨在指出是帝国主义行径使得淳朴的南海岛民染上了疾病，不得不接受奸诈的法律制度和狂妄基督传教士的呵斥。”原有的南海形象被损毁。一旦神庙被拆、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疾病便流行，英年早逝现象频频发生。这也许就是南海岛民的命运。一向平和、恬淡的生活从此夭折了。

《奥穆》的主人公显然与《泰比》中的托莫一样，同属于那种游手好闲、乐于冒险的流浪者。他们不愿受到社会的约束，渴望自由，一心向往南太平洋岛屿的自然景观，希望在那里过一种自由自在的伊甸园般的生活。他们对土著岛民既好奇，又蔑视，始终未能摆脱白人优越的思想。《奥穆》中的保罗就是典型的一例。小说仍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开头其实就是对《泰比》结尾的一个总结。叙述者旨在告诉读者一些愉快的经历，并预示还会有更多的乐趣。所不同的是，小说叙述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和托莫明显不同，已不再具有白人水手的外表特征，有的是一副丛林人的模样：“我的模样会让人好奇。围着土著人制作的披巾，头发长长的，胡子也不刮，人们一见我就会想到我近来的一切冒险经历。”可见，《奥穆》的叙述者要比托莫更加自信。这是麦尔维尔惯用的开场白。通常他的主要人物一开始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冒险者，到头来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好四处流浪。在《奥穆》这部小说里，“奥穆”或“流浪汉”的字眼很适合用来形容这部小说的叙述者。若把它的叙述者与《泰比》中的托莫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比较被动，而前者才是积极的并相当自信。麦尔维尔有意把在伊米欧岛居住的时间延长，把两个星期扩大到两个月。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泰比》读起来很像一本日志，而《奥穆》写得更有深度，尤其在人物刻画上更显得精致高明，人物的对话也写得较有艺术性，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是软弱无能的船长盖伊，性情暴躁却又十分能耐的杰尔明和一个有学识富有平等思想的医生朗·哥尔斯特等。书中船长盖伊向土人开枪的一幕，令人深思。对此，小说的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评论：“像这样的残暴行径发生在船长身上不是什么司空见惯的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尤其是在登陆一个相对不甚知名的海岛……岛上的居民只要朝岸边奔来，十有八九要遭袭击……而且在开枪的人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此外，在叙述者看来，南太平洋的居民似乎都是一些粗俗的人。一见到这样一个“野人”，他们就肆意加以描绘，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另外，作品对属性问题也作了较多的揭示。麦尔维尔着眼于一个复杂的文化氛围，其中既有文化冲突，也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奥穆》在主题上有别于《泰比》。前者其实表达了作者本人复杂的思想。在麦尔维尔看来，所谓改变了信仰并已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塔黑地人并未变得崇高和神圣，反而显得惰性十足，丧失理智、放荡不羁。素向恬淡、祥和的社会风貌和原始土人应有的纯朴也丧失殆尽。在作者的眼里，传教士不是圣人，他们只是一群伪道士、越轨者。他们名义上传教，其实质是为殖民扩张打前站。

《玛迪》是麦尔维尔创作的第三部南海小说，也是其“波里尼西亚三部曲”的压卷作。在这部小说中，麦尔维尔假托虚构的国家讽刺了美国的民主制和南部盛行的蓄奴制。从篇幅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两部小说；从情节上看，《玛迪》似乎又是一则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塔吉为了搭救土著少女伊勒，不惜杀死土著祭司而遭其儿子追杀报复，整个叙述扑朔迷离。作品的情节虽属浪漫，但仍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白人优越”思想的阴影。少女伊勒其实就是殖民意识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想象性。此形象的虚构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塔吉的占有欲和殖民心态。塔吉触犯法规，本该受到惩罚，但他出奇地受到玛迪群岛土著人的敬重。他俨然扮演上帝的使者，君临天下。他把土著少女伊勒理想化是为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以便在种族上获得认同。这恰好可以应证萨伊德的观点，即受殖民压迫的东方总是被女性化甚至被征服。此外，作品还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自我膨胀和帝国冲动意识。作者主要通过对想象国多米诺拉(Dominora)维凡萨(Vivenza)的描写暗示了美国肆意扩张的野心和民主的虚伪性。因此，《玛迪》仍是一部关怀殖民政治意识，反映殖民扩张的作品。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麦尔维尔这三部作品的寓意并不只在于揭示种族冲突和帝国宰制，而是显示出帝国主义的迷思(Imperialist Myth)是如何地透过浪漫的神秘化过程而达成，其中的殖民压迫和文化优越感是夹缠的，充分体现了这三部作品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暖昧性。因此，麦尔维尔“波里尼西亚三部曲”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波里尼西亚的殖民历史。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矛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毫不夸张地说，麦尔维尔对当时流行的帝国扩张意识形态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参与的一面。

杨金右

2006年4月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书作者后来到达塔希提正赶上法国人的邪恶计划功成圆满之日，他们趁那里的女王不在，引诱其下属首领们签署一份经过精心设计但曾被她断然拒绝的条款。他们软硬兼施，从战舰舷窗中伸出来的二百三十二磅大炮是打消有良知的岛上人一切顾虑的根本筹码。

对塔希提的这种强盗式的占领，以及英国人给桑威奇群岛带来的灾难和荒凉至少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没有哪一次事件能受到像乔治·保莱特到达瓦湖岛那样严重的扭曲。作者住在群岛上最繁华的火奴鲁鲁的四个月期间一直受到一位英国贵族的保护，当他在1844年秋天回到波士顿时，看到美联邦的一些扭曲事实，信手捏造新闻的报纸对英国人义愤填膺的笔伐时十分吃惊。因此，他认为需要有一位勇敢的官员出面来澄清与受怀疑事件相关的主要情况。

我无需详述1843年春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桑威奇群岛上的当地掌权者对英国公民，尤其是英国皇家总领事查尔顿上校所进行的欺凌。当时受愚蠢国王宠信的是一个叫朱德的医生，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药剂师兼冒险家，同其他一帮臭味相投的人一样对英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

无知和图谋不轨的美以美教会的长老们控制了那里的议会，而半开化的国王则统治着一个半文明半野蛮状态下的国家，与外国的特殊关系使其沦落到了异常困难的境地，这些人根本不会成为政府政策健康的喉舌。

各项事务的不公正处置使事态发展到了一种极端，很快英国领事受到的侮辱和伤害就更多了。查尔顿上校被禁止离开岛上，于是他秘密撤退到瓦尔帕莱索同太平洋总部的英国总督托马司少将进行磋商。商议的结果是乔治·保莱特伯爵受少将之命乘卡丽斯福特号护卫舰前去调查并洗刷上述的欺辱。到达目的地后，他首先派一名中尉上岸，给国王送去一封信，信中充满敬意地请求面见国王。信使却没能见到国王陛下，保莱特只受到朱德医生的召见，并被告知说这位药剂师享有处理各项事务的大权。伯爵拒绝了这个侮辱性的召见，又向国王发出一封信，再一次提出请求，但却又一次遭到回绝。他对此待遇气愤之极，于是再发一封，列举出种种不满并要求对方给予肯定的答复，否则就要以武相见。  当地政府这才作出反应，可鄙的国王议员们精心制定了一份政策以骗取基督教王国的同情和义愤。国王陛下受人指使对英国上校说，他作为一国之明君不能断然答应伯爵先生的要求，但由于不赞成使用残酷的战争手段，他愿意根据在伦敦尚未签署的协议接受对岛上领土的“临时割让”。心直口快的保莱特答应了国王的建议，经过一系列的安排，开始了对夏威夷各项事务的管理，运用的规章与他舰队上的一样既严格又亲切，他也因此成为船上同事们崇拜的偶像。他迅速受到岛上人的喜爱，然而受其传教士向导们指使，一心想巩固其封建统治的国王和首领们却视他如仇敌。由于惧怕他的声誉会日渐强大而无法抵制，他们企图在海外对他的行为进行大肆攻击，借用东方的警句就是，让“普天之下”皆来见证并怜悯他们所受的“莫大冤屈”。

乔治·保莱特伯爵全然不去理会他们的哄闹，开始着手缓解各国居民间的差异，平息各种不满，增加他们的商业利润，并尽其所能地改善那些下层土著人的生活条件。经他揭发和压制的恶行不计其数，而其中之一或许可以列举出来以揭露这些可怜的土著居民们所受的可怕暴政。

桑威奇群岛上的法律条文以变幻莫测而著称，它扰乱了土著人心中的是非观念，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这种弊端在朝立夕改的涉及淫荡行为的立法中最为明显。两性间的最纯洁的自由一会儿被处以罚款和监禁，一会儿又因被废除而导致荒淫之风公然四起。

保莱特到达那里时，康奈克提克特蓝色法规已经被严格地执行了至少三周之久。其结果是，火奴鲁鲁城堡上关押了一大批因道德败坏而受到惩罚的年轻姑娘。保莱特起初并不愿介入土著人自己制定的法规，但由于举报不断，便对瓦湖岛上的常客，夏威夷教堂的中坚分子之一，城堡内的上校科库阿诺亚将军的内部管理层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调查。他迅速查明这些年轻姑娘白天为国王干活，夜里就被掳过城墙——其另一侧正对着大海——然后再被弄到将军预先准备好的船上。天亮之前她们被送回各自的牢房，并且以对此秘密行动保持沉默来换取科库阿诺亚手中发出的一点点酬劳。

那一时期盛行的关于淫荡行为的法规大大提高了那位将军邪恶贸易的垄断地位，也使他的钱柜——有人说还有政府的钱柜——积攒了一大笔金钱。可悲的事实是，夏威夷政府的主要收入正是来源于征集罚金，或干脆颁布邪恶政策，它的前景直接与政府息息相关。人民若是道德良好政府就得受穷，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种担忧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割让条款签署五个月后，都柏林护卫舰打着托马司少将的旗帜驶进火奴鲁鲁海湾。它的突然出现引起当地人不小的轰动。在它到达三天后，一名水手扯下城堡上的红十字旗，夏威夷的彩色旗帜又飘扬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与此同时，潘趣碗山上的长形四十二磅大炮也将其钢铁的喉咙对准了海港内叫嚣不停的五艘战舰，而卡麦哈马哈国王三世也在一大群英美官员们的簇拥下，在成千上万个被外国军事演练吸引着前来目睹岛上古老统治者再次登基的臣民们面前尽展其王者风范。

托马司少将发布了一系列约束其下属中尉的规定，将其权力用书面形式确定下来，因此临时割让条款也就没有再被执行的必要。

这件事让国王和其主要首领们欣喜不已，他们立即响应来自下属的热情提议，废除了一度严厉苛刻的律法。英国和夏威夷的皇家宣言被张贴在火奴鲁鲁的大街上和各个人口密集的村落之中，国王陛下在宣言中宣布他重新登上王位，号召他的子民们不计任何道德、法律和宗教的约束连续欢庆十天，欢庆期间一切法律都被暂缓执行。

经历过火奴鲁鲁欢庆的人们怎能忘记那值得纪念的十天！当时所有的居民在青天白日下尽情纵欲，那场景实非语言所能形容。周围岛上的土著人也成百上千地涌向火奴鲁鲁，两艘护卫舰上的船员们也像惟恐天下不乱的恶魔一样乘势网开一面，让大批人群竞相涌入欢庆的队伍。这是一种波里尼西亚式的纵情狂欢。大白天就有人在大街上干着令人难以启齿的恶劣勾当，有土著人偷窃外国人财物时被当场捉住，愤愤不平的人们将其押到城堡内，但归还财物后他又逍遥法外了。——科库阿诺亚嘲弄地咧着嘴对白人们说，法律已经“哈啪”(不起效了)。

这十天把桑威奇土著居民的真正本性暴露无遗，也有力地说明了传教士们的劳动成果。没有了法律的严惩，土著人几乎干尽了各种邪恶勾当，他们毫不顾及任何礼节，尽管表面上遵守着新秩序，但实际上却是和从前一样邪恶和道德败坏。

这就是在美国引起人们对英勇高尚的保莱特的普遍愤怒的一系列事件，他不是第一个无畏地履行其职责的人，他已经唤醒了那些无理取闹，被自己狭窄心胸的猜疑而蒙蔽了双眼以致不能恰当理解他在各种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的人们。

无需多言，英国内阁从未有过接纳这些岛屿的意思，这也充分证明了乔治·保莱特伯爵所签署的协议，他不但受到自己政府的完全赞赏，而且也得到夏威夷全体人民的祝福，人们感激他当初自由和仁爱的统治给他们带去的安宁和幸福。

初次来到南太平洋的人，在海上见到那些岛屿，对于它的外貌，一般都会感到惊讶。从那些描写群岛美丽景色的模糊记载里。许多人只是想起一幅加了油彩的画：徐徐高起的平原，有清幽的林荫覆地，有溪流萦绕……

——赫尔曼·麦尔维尔《泰比》

《泰比》用自传方式，给读者描写了一个新鲜而富有刺激性的场面，使看厌了旅游随笔和海上奇谈的读者，观感一新。

——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