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
有一天，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我们正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轿车从通火车的城市出来，吃力地翻上一座山。流浪汉背着渍满油光的布袋四处游荡，或者坐在街边晒太阳、吹小喇叭(当地人叫它毕什库尔)的那座城市，像小人书里撕下来的一张画，已经遗落在遥远的山谷里了，隐隐约约又从那里传出一两声干燥的火车笛鸣，酷似深秋向南飞逃的最后一只孤雁在呻叫。我说：“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
可是才看见四五群土黄色的羊，他惊喜一阵就倒在我怀里睡着了。土道上趴伏的一堆堆牛粪已经风干，汽车一过，牛粪骨碌碌跟着跑出好远，跑进道路旁边的荒地。这条被勒勒车轧出来的土道无限延伸，在浩瀚的戈壁草原划出坚定的走向。当年勒勒车慢腾腾跋涉这条土道，赶车人倒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偶尔遭遇了狼或者金钱豹一类野兽，埋头赶路的牛立刻死死钉在原地，竖起犄角哞哞大叫，赶车人坐起来，抽出猎枪……紧张的对峙之后，牛车仍旧慢悠悠开路，野兽留在身后引颈张望，双方互不伤害，要有怎样的分寸和默契，内中奥秘只有当地人和同在那个环境生存的野兽们长年累月地揣摩了。一场虚惊算是远程旅行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时候，勒勒车满载而归，野兔、狍子、沙鸡应有尽有。长途大卡车第一次出现在这条土路上，就像喝醉酒的小伙子那样直着脑袋往前冲，几十年过去，颠破的长途大卡车几乎跟爬墙上树的孩子磨破的衣裳一样多了。
长途轿车颠簸着前进，嘎啦嘎啦轰响。孩子不管不顾一直酣睡，他看见这片大草甸子就觉得踏实，有了安全感，怎么会被吵醒呢？他尽可以在动荡的梦里，挥舞他的塑料刀剑，冲锋在前英勇无畏。连清醒的我也对汽车后面拖带的滚滚黄尘幻影幻现，和十七年前跟随一辆大卡车捕猎黄羊的惊险混淆在一起。那是哥哥开枪以后，受惊的黄羊反扑过来，猛追卡车，气势浩荡汹涌，那感觉真是落荒而豪迈。
长途车停下，已是黄昏。没风的日子，黄昏柔和极了，房屋黯淡，炊烟缥缈。疲惫的旅人走下长途车，回到自己的栖息地，这是一个看见风筝就喊“赛、赛”，想和风筝干杯的草原小城。
孩子很懊丧，一路睡觉把时间都睡完了，问我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日子长着呢，你以后都能看到，山呀草地呀牛羊呀，草原上多得没有办法，你记着它，它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他说：“你是说一辈子也数不清楚啦？”“是的，数不清楚。”我说，“这地方想数清楚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小就想知道这座小城一共装了多少人，哪怕光数出老人和孩子，也没做到。”他显然知道他跟这里的关系，他出生不久，我就把他送回来，上幼儿园才接回北京。我们一想家的时候，就听回家时录下来的内蒙古的歌曲。此刻，他的眼睛明澈而专注，这使我又一次相信，和孩子的交流早在他出世以前就进行过，也许使用了语言，也许通过神情，也许就在一个深夜，我的灵魂，或者他的灵魂，骤然照耀过对方。
我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这里的孩子们，愿意盯着那朵白云，热布吉玛额嬷叫它察干达拉额赫，也就是汉语说的白度母，他们盯着云彩从小城上空飘过，盯着小城像进入傍晚似的一下子阴凉昏暗起来。这时，云朵和它的影子快速飘移，孩子们跟着跑，大声呼喊着云朵——他们心目中的天马：黑莫里！黑莫里！让自己跟上浮云，让天马的身影多在自己身上停留，以庇护他们这些常干一点小坏事的孩子们那小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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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旗帜是介入
——“在场散文”书系总序
◆周闻道
以存在意义的显现为指向的在场，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介入。或者说，在场主义的旗帜就是介入。
按照语词含义，介入，就是“插入两者之间进行干预”。它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是“插入其间”。二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出击，而不是守株待兔。三要“干预”。不仅仅是了解，也不是旁观，而是要以社会公义和普适价值，激浊扬清，匡正时弊。在场写作的介入，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强调散文的身份、地位和境界；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要贴近灵魂，体贴底层，揭示真相，承担苦难。
介入是由在场的本质决定的。在场要求最充分地显现存在的意义，而现实又往往把意义遮蔽在重重迷雾之中，在获取真实、真相，抵达本真的途中，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避免的阻隔。面对这些阻隔，是回避，绕道，折中，还是迎头而上，破除它，越过它？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决定是在场还是缺席。在场需要有介入的勇敢和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在场主义认为，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是在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驱使下，对本真，或真理、真相抵达的勇气。
介入的主体是作家。写作是作家的写作，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一位作家，并不是散文写好了就在场了。真正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正的在场写作，要正视苦难，敢于担当。作家的存在状态，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悲悯意识，不仅反映了是否介入，怎样介入，而且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态度和立场。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深度阅读，对生命的透彻了解，才能抓住社会的本质；只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只有抓住了时代的核心，才能获得时代的人心；只有获得了时代的人心，作家及其作品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这既是生活的逻辑，也是写作的逻辑，更是在场的介入要求。
作家应有强烈的介入意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不少作家，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学士式的儒闲优雅，更接近于庄子式的逍遥。这种看似出世、超然的精神状态，不仅与时代严重疏离，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对场的缺席，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有的作家虽然写了现实与苦难，但从中看不出作家的主体意识，没有介入、悲悯与担当。他们要么与惨淡的现实和平共处，要么隔岸观火，要么把玩欣赏。显然，这不是介入，不是在场，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可取的。一个追求在场写作的作家，不能忽视介入的意义和责任，不应该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生命中的苦难与疼痛。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担当的责任感，介入的主体意识。正如《在场主义宣言》中写到的：要“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可以说，当下的介入观，是在场精神的核心意义。
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追求在场，最大的场是什么，在哪里？不在历史的陈迹碎片中，也不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式的桃花源里，更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而在当下，在身边，在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现实。面对现实，作家要么介入，要么逃避，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只要你坚守对时代的在场，而不是缺席，就必须积极介入，敢于介入，善于介入，在介入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这是在场主义介入观的根本要求。在场主义坚信，对人类、民族和国家当下现实的关怀．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这是在场写作的生命之源。
在场主义的介入是指向精神层面的。精神的在场提醒写作者：不要以为自己已获得全部的答案，永远是未知多过已知，缺席多于在场；要用灵魂贴近对象，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真正的在场，不是一知半解式的自以为是，而是精神对本真最大限度的接近、了解与呈现；而去蔽的力度，敞亮的程度，抵达本真的深度，决定了在场的状态。同样，在场写作要求作家不要高高在上，悬浮于云雾之间，而要俯下身子，贴近大地，贴近生命；不要热衷于一些浮华幻象，满足于浅表的真实，而要深入事物内里，窥测隐匿于深处的秘密；不要盲人摸象，囿于一隅的局部真实，而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统揽全部的真谛；不要游移于某个维度的界域，忽视了结构对本真的影响，让多维的、立体的真实被遮蔽其内。当做到了这一切，我们的精神境界，便抵达了接近本真的自由王国，也就真正地精神在场了；而精神的自由，也同时在这种在场中得到最好的实现。
在场主义的介入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充分显现存在的意义，是在场的本身含义，也是在场主义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在场主义的介入核心是意义。而所谓意义，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终极价值，而不是某个人随意的狭隘的精神赋予；它是对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综合价值评判，具有公义性、积极性、普适性和鲜活性特点。在场写作的价值，不能在背离现实，背离本真，忽视意义中去寻找，而要在介入现实中，在最大限度地、不受约束地对本真、真相或真理的接近中获得。背离本真，忽视意义，不仅不是积极的介入，而且是对介入价值的消解。还要明白，最真实有效、最有价值的意义，既不在绝对的可中，也不在绝对的不可中，而在可与不可的互相对抗、互相让步的良性结构中。越是接近本真的精神，越具有介入价值。反过来说，介入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接近本真中才可验证。在场写作，就是通过介入，最大限度地把存在的终极价值显现出来。
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如何表现事物的本真面貌，揭示存在意义，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作，用语言来表现，“说出”或介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但是，语言真的能够完美表达吗？或者说，就算这个作家已洞察了世界的奥秘，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想介入，敢介入了，在他的写作文本化后的语言，真的能够完美地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吗？事实并非尽然。
揭示存在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种。写作是一种，还有“艺术语言”。比如音乐的声音，绘画的色彩，舞蹈的肢体。它们对世界本真的表达，或许更加形象生动准确。蒙娜丽莎的一个微笑、维纳斯的一肢断臂，耗尽了我们多少文字都无法说清楚。禅宗根本就不相信语言，他们提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们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是“棒喝”，在“棒喝”中彻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作家不能。作家对现实的介入，只能用语言。我们必须尊重语言，依靠语言，用好语言，敬畏语言。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直指人心”；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在场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甚至是全部的答案。苏轼对语言是有绝对自信的，他语言的境界以“辞达”为止。因此，不是需不需要用语言表达，语言能不能表达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语言，或者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应当说，语言的在场，就是最有效的途径。
在场主义所说的语言介入，就是“追求语言的敞开、澄明与本真。”“敞开”就是开放，打破陈言熟语的约束，探索语言的多种可能，展现语言的多个侧面。这是一个破解的过程。但是，探索不是目的。当我们把语言的多个侧面展示出来后，我们需要沉淀，达到语言“澄明”的效果。这就如同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会现出七色彩虹。三棱镜不是将太阳的色彩变异，而是还原，回归本真。还原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的本真。雷蒙德·卡佛说：“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别耍花招”，这就是追求语言的本真。语言的本真就是精神的自由，就是对世界的彻透。
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加上我们的包容、友善与责任感，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
2011年8月15日
《朝向流水》简介：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在场散文”书系由散文家王族策划。收录的10位散文家均为目前中国散文界的实力散文家，而且捧出的均为原创作品，并且是首次结集出版，从中可看出各位散文家近年的散文写作，也可洞悉目前中国散文写作和出版的状况。
《朝向流水》收录散文家冯秋子的经典散文若干，包括《蒙古人》、《额嬷》、《寂寞的天》、《白音布朗山》、《尖叫的爱情》、《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等。
在场主义的命名，不是为一群人的写作寻求暂时的总结，而是要为中国散文的未来启动新的开端！中国散文历史的新纪元将从在场主义开始！
“在场散文”书系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冯秋子的《朝向流水》为其中一册，收录《蒙古人》、《额嬷》、《寂寞的天》、《白音布朗山》、《尖叫的爱情》、《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