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集的短文，都是“匹大在中国”的学生们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印象和感悟。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例如小孩子穿开裆裤之类的，都让文章的作者们感到新鲜。一些美国学生还在本书中讲述了在中国极为有趣的经历。例如，一位女生与和尚“短兵相接”，原以为佛教主张来世而不是现世的享受，但和尚却问她的生活目标这样的现世问题，她回答不出来。

本书的另一类作者是“寻根”型的华裔学生。这些学生往往能讲一点中文，其他不会说中文的美国学生在中国都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这样买东西吃饭方便些。这些学生在中国一般都会很有收获，感觉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本书还收集了美国学生对中国其他方面的印象和评价，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生活等方面，其中很多都提到了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变化。这类文章涵盖的范围很广，视角独特，对于不能理解的事物，态度率真、直截了当，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

“匹大在中国”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中国的暑期考察教学项目。本书所收集的短文，都是“匹大在中国”的学生们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印象和感悟，以及对中国其他方面的印象和评价，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生活等，涵盖的范围很广，视角独特，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

编者序／唐文方 1

在中国砍价／马尔瓦·阿布哈桑(Marwa B.Abulhasan) 6

爱国主义精神／米歇尔·何塞(Michelle Jose) 10

小皇帝／诺拉·克拉科斯基(Norah Krakosky) 12

中医和西医／诺拉·克拉科斯基(Norah Krakosky) 14

北京的三个家庭／诺拉·克拉科斯基(Norah Krakosky) 17

调和阴阳／琳·玛尔希克(Lynn Marsico)24

未名湖边观景／琳·玛尔希克(Lynn Marsico)27

与和尚“短兵相接”／朱丽·莫罗(Julie Moreau)32

出租车上／潘雅涵(Laura Palmer) 35

大妈能行你也行／克莱尔·希尔洛斯基(Clare Sierawski)38

珍贵的财富／克莱尔·希尔洛斯基(Clare Sierawski)4z

请多给我点儿时间／格兰·斯帕里克(Glenn Sparico)46

平遥之夜／格兰·斯帕里克(Glenn Sparico)48

开裆裤与纸尿裤／克莉斯蒂娜·阿伦特(Christina Arenth) 52

武术和交谊舞／艾瑞卡·贝克尼(Erika Bekeny) 55

一个ABC在北京／阿列克斯·张(Alex Cheng) 59

旅游英语／琼·凯利(Joan Kelly)62

中国革命在继续／阿米娜·马素布(AmienaMahsoob) 65

特快列车／马休·马占奇(Matthew Mazonkey) 72

好心的异乡人／杰西卡·罗宾逊(Jessica Robinson) 76

正在消失的买卖方式／让·思维罗(Ron siVllo)79

和中国人聊天／丽萨·巴克曼(LisaBachman) 83

潘家园的工作态度／彼得·多尔曼(Pieter J.Dolmans) 87

语言帝国主义不能征服中国／布莱安·格林纳特(Brian Greenell) 89

一次意外的旅行／亚细亚·乔丹(Asia Jordan) 92

有色眼镜与真实的色彩／派加·久利西奇(Pedja Jurisic) 96

对医院的印象／瑞贝卡·莫亚克(Rebecca Mrljak) 99

从中国看世界／伯纳德·韦拉奎冉(Bernard Villaqlliran) 101

中国对我的改变／惠灵顿·吴(Wellington Wtl) 104

西藏的文化与现代化／唐妮娅·基南(Tanya Keenan) 108

躁动的人群／玛丽·菲利普斯(Mary Phillips) 120

藏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艾比·舒马克(Abbie Shoemaker) 125

中国被忽视的成就／克莉斯汀·司徒阿特(Kristyn Stewart) 131

在中国砍价

马尔瓦·阿布哈桑(Marwa B Abulhasan)

在中国买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经历。在那里，你只要掌握了砍价的方法，就常常能以很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通常来说，因为你是外国人，卖主一上来都会开出很高的价钱，他们知道对于一些旅游者来说，即使付出远远超过商品实际价值的钱，与他们本国的价格相比，仍然是很便宜的。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在他们开价后说“不，太贵了！”或者说“不要！”，他们立马就会给你让个价。然后，买卖双方不断协商，大家都作点妥协让步，敲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钱。

这种砍价像谈判一样，是很讲究策略的。举例来说，如果卖主开出120元，你回他15元，他会很生气地对你说：“没门儿！”“你有病！”但即使这样，你也要坚决咬住你出的价钱不能让步。一般情况下，我会根据商品的情况和对卖主心理的揣摩，再开出一个比最初报价稍高一点的价钱。这时，卖主可能会嘟嘟囔囔，并表现出不耐烦的表情。此时你的策略应该是面带微笑，但坚持自己出的价钱。有时他们会用英文说“太亏了，太亏了”，或者“再高一点儿”，他们说英语时的中国口音挺好听。我会一边坚持我的价钱，一边作出要走的样子。一旦你离开他的摊子，他就会把你喊回去，并再一次降低他的价钱。我呢，还窟不松口，直至他们同意我出的价钱。不是吹牛，我还是挺欣赏自己的砍价技巧的。好几次卖主向我妥协以后，还夸了我，说我砍价技巧很不错。不过，卖主也不傻，如果你出的价钱真让他们亏本，他们肯定不会把东西卖给你。当你看到卖主坚决不接受你出的价钱，而且在你作出要离开的样子时也不妥协，那就很有可能是你出的价钱太低了。如果你真想买的话，就应该稍微提高点儿价钱。

坚持你希望的价钱，但也别忘了让卖主高兴，这是我砍价的另一个策略。在砍价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很滑稽的场面。比如当你报出一个价钱，卖方觉得太离谱时，便会重复你要的价钱，但强调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大概卖主觉得我不是在砍价，而是把他们当成了傻瓜，便用美元而非人民币回应我，以表示他们坚决不接受我的价钱。这样的情况每次都令我乐不可支。卖主性格各异，说话的语调也各不相同，这使砍价具有丰富的人情味。有些卖主，特别是女卖主，她们掌握的英文有限，用的词都差不多，但各有各的脾气，和她们打交道给购物平添了很多乐趣。

举一个我砍价的具体事例吧。有一天，在丽都假日酒店，我想给我妈妈买几个手工制作的丝质餐桌垫。由于只有一位年轻姑娘的店里卖这种丝垫，我只能到她那里去买。她一边帮我选，一边不断地提醒我说，每个价钱都不一样，挺贵的。我告诉她没问题，等我选完后我们再谈价钱。

选完后，她拿出计算器，开始算钱，不一会儿告诉我一共是330元。我故作惊愕地看着她说：“太贵了。”她强调那是手工丝制的，我说即使如此也太贵了。我告诉她我是个学生，想买这些丝垫送给妈妈作为礼物，让妈妈高兴，并还了她90元的价钱。她看上去很不高兴，说这样一来，她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了。

这个女孩子英语不错，我试着改变话题，问她：在哪儿学的英语？今年多大了？她说在高中学的英语，后来又自学提高。我说这是明智之举，她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让我猜她多大了，并告诉我她虽然有张娃娃脸，但也不年轻了。其实她才20岁。她真可爱，对我也不错。于是我坐在她闷热的小店里，一边跟她介绍我自己，一边想着在离开之前如何达到我的目的。

当话题重新回到丝垫时，我感到她是真的不愿意接受我提出的价钱。于是经过几个回合，我们把价钱说定为130元。她说：“这次我让你高兴了，下次你可要让我高兴。”她的话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我和她聊天、说笑，还做成了买卖。我用满意的价钱为妈妈买了礼物，卖主也挺高兴地接受了我的价钱。这段经历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老实说，我希望自己谦逊点儿，可我确实挺得意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滑稽，不过我还是需要肯定一下自己。我还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我祖母的好朋友，在实际生活中教了我很多砍价的技巧。在科威特时，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少数几家可以讲价的交易市场，看她怎么挑选东西、怎么砍价。从她那儿学到的技巧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场。正如我在前边提到的一样，砍价的技巧就在于，在和卖主打交道的过程中，让他／她高兴，同时，也为你自己讨个好价钱。

(2002)

爱国主义精神

米歇尔·何塞(Michelle Jose)

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了解并不算多，但偏见却不少。这一点，我想其他同学和我大致相同。由于陪同我们的北大学生是我们最容易接近的中国人，于是我们将所有关于中国的问题都扔给了他们。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怎样看待共产主义，如何评价自己的国家？还附加上许多个“为什么”。尽管这些问题没有恶意，但听起来也没有仰慕之意。令我意外的是，北大学生们虽然也谈到许多政府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以消极的态度诋毁自己的国家。

是不是怕说出自己的不满，会招致不好的后果？我最先作出这样的猜测。可是，我们在北大所有的课程和各种讲座中，都没有看到人们有什么这方面的顾虑。人人都可以随意表达13己的不同看法，只要不是破坏性的。在美国，你常常会听到人们公然指责政府的做法，这对于促进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抵消作用。而在中国这个美国人认为人人都不开心并对政府不满的国度里，你却能听到多数人对政府的赞赏。

同行的学生中，有人说中国人不大容易承认错误，我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罗燕华老师在谈到人权问题时说，中国人很看重责任和义务，考虑整体利益。我相信中国人不大抱怨自己的政府，并不仅仅是为了面子，更是从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个原则来看问题。这个观点在我们访问北京的胡同时，再一次被证明了。

一位胡同居民批评了政府在1989年的做法后叉说，自那时起，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进。他说政府在努力发展中国经济，申奥成功与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的事实都证明了这种积极的改进。他还举了控制大气污染、修路、修建比赛场馆等例子，说这些都让中国人受益的工作。

总之，在这个百姓受制于政府的国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更强。相反，在美国这样一个“民治”国家，百姓对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官员总是不满意。也许美国能够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得到一些启示。

大概有人不赞成我的看法，我承认自己的观察确实还很有限。但是，我在中国的短暂经历和所看到的人民积极正面的态度，都远强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即使所有那些有关中国和其政府的负面报道都是事实，13亿国民仍然支持她，并为她自豪。

我想人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随便交付给不信任的人。

(2002)

P6-11

在匹兹堡大学教了十多年的国际政治，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最怕讲中国。其他国家只要讲过一次，就不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备课。而讲中国，却必须每隔两三年就对讲义作较大幅度的调整，使用的教材也要不断更新，原因是中国的变化太快了。

1997年，我产生了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来的想法。这样不仅能使我和学生一起感受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有利于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会。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件事首先要通过系里向学校报批，然后，还要经过外国留学办公室和课程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最重要的是申请到资金，利用奖学金吸引学生。

当时的系主任是欧文教授，他戴着副眼镜，从不人声说话，颇有绅士风度，给人的印象是和蔼但不太可亲。他的专业是美国城市政治，可能对中国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不能同意你把课堂搬到中国的设想。”

“为什么？”我问。

“你一年中一个学期待在中国太长了，这边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 

 “我在中国仍然会教一样的课程，搞研究也更容易收集资料。”我不甘心这么好的事就这样吹了。

“不仅是教课和研究，”他说，“还有带学生的工作和行政管理的事情。”

“这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呀，现在电子邮件、网络视频这么方便。”我还是合不得放弃。

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会对我不耐烦了，但他毕竟是系主任，仍然不紧不慢地说：“说实话，我不认为你能招够学生。另外，你在系里露面的时间太少，有人反映，同事们在楼道里聊天经常看不到你。”

“这又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教课和搞研究的时间还不够呢。”我很不以为然地说。

“话是这么说，但你以后的职称评定，与这也不无关系。”他的话听起来既语重心长，又意味深长。

我决定直接找校领导。明明是件对学校和学生都有好处的好事，我就不信学校不同意。我找到了一位校领导，她对我说，学校在这种事上尊重系里的意见，除非我说服系主任，否则学校没办法。最终，她给了我一个起死回生的建议：暑假中组织学生短期去中国，这样学校可以不通过系里直接批。

我贴出广告开始招生。按学校外国留学办公室的规定，至少要招到八个学生才可以成行。匹兹堡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建于1787年，历来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又有3万多名学生，只招八个人，我觉得问题不大。可是到了报名截止日期一看，只有五个学生报名。系主任的预言应验了。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人出国留学，绝大多数都是去欧洲，其次是去拉美，选择亚洲的人虽然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总人数还是少得可怜。以匹大为例，每学期去伦敦的学生都有50多人，另外还有人在排队。可中国却连八个学生都招不到，况且还只是暑假的四个星期。

度过了两天失望的日子，突然有两个美国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接受他们的报名。他们担心截止日期已过，怕我不让他们报名，没等我说话就开始解释为什么错过了报名日期。我故意板着脸说：“念你们是初犯，这次可以原谅，但下不为例。”“您的意思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报名了？太棒了！谢谢您的宽宏大量，我们保证以后不再晚了。”两个学生兴奋地抱在一起。

这两个学生一走，我立即拨通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电话，恳求她不要因为只差一个学生就让这么好的计划流产。尤卡斯博士的回答是研究研究。

生源不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去一次中国要花几千美元，却只能得到三个学分，学生认为有点不值。于是，我向匹大文理学院课程审批委员会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三个学分改成六个学分，原因是我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学习和考察的内容。而课程审批委员会要过了圣诞节才开会，我只好耐心等待。

等待期间，我开始寻找资助，以便进一步提高学生报名的积极性。困顿之时，匹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告诉我有一个“弗里曼基金会”(Freeman Foundation)。弗里曼家族早年在上海做过保险生意，后来建立了基金会，专门帮助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于是，我又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详细说明了“匹大在中国”的学术目的、学习和考察的具体题目、对学生选拔和考核的具体办法，以及三年的预算。斯川娜翰教授愿意以亚洲中心的名义出面帮忙，但却警告我说，钱的数量太大，不一定能批。

1997年的圣诞节显得特别长，我一点儿过节的心情都没有，因为我知道，过完节，递上去的三个报告就该有回音了。1月中旬，我终于接到了留办主任尤卡斯博士的信：“我很高兴地通知你，留办很同情你的情况，同意让你先试一次，但如果下次还招不够八个学生，项目就会取消。”又过了两天，我接到文理学院课程审查委员会秘书的电话，通知我已经正式批准将“匹大在中国”从三个学分改成六个。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的课程设置，我都想去了。”

一个月之后，斯川娜翰教授用电子邮件通知我，弗里曼基金会董事会已经开会，全额批准了我的报告。自1998年以来，我们九次来中国，每一次都离不开弗里曼基金会的支持。目前，“匹大在中国”已经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留学项目之一。在此对弗里曼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收集的短文，都是“匹大在中国”的学生们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印象和感悟。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例如小孩子穿开裆裤之类的，都让文章的作者们感到新鲜。一些美国学生还在本书中讲述了在中国极为有趣的经历。例如，一位女生与和尚“短兵相接”，原以为佛教主张来世而不是现世的享受，但和尚却问她的生活目标这样的现世问题，她回答不出来。其实，美国学生多数都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学生仿佛与和尚互换了角色，她成为不问现世的佛教徒，而和尚却成了凡人，并且风趣大胆地向女生发起进攻。还有一位同学，在美国时是个“中国迷”，对针灸、万里长城和美国化的中国菜赞赏不已，来到中国后却不适应，特别是觉得中国的中国菜没有美国的中国菜好吃。她对肯德基的评价或许会让读者小吃一惊。

本书的另一类作者是“寻根”型的华裔学生。这些学生往往能讲一点中文，其他不会说中文的美国学生在中国都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这样买东西吃饭方便些。这些学生在中国一般都会很有收获，感觉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本书还收集了美国学生对中国其他方面的印象和评价，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生活等方面，其中很多都提到了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变化。这类文章涵盖的范围很广，视角独特，对于不能理解的事物，态度率真、直截了当，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

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办公室和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匹大在中国”教学活动成功运作的保证。我代表本书的作者，对曾经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王缉思、潘国华、王其芬、贾庆国、许振洲、杨辛、潘维、李琨、丁斗、王良鹏、李春新，以及其他许多没有提到名字的老师。正如本书有些作者提到的，老师们的授课使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有的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  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张海惠女士不辞辛苦地翻译了本书大部分文章的初稿，她的努力大大缩短了本书的出版过程。张蕾女士对中文译稿作了大量加工，她的专业编辑使本书更能为中国读者接受。

来过中国的匹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会重新回到中国，或是继续学中文，或是就业，其中有的成为中国国有证券公司雇用的第一个美国人，有的在中国做了模特，还有的回美国后进了哈佛和普林斯顿继续深造。“匹大在中国”的成功说明，此类学术交流是增进了解和消除隔阂的好办法。适逢“匹大在中国”成功运作十周年之际，写下这段文字，权当小序。

唐文方

美国匹兹堡大学

2007—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