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氏何以说出这样的耸人听闻之言，当然是基于道德救国、文化救国的立场。他确信“国之强系于民德，而不系于民智。人心不良，理化者适助其日日制杀人之具，算数适增其机械计谋之毒”，“世以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巧诈之心日缘以生，久之天性洎没，遂为狠戾险嫉之人’。这些既表现了他崇尚道德、视文化危机为民族危机之由的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同时流露出他对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导致世界性灾难的深恶痛绝之隋。
总的来看，对西方文化持批判的态度，是清末民初中西文化观念转化的重要标志。它一方面说明处在时代浪头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民族危机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对传统文化发展前景和民族复兴所充盈、燃烧着的坚定信念和热情。汤用彤也不外于此。
像当时许多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样，汤用彤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认识，首先是由感性触发的。当然也同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样，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发的。他看到，西学输入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不仅没有从灾难深重的茫茫苦海中超脱，而且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由物质文明而起的“千万人之战争屠杀”使中华民族深受其害，致使中国金瓯不圆，陆沉有日。坐而思之，对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难免不发生怀疑：西学既然可以救亡致强，“而国何犹至于此极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前面所述，西学若无坚固的良知为后盾，只能滋长机械侈靡之心。“泰西各国物质文明达于极点，而道德遂不免缺乏”，人心险吝，日日以杀人为事，“适足为亡国之利器”。汤氏这里所说良知，实际上是传统思想的代名词，也就是说西学若离开中学的导引，势必走入歧途，充其量也不过是逾淮之橘，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苦涩而已。
当时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是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撰写的《欧游心影录》。他说，美国著名记者赛蒙氏听说他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则不无感慨地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还有更多的先觉之士“着急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这是1920年的事，而汤用彤在1914年就开始撰文抨击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难。他说，当世物质文明之弊在于：“文化徒重机械，宗教只重形式演说，学会只重声华外观，精神上之组织俱受物质所影响，而失其义。”他还借西人之口说：‘今日美国汽车之发达，不仅有妨人民之生命，且有关人民之脑力。”力陈西方文明之害。
汤氏对西方文明批判最力的还是自由、民主观念的浸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不仅指出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导致人的机械侈靡之心，而且强调自由平等之说兴起，遂成放荡不加检束的嚣张之习。“不法律之自由”，“不道德之平等”，“使人人失其天真，而流于放纵’。“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他把西方这种重视物质文明及由此而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学说称之为“神经过敏之症”，指明在矫治中国“神经衰弱之病”的同时，切勿重蹈“西人过敏之途”。
在批判西学弊害的同时，他还揭示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盲目性。他认为当时人学习西方既有饮鸩止渴的危险，亦有浮光掠影之浅薄。时人学习西方“无深入之理想，取毛取皮而不究其根源，即如国学之不振，亦未尝非由于此病”。他还指出自西学东渐，国土因此而“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对于醉心欧化，却又对西方文化表里精粗不甚了了的人骂得也实在够可以的了。梁启超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新民说》，其中有这样几句很带感情的话：“自由之说人，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他们的话乃至对西学的批判不在于拒斥西方文化，而在于明西方之利害，起国人的信心，翼护传统，益以西学，并以之疗治社会的膏肓之疾而已。所以汤氏又说：“吾人或将为此新潮之重要人物，自不可不明其利害。”P19－21
岁月蹉跎，从1893年到1993年，历史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的里程。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帝制崩溃、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直至最近几年的经济改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中华民族的精英导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喜剧。
历史挣脱了封建的羁绊，诺亚方舟上的人们对于彼岸以及驶向彼岸的航线却没有取得共识。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矢志于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有识之士，各逞其能，以自己的判断，力图把这一方舟导向自己理想的境界。他们都曾经想把握历史的舵柄，然而有的落伍，有的退隐，有的甚至在即将倾覆的漏舟之上被持桨奋力拼搏的水手们抛进了滚滚的波涛之中。正是那些把这只诺亚方舟导向富饶而又荒漠大岛上的历史伟人，谱写了中国这一百年的英雄交响曲。他们的生命虽然像天上的巨星已经陨落，但他们力图改变已经争得的生存环境所做的各种努力，则还在被后来者进行千百次的尝试。改革开放的大潮又重新掀起了类似近代的古今中西文化争论之波。要变，要面向世界，这同样是近代社会的一致取向。而精神与物质，功利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带有明显的传统近代转型的痕迹。单一的文化传统也面临着多元的选择。中国文化的走向如何？中国文化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儿？政治家乃至经济领域中的有识之士，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学者，也像近代学术界一样，在迷惘和困惑中追寻着这些社会文化问题的答案。因为他们虽然坚持过，但已经失落。
明年恰逢毛泽东、梁漱溟、汤用彤三颗巨星一百华诞，此书不仅缅怀他们对历史，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更期望能从汤氏学术思想的剖判中，找到驶向彼岸航线的共识。当然这不是政治的，更不是经济的，而是历史的，也是与人类最佳生存方式直接相关的，在普遍意义上具有长期效应的观念的共识。“重写近代诸予春秋”的深义，我的理解大体如此。
简而言之，近代社会思潮是以救亡图存为重心而勃发起来的。在学术界，则是以传统的变异和转向为基础，博采东西，兼揽今古，力图以历史的事实，逻辑的论证，把握中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据此，我着手研究汤氏的学术思想。其问由于工作、生活的不安定，断断续续三年才完成此作，而且绝大多数时间花在生平和文化观念形成的考究之中。该书自始至终都接受了汤一介先生的支持、指导和具体帮助；博十研究生张运华积极承担了后两部分的内容；兰州大学图书馆张书诚先生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又得钱宏先生鼎力相助，不嫌疏漏，将拙作纳入《同学大师丛书》的出版计划之中。值此书付梓之日，再致衷心的感谢。
遗憾的是，汤氏生前未有传记传世，而且很少与人言及自己的往事。留美期间及在加州讲学的资料也未能稍窥一二。以蠡测海，疏漏在所难免。既盼知情者及同道批评，更希望该书再版时予以补正。
谨以此书敬献：
中国历史、文化伟人一百周年诞辰。
麻天祥
1992年12月25日于海南大学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生平及思想发展的路向
1.1 幼承庭训
1.2 清华学堂
1.3 大洋彼岸
1.4 故国新论
第2章 文化观念的系统工程建设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
2.1 奠基与初创
2.2 选择与完成
2.3 实践与调燮
第3章 中国佛教史研究（上）
3.1 比较宗教学研究
第4章 中国佛教史研究（下）
4.1 乾嘉考据之学的应用
4.2 史论结合的表述形式
第5章 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详略得失之比较
5.1 汤用彤、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研究之比较
5.2 汤用彤、梁启超佛教史研究及佛学观念之比较
5.3 汤用彤、胡适禅宗史及禅学研究之比较
第6章 魏晋玄学研究（上）
6.1 魏晋思想的渊源、发展和流别
6.2 玄学的政治思想
6.3 玄学的自然观
6.4 玄学的人生观
第7章 魏晋玄学研究（下）
7.1 玄学的方法论——言意之辨
7.2 玄学与音乐、绘画
7.3 玄学与文学理论
第8章 印度哲学史研究简介
8.1 印度哲学的起源与发展
8.2 印度哲学的形态与特征
附录 汤用彤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教育家、著名学者。麻天祥编著的《汤用彤评传》以汤用彤思想发展的路向为线索，追溯其文化观念形成的轨迹，旁征博引，纵论汤氏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麻天祥编著的《汤用彤评传》介绍了，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人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干佛教传人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怫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