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是一部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顾潮、顾洪编著的《顾颉刚评传》展示了老先生对中华民族之远古先人的深刻探索，也展现了顾先生的渊博与精深。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主张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回复其神话地位，在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震荡，成为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本书利用了先生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以及他人众多的评论，旨在更客观地反映他的学格与人格，对他的学术思想作出更恰当的评价。

顾潮、顾洪编著的《顾颉刚评传》旨在以翔实的材料，说明其学说产生的背景，他研究古史的独特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同时还评述他一生涉足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重要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顾颉刚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除提出“层累说”、创立“古史辨派”外，还开辟了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两个研究领域，并发现和培养了大批史学研究人才。顾颉刚卓越的学术贡献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胡适称赞他的“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论

第1章 卓荦的早年

 1.1 吴中求学

 1.2 入北大预科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飞跃

 2.1 沐蔡元培思想自由的春风

 2.2 跟随胡适整理国故

第3章 毕生辉煌的古史研究

 3.1 在实践中精熟的古史研究方法

 3.2 揭开新纪元的古史研究成果

 3.3 扫除尘障的古籍考辨成果

第4章 开垦新的学术园地

 4.1 开创民俗学研究

 4.2 创建历史地理学科

第5章 高山景行的学格和人格

 5.1 探求真理，永无止境

 5.2 发展学术，出以公心

附录一 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晚清学者姚永概与吴汝纶谈国朝诸家所治之业，认为清代号称汉学，实际一一原于宋人，不过就其遗绪发皇张大而已。“如疑《古文尚书》，能不日始于朱子乎！《说文》之学，能不曰始于大徐、小徐乎！考古音之学，能不日始于吴才老乎！校勘之学，能不日始于朱子《韩文考异》乎！金石之学，能不日始于欧阳永叔、赵明诚乎！礼图之学，能不日始于聂崇义及杨复乎！搜采古逸之学，能不曰始于王应麟《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乎！考证史事之学，能不日始于司马公之《通鉴考异》、三刘之《两汉刊误》、吴仁杰之《刊误补遗》乎！”（《慎宜轩笔记》卷十）姚氏以尖锐的眼光，抉出清代学术根源，足以摒祛汉学家之成见。学术发展自有其一定的基础，没有汉学基础就不能有宋学，没有宋学基础也就不能有清学。清代汉学实际上是宋代朱学的演进。清学不及宋学处，在尊信汉儒，不敢凭良心说话；而宋学不及清学处，清代学问分门去做，为朴学者，不以不能义理、词章为耻，宋人喜欢兼有之。可见宋学对于汉学的重要变化，是把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清学对于宋学的变化则在于把粗疏的研究变为细致的研究。纵观古代学术，汉人之功在于保存古籍，宋人之功在于用理智观察，清人之功则在于以实证求是。这是学术发展所必经的三个阶段。只有经过这三个阶段，然后可以作综合的批判。这并不全是今人的智力胜过前人，实在是2000年来智慧积累所成。先生在20多岁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而至。”

清代道、咸间，外侮日近，《公羊》学思想最能启发人们改制图新的要求，因此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重被唤起，有人致力于反对乾嘉以来汉学家所尊奉的东汉古文学，标榜“通经致用”的西汉今文学，形成了清代晚期的今文学派。它的宗旨是据经书以论变法，提出孔子托古改制的问题做自己托古改制的证据。清末的古文家却依然按照旧日的途径去作学问。于是这两派必然发生激烈冲突，各自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使得观战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双方的本质：汉代的今文经学由孔子学派所传衍，经过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其真面目；古文经学异军突起，得到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整理改造而成，目的在于以此为工具和今文学家唱对台戏。所以古文派攻击今文派有道理，在于今文派确有说谎的；今文派攻击古文派也有道理，在于古文派有造伪经的事。当初刘歆的目标，要把经典重新整理一次，实际上经他手整理的古书，确比今文胜一筹。如《左传》胜过《公羊》，《毛诗》胜过三家诗，《尔雅》更是有系统的文字学书，为前所未有，《周官》则规模阔大，非有大魄力不能办到。当时今文家中没有大思想家，由于古文家胜于今文家，使得学术界能够改变其目光与方法，因而取得领导地位。自东汉以下，今文日衰，古文日盛，这正是按照优胜劣败的规律发展的。但古文家的作伪，则是不可掩盖的事实。再者，汉代的今古文家，都是身人局内者，清代的今古文家，都是由上观汉代今古文家而来，他们不能完全遵守旁观的规则，欲与局中人合伙，这是他们的误处。现在的人们站在客观的立场，只是披露其真相而已，不必有出主人奴之见。这种态度，康有为们是不会有的。然而廖平之学由分析《五经异义》而来，康有为之学由比较《史记》、《汉书》而来，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近代的方法。尤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历史的证据上，是超过以前辨伪学家之处。康氏的辨伪，一般人都以为是他的政治作用，不知道这是康氏的历史使命，因为据今文以斥伪古文，本是一个历史问题。

后来被表彰出来的清代中叶学者崔述，更超越两汉学术之争，分析《经》、《传》异同，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

清末东汉训诂学的信徒叶德辉曾很痛心地说：“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矣！”（《翼教丛编》卷七）他从清代汉学发展中，看到用前代学术压制后代学术的学术斗争方式，即先用东汉古文学否定宋学，接着是用西汉今文学否定东汉古文学，照此规律再向前走，势必有人用先秦的学术否定西汉今文学。他站在反对今文学的立场上无意中道出了汉学发展的趋势。后来先生在鸟瞰近三百年学术时说：

近三百年之学术工作似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辨朱、陆异同；第二阶段为辨汉、宋异同；第三阶段为辨今、古文异同；第四阶段为辨经、传异同。盖中国学术之创造，自周、孔起，至陆、王止。中间虽有整理，如汉之许、郑，唐之孔、贾，宋之朱、王，但因讨论未广，方法未精，故整理不甚圆满，或因不适当之整理而愈乱。至近三百年，则方法入于客观，讨论日趋精密，经分析、比较之工作，将千余年中纷乱如丝之学术理出了头绪。凡从前因成见、宗派、缺乏历史观念而看不清楚之真相，经此细密整理功夫，拔除尘障，刊落葛藤，真相遂日显。“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故先自近的整理起，宋代问题弄明白即进而弄明白汉代问题，再进而弄明白春秋、战国间的问题。将来文化建设，继续钻研，一部中国学术史乃可写清楚也。

在这里，他用“似乎”来划分四个阶段，大概是因为首先辨《经》、《传》异同的崔述起于清代今古文之争前，从时间上似与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不符。然而崔氏是排除在任何家派之外的一个人，以前人对古史问题，愚者信而不疑，智者存而不论，起而做大规模反抗的，崔氏称得上是第—人。但由于受时代局限，他不能摆脱圣道观念，过分尊信经书。所以，打破经学樊篱，揭示中国文化中心的真相，不能不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学的归宿，是新时期的历史的使命。P11－13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上古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哪怕只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都是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协同作战的结果。因此，只有摒却学科和家派的偏见，学术研究才能健康深入地发展。顾颉刚先生是20世纪之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学者，而现在已到了20世纪之末。对于这位本世纪中国重要历史流派的代表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学术遗产的意义，不仅有助于认识他本人，而且对于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写这本评传时，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第一手的材料说明先生当初受到的社会教育、师友启发，尽量真实地反映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时代背景。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生的工作偏重于破坏，而对古史的建设不够。本书努力澄清这种看法，以他深入考辨古史传说的事实，特别是晚年对《尚书·大诰》所做的宏大的考证工作，说明他对建设真古史的贡献。

本书利用了先生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以及他人众多的评论，旨在更客观地反映他的学格与人格，对他的学术思想作出更恰当的评价。

我们是顾颉刚先生的女儿，与父亲的年龄相差50余岁，这就使得我们以前对他的学问十分隔膜，对他的学术活动十分陌生。在父亲去世之后，我们二人先后参加了他的遗著的整理工作。顾潮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日记、信件、文章，写成《顾颉刚年谱》，顾洪整理编辑了4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可以说，这10余年来，我们对他一生为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以及他在研究方面的努力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的素材。感谢钱宏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逼”着我们集中思考，把许多零碎的认识串联起来，再系统化，写成这本评传。应该说，这本书既是我们对过去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是认识的升华，也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今年3月钱宏向我们约稿，到8月初脱稿，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以我们的水平和功力，这部“急就章’’肯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先生学术思想、成就和局限，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如果这本小书对有志于研究顾颉刚的人们能够起到一点按图索骥的作用，那么，我们愿与你们同行。

感谢刘起钎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溽暑之中为我们赶写序言，并帮助我们润色，使这本书更富于文采。

当我们用力思索一个问题时，当我们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时，常常感觉到汗水顺着头发根往下淌。1994年的夏天令我们终生难忘。

顾潮顾洪

199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