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必须告诉读者一些能引起思考和共鸣的东西，使读者在阅读中受到启迪。王明章老师收入《舍身崖》的这10篇小说，没有无病呻吟之作，也不写卿卿我我的小情小调，更找不到时下充斥文学杂志和文学网站的那种媚俗和给读者提供刺激的内容。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贯穿着王老师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的深沉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实问题不少。当今文坛上，对社会不满者大有人在。捶胸顿足者有之，骂天怨地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王老师没有这些“愤青”情绪，而是不动声色地以他塑造的人物和设置的情节来告诉世人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

王明章老师这本《舍身崖》共收入了10篇小说(4个短篇、6个中篇)，每篇后面都标着写作时间。从所标时间看，王老师开始小说创作时间很晚，最先写成的短篇《童年小友》是2004年11月，那时王老师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这10篇作品虽是他近年来刚涉足小说创作的首批作品，却看不出刚起步时通常要有的那种步履蹒跚与稚嫩，这些小说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结构布局、细节描写，还是气氛营造、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稚气，没有新手学写的痕迹，相反，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老到。并且，这些小说还初步显示出了他自己的风格。王老师的小说风格从容淡定，清澈明朗，不追求晦涩深奥，也不用时髦前卫的句式和辞藻，有点类似汪曾祺的风格。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实问题不少。当今文坛上，对社会不满者大有人在。捶胸顿足者有之，骂天怨地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王老师的《舍身崖》没有这些“愤青”情绪，而是不动声色地以他塑造的人物和设置的情节来告诉世人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

为霞尚满天(代序)

童年小友

蓝池小屋

麦黄杏

蝶儿

舍身崖

穿衣的故事

屏风

高梁河畔的命案

赵匡胤打鸟

傅青主进京

后记

斑鸠是宝成爷爷的伴儿，可这伴儿说的话他听不懂，他说的话斑鸠也听不懂，而且这伴儿也不能到他小屋里和他一起生活，有树上的伴，只能是聊胜于无罢了。他盼望着有个比斑鸠更好的伴，一个真正的伴侣。

好像上天又来补偿让宝成爷成为瞽者寻不到伴侣的罪愆，第二年春天，宝成爷终于心想事成地有了一个住进蓝池小屋里的真正的伴儿。

一天，我正在村里大街上与几个小伙伴弹玻璃球，忽然见3个盲先生从东门那儿走来。前边一个用明杖探路，3人以杖相牵，鱼贯而行。我们停止了玩耍，站在街边看这支小小的盲人队伍。

“快看，女的！”跟前，一看那女先生，给人的印象还真不错：40多岁年纪，和宝成爷相仿，不同的是，那两只大眼睛不是黑咕隆洞的，而是和明眼人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有点发呆，冷眼一看，看不出是盲人。原来，盲人并不都像宝成爷那样没了眼珠，要不，陶红演“明姑娘”，归亚蕾演汉朝那个瞎老婆子窦太后，就没法演了。

他们打听宝成先生住在哪里，我就自告奋勇领他们来到蓝池小屋。几个盲人见了面，虽然“见面”得打引号，但他们比明眼人见面要高兴得多，亲热得多。原来，他们是同一个师傅的徒弟，曾在一起学艺，是很亲密的同学关系。他们先后出徒后，每年都要在师傅那儿聚会，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接受师傅再教育，比当今时兴的由同学中的大款或有权人把大家召集在饭店，把当年的一两个老师叫来当当摆设那样的师生聚会要有意义得多了。前几年他们的师傅过世了，在发送师傅的那次聚会上，约定以后轮流到同学那儿聚会，除不能聆听师傅的指点以外，其他活动内容不变。今年轮到到宝成爷爷这儿了，于是他们就按约定的日期来了。

我父亲给他们找了南门子外的两间场院屋做住处，我娘帮着做饭。他们吃了饭，就在蓝池小屋内或篱笆小院里，围坐在一起，每人挽一把三弦，时而说，时而弹，时而唱；或合奏，或独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起来。有时交流算卦时碰到的特殊情况和应对办法，更多的是温习说书的唱词。要知道，他们不同于一般说书人有底本为据，他们全靠耳听心记学来，时间一久，难免有遗忘处。他们的聚会就是互相拾缺补漏的唯一机会。除了“温故”，他们还“知新”，谁编了什么新段子，会了什么新曲子，利用这机会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自他们来了之后，我差不多是全程陪着他们，我从家里拿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听懂的听不懂的，我都听得入了迷。我不白听，烧水倒茶，是我的事，我这个小听众还兼做了小服务员。那几天，我的小伙伴来找我去弹蛋打尜，我一概婉言谢绝。

他们来的第四五天上，宝成爷乘客人还没来小屋的时候，把我叫了去，说：“把被褥抱回家，叫你娘给拆洗拆洗。”

我抱回家，娘说：“才拆洗了不多日子，怎么又要拆洗？以前要给他拆洗都不让。”

说归说，娘还是拆洗好了，叠整齐，叫我送回去。

在第六七天上，客人走了。又是鱼贯而行，不过“鱼”少了一条，只那俩男的走了，女的留了下来，而且住进了蓝池小屋。

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宝成有家口了！

他们盲先生对别人家的婚事，又是要八字相合，又是要属相不尅，结婚日子又要是黄道吉日，讲究可多了，按他们的掐算，不能有半点差池。而对自己的婚事竟如此敷衍，马虎从事，一切低调处理，不事声张，连对我家这近邻都密不透风。也许怕给大家凑麻烦，也许怕透出风去大家少不了要去张张罗罗，那他们这次聚会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了，这两种可能大概兼而有之。

宝成拿着自己的婚事不当回事，街坊们却很重视，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喜啊！村里人纷纷来到蓝池小屋贺喜，来的人都不空手，吃的用的堆了一炕头。不知谁想得周到，替他买来了喜糖喜烟花生瓜子之类办喜事必备的东西，新妇落落大方地请大家吃，还把自己是怎么来的说给大家听。原来，她在与宝成一起学徒时两人就很合得来，她父母嫌宝成是北乡人离得太远，就把她嫁给了当地一个病病快快说不上老婆的大龄男人。婚后也没得到什么幸福，去年男人死了，经师兄弟们说合，趁这次在宝成这里聚会，就来跟了宝成。

当天，小屋里那盘炕上就换上了新褥子新被，靛蓝花布表，白布里，棉花暄暄的，是我娘锁在柜子里多年的那一套。

“怪不得要拆洗被褥，这瞎汉！”娘一边开柜子一边说。

我管宝成爷爷的新媳妇叫“大妈妈”。我们家乡不叫“奶奶”叫“妈妈”，这“妈”字发普通话的上声，跟“妈、麻、马、骂”中的“马”声调相同。我这大妈妈细高个儿，长圆脸，皮细细的，白白的，眼如果不仔细端相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身有种干净利落劲儿。

“宝成，你媳妇长得那么俊，你知道不？”

“宝成哥，咱俩换换吧！你反正丑俊一样。”

宝成爷爷的同辈人跟他开的这些玩笑甚至是一些更荤的玩笑，他一概以笑报之。

我这大妈妈不光人长得好，也特别端庄，又特别和气，见了谁，都是笑脸相迎，笑语琅琅，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亲切。对我这小孩子，不光是亲切，而且是慈祥。

“小明子，过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呱嗒呱嗒”跑到她跟前，她蹲下身一把把我揽进怀里，把手里攥着的一块糖、一个杏或是一个泥哨“水咕嘟”按在我手里，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忙把脸偎在她的脸上，算是对她的回报。

从这以后，每天早晨，宝成爷爷和大妈妈爬出蓝池小屋，返身把小门锁好，各人背着自己的三弦和铛铛，就一前一后，以杖相牵，或东或西，顺路出行。开始，他俩结伴到周围村庄算卦说书，过了些日子，就分头行动了。至晚，一前一后，回到蓝池小屋。晚间，蓝池小屋内，或篱笆小院里，除了他俩，还来不少耍的，大家说说笑笑，弦歌琅琅，小屋小院，每每使人流连忘返。

这一年，作篱笆桩的那三五棵木槿，花开得特别多，特别艳，老远看，像片片红云飘到了小屋上。我常见宝成爷和大妈妈双双站在花前，以手抚花，像是在欣赏那花的艳色。

自打来了大妈妈，宝成爷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动作也麻利了许多，走路也快了。蓝池小屋周围的路，走起来根本不用明杖，把那竹竿夹在胳肢窝里，走得溜溜地快。我曾问他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打小没见过颜色的他，根本没有颜色的概念，连黑色也看不见。而现在，在他的视野里，到处是明媚的阳光，到处是姹紫嫣红。

看不见世界的这对盲者，以蓝池小屋为中心，自己营造了一个世界，一个温馨、多彩的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高高兴兴地生活着。到了第二年开春，原本觉得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中又平添了一抹浓重的色彩——大妈妈的腰身明显有了变化。她外出算卦说书，搭在胸前的那半钱插子向上翘起来，而且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她偷偷地托我娘做几身小衣裳，把一些旧衣服请我娘洗净，扯成一块块布片。村里人议论着：

“快有小宝成了！”

“小宝成该不再用明杖了吧？”P20-23

在我的印象中，王明章老师是一位忠厚长者，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一位渊博的学者，一位多才的作家。

就是这样一位令我高山仰止的前辈，前几天居然要我给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作序。我对王老师的这个要求毫无思想准备，诚惶诚恐。无论是资历还是学识，我岂敢对他的作品评头论足！那岂不要贻笑大方！我恳求王老师，千万免我此役，另请高明。但是，王老师说，他一不求名人，二不找高官，就找了解他爱读他的作品并能读懂的人作序，即便是他的学生也可，并言之凿凿地举出一些让学生作序的大学者的事实为证。

王老师找人作序的标准，应该说我是庶几近之的，既然他说到这里，我也就不好意思再推辞，只好应承下来。从内心来讲，我对王老师如此信任我，还是非常高兴的，他的信任，使我从十分恐慌而变得有了自信心。于是乎，我开始阅读文稿和起草这篇文字。

说起来我并不是王老师的学生。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我只能在我的家乡读高中，平度一中这样的名校，我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可喜的是，“文革”结束，中学教育走上正轨，作为百年老校的平度一中，开始面向全县招生。我的二弟、三弟相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中，有幸成为王老师的学生。特别是我的三弟不但是王老师的学生，而且与王老师的儿子是高中的同窗挚友，亲如兄弟。我三弟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学位，每次回国探亲，必去看望王老师。我一直为不能成为王老师的学生而感到遗憾。

我与王老师面对面的接触，是在1993年。当时我在平度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当年8月任政委)。局长高臣辉同志与我研究队伍建设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民警的违法违纪与民警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积累是成反比的。越是文化低、知识少的民警越是容易违纪。我们达成共识后，立即召开党委会，作出了在全局组织民警学文化的决定。在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4名可以说是全市最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来当我们的任课教师，其中就有王明章老师。以前我三弟已在我面前说过王老师多次，我一听王老师要来给我们讲课，十分高兴。

我们的文化学习班开学后，王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记得学习班共举办了6期，每期两个月，有300多名民警参加了脱产学习。可惜我当时主管业务，一天到晚忙在案子上，未能听王老师上课。但是，有几次学习班结业，我去讲过话。学习期间，我经常同几位老师交流，阅读学员的习作，有时也同老师一块吃饭。当时同王老师一起聊天，他那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使我仰慕不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做了平度市公安局局长，工作太忙，同王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2000年我因为异地交流，调到城阳区任区公安分局局长，离开了家乡，王老师也已退休，有关王老师的消息也只有我三弟能告诉我一些了。

我是从去年开始，在网上与王老师又有了密切接触。2008年，城阳公安分局搞公安文化建设，为了给民警起引导带头作用，我开始在电脑上建立了自己的博客，也学写一些散文和旧体诗。随着与众多博友交流的增多，认识了许多文学爱好者。有一天在博友的博客里，无意问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我喜出望外地进入王老师的博客，一下子发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其中有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文学评论等，而且水平很高。这样我便同王老师成了密切的博友。王老师那睿智的思想、飞扬的文采、严谨的文字、渊博的学识使我感佩不已。透过他的文笔，我看到了一个堪为师表的长者，一副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他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王老师也经常登陆我的博客，对我的一些诗词作品给予鼓励，有时也提一些非常好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成了真正的博友，我也经常对王老师的文章谈一些自己的意见。为此，王老师视我为知音，直到令我为他的作品集作序。  我有点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一刻也不敢怠慢。书稿发过来以后，我立即用了一整天时间在电脑前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其实，这些作品，我大部分早已读过。为了写序，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

王老师这本书共收入了10篇小说(4个短篇、6个中篇)，每篇后面都标着写作时间。从所标时间看，王老师开始小说创作时间很晚，最先写成的短篇《童年小友》是2004年11月，那时王老师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一些评论王老师作品的文章说：“王老师年近70岁开始写小说，起步很晚，起点却很高，这是个奇迹。”我细读王老师这些小说，很有同感。这10篇作品虽是他近年来刚涉足小说创作的首批作品，却看不出刚起步时通常要有的那种步履蹒跚与稚嫩，这些小说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结构布局、细节描写，还是气氛营造、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稚气，没有新手学写的痕迹，相反，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老到。并且，这些小说还初步显示出了他自己的风格。王老师的小说风格从容淡定，清澈明朗，不追求晦涩深奥，也不用时髦前卫的句式和辞藻，有点类似汪曾祺的风格。同王老师交谈时，他说这也正是他的美学追求。

王老师说我能读懂他的作品，这也正是他找我写序的原因。其实他的作品像一泓秋水，清澈见底，没有故弄玄虚，不难读懂。王老师所说的“读懂”是指平易中包含的那种深刻，那种深深的意蕴。

王老师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家，他的小说是很有思想的作品。

一位作家，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必须告诉读者一些能引起思考和共鸣的东西，使读者在阅读中受到启迪。王老师这10篇小说，没有无病呻吟之作，也不写卿卿我我的小情小调，更找不到时下充斥文学杂志和文学网站的那种媚俗和给读者提供刺激的内容。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贯穿着王老师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的深沉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实问题不少。当今文坛上，对社会不满者大有人在。捶胸顿足者有之，骂天怨地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王老师没有这些“愤青”情绪，而是不动声色地以他塑造的人物和设置的情节来告诉世人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

就说篇幅最小的《赵匡胤打鸟》吧，这个小短篇写皇帝赵匡胤在打鸟时，有一位大臣来汇报工作，赵皇帝因他扫了自己的兴而大发雷霆，一斧柄捣掉了那位大臣两颗门牙，差点使这位大臣丢了性命。但是，当这位大臣提到史官会将此事记到史书上时，赵皇帝恍然醒悟，当即对大臣好言安抚，而且采纳了大臣的意见，并对大臣予以褒奖。王老师看是在讲皇帝，实际上是对当前官员权力得不到监督而产生腐败的思考。一个封建皇帝，可谓权力至高无上，无人能够监督，却独怕史官的秉笔直书。而当今的官员，又有多少能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敬畏历史，忌惮舆论从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呢？

在《舍身崖》这篇小说中，从主人公那刺心锥肺的悲剧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发生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情。山村一老实农民只是因为家中盖了个大门楼，便被划为富农，为此这个家庭的两代人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这种事情，各地农村都发生过。我的姥娘家，新中国成立前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家，靠省吃俭用置了几亩土地，土改时稀里糊涂的被划为富农。结果，不但自己的后代遭了殃，连我这个外甥也差点连高中都上不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弟兄几个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舍身崖》讲述的故事，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小说中写赵玉叶舍弃生命的纵身一跳，是无数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人生悲剧的集中体现。今天看来，这些事情是如此让人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民生永远是当政者最重要的问题。而让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是最重要的民生。读《穿衣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几十年穿衣服的变化中感受和见证到一个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不饱穿不暖，那是人人都经历过的事情，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大批人被饿死的情况。解决吃穿问题，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大目标。十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真正得到解决。小说中所写的“我”和民众穿衣的变化，在告诉人们，吃饭和穿衣问题解决不好，将会毁掉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更不用说是执政者的政权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问题很多，但不发展问题会更多，甚至会亡党亡国。在这篇小说里，王老师是在用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看似浅显实则非常深刻的道理。

王老师的每篇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一些道理，但又不是直白地把道理说出来，而是让道理蕴含在他描写的社会生活中。道理他一句没说，我们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却被藏在情节中的道理说服了。当然，小说主要不是以道理说服人，而是以形象感染人，读这些小说，我的感觉是，既被感染了，也被说服了。

王老师是在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把那些真实的历史，尤其是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出的历史娓娓道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过去，记住历史，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王老师是一个经历了近3/4世纪的老人，他的“阅历”正是我们国家自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改之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这10篇小说，除了4篇是写古代的故事，其余6篇正是取材于这段历史。

许多作家的小说创作，都是从他的童年写起，王老师也不例外。他的童年正值抗日战争中后期，于是就有了《童年小友》、《蓝池小屋》、《蝶儿》以抗日为题材的小说。中篇小说《麦黄杏》，其历史的跨度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直至合作化之后，说的是两位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写出了那段令人痛彻的历史。小说像一部倒叙的电影，一幕幕地展开悬念，在扣人心弦的故事里，如泣如诉地讲述了那个年代里小人物的生离死别，让人们在长叹中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舍身崖》写的是“文革”前和“文革”前期那段被扭曲了的历史。《穿衣的故事》是写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人民缺吃少穿饿死人的那段难忘的历史，小说的后半段写到了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只是6个中短篇，却把半个世纪中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反映出来了。

王老师不是历史学家，他不是在记录和评说这段历史，而是在写小说，在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他亲历的那段时间里的社会生活。一切成功的文学作品都能写出一段真实的历史，王老师的这些小说亦如此。

上述6篇小说虽然写的是上世纪中后期这段历史，但却不是“历史小说”，另外4篇写汉、宋、元、清古代故事的才是通常说的“历史小说”。应该说王老师的历史小说写得也很不错。

王老师博览群书，尤其爱读历史书，他对历史事件、掌故和人物，有的可说是很有研究。2000年他在北京照顾孙女，闲暇时读《汉书》，当他读到陈万年谄事宦官石显，而他儿子陈咸与石显坚决斗争因而父子发生矛盾这些历史事实时，觉得是很好的小说题材，就在废纸上写起来，虽然没有写成，那却是王老师第一次小说创作的试笔。直到2005年，他才把那废纸上的草稿修改补充成《屏风》这个中篇。御史大夫陈万年在皇帝昏庸、奸佞当权的时代里，为了爬上高位用一辈子的时间精心研究“善事人”这门学问，且屡试不爽。当他发现儿子正与专权的太监石显作对时，知道大事不好，就连夜拿他的理论劝导儿子，陈咸却把老子的话概括成一个“谄”字。陈万年临死向石显的贿赂终于还是救了儿子一命。

中篇《傅青主进京》是根据《清史稿·傅山传》和清代文学家全祖望的《阳曲傅先生事略》写成的。除了个别细节，整个进京的过程基本上是真实的。王老师把一位传奇人物的一次与众不同的进京，描写得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使我们在听故事中了解了真实的历史，同时又学到了书画、中医等知识。破案悬疑小说《连环命案》是根据元朝宋本所写的一段千把字的笔记《工狱》改编而成。王老师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根据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简直可以与《十五贯》、《杨乃武和小白菜》等名著媲美。

王老师的小说不光从宏观上反映了历史壮阔的风云，而且还从微观上记录了往昔岁月普通民众的生活情趣，把许多已逝的民间风情保留在他的小说里。

我儿时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已经或正在逝去，当今的年轻人已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这些东西只保存在我和比我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们的记忆里。王老师通过他的小说，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好像现在时髦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似的。儿童题材小说《童年的小友》、《蝶儿》中那些充满童趣的描写，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的童年。柱子卖的“布布登”，当时是很普遍的一种玻璃玩具，现在已见不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清晰地记着那玩意的样儿。写明子帮蝶儿抓蚂蚱“蹬倒山”、“梭蚂角”，活灵活现。写一对小孩割草时，在玉米地里吃“乌梅”，使我想起小时候吃乌梅的情景。现在好像已见不到这种菌类的东西了，我小时候可是常见，生吃、蒜拌着吃滋味都很好。写小孩子在田野里挖田老鼠，从老鼠仓里找老鼠储存的粮食，在田野里嚼茅草根，摘那乌黑甘甜的“烟莜”，吃得满嘴乌黑，野趣横生。特别写小孩“过家家”，在野地里吃“野锅子”，生动逼真。在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这些事情曾经给我们的儿时带来多少幸福啊！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是丰富了，可是一天到晚埋头在作业堆里，哪里还有时间到田野里去接受大自然的恩赐。

最后，还得说说这些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文学语言的运用。

小说是以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文学门类。高尔基说：“小说一切必须写得像浮现在读者眼前一般。就如画家生动地、浮雕似的描写人物和故事，要画得像现在就要从画面里跳出来一般。”王老师在这lO篇小说中营造出了一条人物画廊，勇敢机智的张柱子，聪明善良、疾恶如仇的盲人宝成，富有同情心的儿童明子，坚定果敢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赵玉叶……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像浮现在读者眼前一般”，就像要从书中“跳出来”一样。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诸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等，作者都很有力度且很有分寸地运用上了。限于篇幅，不作具体分析。

文学是语言艺术，一切都要靠语言表述出来。王老师的语言朴实无华、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却不失之油滑，叫人读起来趣味横生，隽永有味。适当地运用我们尚不知用哪个字来表达的方言，恰当运用文言，很好地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王老师观察生活细致入微，把农村生活的细节用文学语言表达出来，非常生动。例如《蝶儿》中对草驴和叫驴的描写：“我家那是一头‘草驴’，个儿不怎么高，长得挺秀气，具有女性的柔美。吃起草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到嘴里嚼半天才咽下去，文文雅雅的。她家那头驴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那是头大‘叫驴’，是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汉，饭量特大，吃起草来嘴像个小簸箕似的，两片驴唇一踅摸，一大绺子草就进到了嘴里，也不怎么嚼，就顺着那长长的脖子咽到了肚子里。我到她家玩时观察过那叫驴咽草时的脖子，每当咽下一口草时，那草团就把脖子撑起一个大疙瘩，那疙瘩自上向下蠕动着，像有个鼹鼠在脖子里潜行。”类似这样的语言太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可以自己去欣赏。

在王老师的博文评论中，王老师的一位学生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评论：

您以古稀之年，还能如此研读红学，创作小说散文，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您对群书的博览强记、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缜密审慎的逻辑推理、犀利幽默的笔锋、超然平和的人生价值观，都跃然纸上。您真是大器晚成！比较而言，当年的三尺讲台，确实是委屈您了。不过，作为您的学生，我还是劝您一定要像您说的那样，只把这种研读和创作当成一种晚年的乐子可也。

这段话恰可作为王老师晚年创作生活的写照。

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灵感，而且又十分勤奋，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小说仅仅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部分，他还写作了大量的其他各种题材的作品，读来使我感动不已。在同王老师的交谈中，他告诉我，近几年才有时间开始搞创作。他说，自己有许多书需要读，许多文章需要写。年过70的他，学会了用电脑，他的第一本个人文集《知暖集》30万字的作品，全是自己敲出来的。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博客，经常晚上写作到12点多，还觉时间不够用。王老师学养深厚，几十年的积累，使他的创作厚积薄发，创作灵感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王老师兴趣广泛，除文学外，书法、国画、篆刻、音乐都有所涉猎，他对历史、旅游、文化、园林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这使我对“艺术都是相通的”和“文学即人学”这两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王老师虽年逾古稀，但由于几十年来注意锻炼身体，又有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平和心态，身体十分康健。我们期待着王老师在保养好身体的前提下，不断创作出更多对社会有益的精神食粮来。

最后用一首新韵七律诗来结束我的这篇文字：

激情何似古稀年，流水行云笔墨娴。

三尺教鞭累硕果，一方键盘做田园。

纵横万里飞风雨，挥洒古今腾巨澜。

吟罢抬看云起处，夕阳似火彩霞天。

张君嘉

2010年6月19日

可以说，我和小说有种解不开的情节，儿时还不识字的时候就接触小说，到了老年，又鼓捣着写起小说来。

小时候，我和父母住的东间屋里东墙上有个小龛(家乡叫“窝子”)，里面放着一些书。那是父母上学时积攒下来的。到我懂事的时候他们整天忙于生计已经不读书了，我却对那些书产生了好奇心。踏着炕上的被子伸手够下一些来，一看，那上面有些绣像插图，挺不错，我就翻着看，随后就又找纸蒙在上面描。描了好些了，却不知道描的是些什么人，我问爹娘，他们说：这个是岳飞，这个是牛皋，那个是秦琼，那个是程咬金……

到我上小学二三年级识一些字了，就不光看图，还看起字来了。有好些字不识，意思却能通下来了，就绊绊磕磕地读下去。越读，识得的字越多，兴趣越浓，到我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那些“绣像全图”的《岳飞传》、《说唐》、《小五义》、《水浒》什么的已读得滚瓜烂熟了。夏天街上一些大人摇着蒲扇，冬天人们挤在炕头上，听我这个小孩儿给他们说书，听得津津有味。除这些旧小说外，还有本冰心的小说集，我也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超人》，那算是我与现代小说最早的接触。

上了中学，读的小说就更多了。那时正兴读苏联小说，读了不少苏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勇敢》，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契诃夫、法杰耶夫等等大作家的作品也读了不少。

再以后，就把阅读的兴趣扩展到法、英、德、美等国以及茅盾、巴金上去了。直到现在，我还把梅里美、杰克·伦敦、欧·亨利还有余华、莫言等置于床头案角，时时翻上一翻。

我打小爱读小说，杂七杂八读了不少，但我却从来没有写小说的想法，觉得写小说是件很神秘的事，不是我这样的平常人可以写的。

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儿子家看孩子。孙女上学住校去了，除了一星期接送一次，再就没事可干了。闲得无聊，除了骑自行车出去瞎逛，再就是读点书消磨时间。当时我正在读《汉书》，在“列传”部分读到陈万年、萧望之、陈成、石显等人的传记，渐渐地，这些入的事就在我脑子里演绎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为什么不能把这故事写出来？不是觉得自己不会写小说吗？没试试怎么就说自己不会？人除了落地时的呱呱大哭和寻找奶头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还有什么能力不是学习实践而有的？正好家里有好些废纸，于是我就在纸的背面写起来。也不管什么章法、技巧，想到什么写什么，竟也把那故事写出来了。但随后就又把它撩下了，还是“小说不是我这样的人可写的”那老想法作怪，觉得我写的不像玩意，就这样自我否定地把那最初的尝试中止了，以后就再不想这事了。时间到了2004年，我的同事李树在他的《平度史话》出版后，第二本书《中国科举史话》又面世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我也想写点东西了，但写什么？我不像他那样术业有专攻，实在不知道要写什么能写什么。就在我“荷笔独彷徨”的时候，我把我这种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的苦恼说给李树听。他说，你文笔好，写记叙性的东西是你的长项，何不把你以前给我说过的你小时候的故事写出来？我俩经常在一起拉呱，各人都说过不少往事，我说的童年的一些事他还有印象，所以这样劝我。我一听，有道理，于是就写出了《童年小友》和《蓝池小屋》两篇小说模样的东西。拿给李树和别的朋友看，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赞扬，我问他们这算不算小说，他们说算。到此，我才冲破了我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我不会也不能写小说”的樊篱，也廓清了写小说的那种神秘，自己偷着对自己说：原来我会写小说啊！

到这时，我又找出了当年在北京写在废纸上的那个西汉故事，看看，还有点样子，于是我把它修改补充成了中篇小说《屏风》，算是我写成的第三个小说。其实它是我写小说最早的尝试，应该是我小说创作最早的试笔。

我把上述3篇最早写出的小说收到了我的个人文集《知暖集》中。打那以后，我就把写小说当成我的主攻方向了。随后我根据一则元人笔记写出了《高梁河畔的命案》，根据我上小学时的旧事写出了《麦黄杏》，以儿时在坡野里割草的记忆写出了《蝶儿》。再以后，我受我表弟因家庭是地主而说不上媳妇的启示，凭空塑造出人物编出故事写了《舍身崖》。那是我第一篇脱离开亲身经历和以真人为模特创作出的小说，按说这才是写小说的正路。

时间到了2009年，《今日平度》报社举办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他们让我也写一篇，我就根据上世纪60年代初刚参加工作时曾穿补丁裤子上课的事写了一篇《一个教师关于穿衣的60年记忆》。没想到这篇散文产生了一些反响，先是在报社征文中得了一等奖第一名，后教体局、老教协又把那文章评上奖给我送来了奖品。同时，还被北京的电影制作人毕云琪看中。他是我同事的孩子，说亲眼见过我当年的穿戴，觉得我写得很亲切，由穿衣的变化很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是个很有意义的电影题材。他让我再丰富一下情节，刻画一下人物，以备拍电影用。于是我就把那篇散文改造成了短篇小说《穿衣的故事》。

后来，我又根据一则笔记写出了小小说《赵匡胤打鸟》，写这样的微型东西也算我的一个新尝试。最后，是我根据清代文学家全祖望的《阳曲傅先生事略》写出的中篇《傅青主进京》。

——这就是我这10篇小说的写作的经过和情况。

有人说在我身上发生过两个“奇迹”：一个是70岁学电脑，一是70岁开始写小说。言下之意，到了这个年纪，就不能学这些难度太大的营生了，就像国家规定人到了70岁就不能学汽车驾驶不发驾驶执照一样。我没管这年龄划定的界限，电脑我硬是学会了，这本书上的书稿包括正写着的这篇“后记”都是我自己用“五笔”敲出来的，这就是证明；至于写小说，我原以为学会了，近来我却又没了自信。原因嘛，先是有的博友把我在《穿衣的故事》中塑造的人物当作真人，把这篇小说当成散文了。随后，《青岛文学》把我的小说《童年小友》没发在小说栏而是发在散文栏里了。我于是怀疑，我写的小说是小说吗？怎么人家老把它们当散文？是不是我写小说还不得要领，写出了些不伦不类的东西？随后一些朋友说，你写的正是小说，散文化的小说，写得像真事，我们才更爱读，那种一看就是编造的小说，谁爱看？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一句话——“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那么一些人”，我这才释然了。其实，早有许多大作家在写散文化的小说了，我只是怕自己写出来的连“散文化的小说”也不是，而是一种四不像。又一想，即便是“四不像”，那也可聊备一格嘛，就让这“四不像”东西算我小说的风格吧！

我这些小说以各种形式让朋友们读了之后，得到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有的说我的小说体现着对时代的关注，还是很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有的说我的小说写出了人在不同时代的特有的感情，散发着人间的真爱和一种悲悯情怀。有的说我塑造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有的说我较好地掌握了小说的结构技巧，有的说我语言有特色，等等。他们对我的创作评价说“起步晚，起点高”，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受宠若惊之后，在我编选我的散文准备出版的同时，就有了把我这10篇小说习作也结集成书的想法。没想到我这想法一披露，就得到了我的老学生们的热烈赞同和大力支持。在青岛人大供职的我的老学生盛吉庆、在成都的老学生崔顺贤，在青岛的老学生刘洪发、郑学敖、彭京东和姜立安等都给予我大力支持。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和第一本散文集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我要把我的谢忱献给青岛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我还要感谢给我题写了书名的崔传富同志，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学生们！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城阳区人大副主任、诗人张君嘉同志，他是我的老朋友又是博友，我在博客上发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这次我请他为我这本书写序，他谦虚地推辞了一番，写出了一篇很好的序言，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论，为我的书增色不少。

最后，我要把我的谢忱送给老朋友王昌令先生。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画也画得不错。他给我这本小说集画的插图很有意境，为这本书增色不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于他。

王明章

明章多才，且勤学。语言、文学而外，美术、书法、篆刻、戏剧、音乐，颇多涉猎并有一定的水平；又长于为文，小说、诗歌、散文、曲艺，皆有试笔。其第—部书《知暖集》中辑其一小部分旧日偶作，鸿爪雪泥，犹可见其才思。

——李树(本书作者的老同事、文史专家)

王老师因为内心的淡定，他的作品没有矫饰，没有喧嚣，而是散发着原木般的质朴气息，渗透出浓郁的文化风情。

——刘晓芳(散文作家)

王老师学养深厚，兴趣广泛，宽厚平和，乐于助人。作品语言朴实无华、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却又不失之油滑，隽永有味，妙趣横生。

——张君嘉(诗人)

王老师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才气与真情，语言独特，平易近人，幽默风趣，自成一家，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少有的优秀作品。

——裴春(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