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的因子,已经很难有心思去眷顾那些微言大义的典籍历史。即使偶尔看到,也难以在简约的词句和奥义的话语中体会到思想者的深邃。于是,风格活泼,嬉笑怒骂,在本真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自由驰骋,攀援比附,以历史史实的故事而引人入胜,以作者思想直接引导读者的历史读本大行其道。王浩的这本《日本!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应孕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想充实自己,人人都想成为通才,没有时间去专精于一门,在短时间内就能拨开历史深奥的面纱,让急于求成的人们一饱眼福,振饥止渴的著作。
王浩的这《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是一本写中日古代历史的闲书。
中国和日本的古代交往史,其实就是部“对掐史”。
中国自古重陆地轻海洋,而岛国日本则长期借势海洋,窃掠中、朝,到明清时期更甚。然而,这群髡头跣足、手舞长刀的日本人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实力,在中日交往中屡屡占据主动呢?两国之间又有哪些被人们遗漏、误读的历史细节?《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从徐福东渡的传说开始,向你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日本!
不遭遇“神风”,元军一样征服不了日本;“盔甲鲜明”的明军打不过“光屁股”的倭寇;嘉靖年间最大的倭寇其实是中国人;甲方战败并非清政府落后挨打,淮军的枪炮远比日军先进;不仅仅是日本偷袭中国,中国也两次“奇袭日本”的惊天计划……
《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揭开尘封的故纸堆,这么多年的误解终于可以澄清了……
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办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唐高宗李治派出这个使节团的目的,无从得知,但当时唐朝还在对高句丽用兵,估计意在打探日本动向。
不过,吃了苦头的日本不会再贸然出头了。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日本民族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反而更加佩服你——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
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蜜”到什么程度?像妃子争宠一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失败就在所难免。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模仿、进步能力超强的小国,唐朝也得时时注意维护上国的“国体”。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日本史学家考证为高岳亲王,平城天皇之子)来朝,王子善下围棋,宣宗就让御用棋士——棋待诏顾9币言与之对弈。下了三十三着,棋势胶着,胜负未分。顾师言生怕有辱君命,凝思良久,下出一步妙招:镇神头,一子解两征。日本王子“瞪目缩臂,伏地认输”。回头问主管外事的官员:“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官员诡称:“第三国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王子又说:“我想和第一国手过过招。”官员回答:“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掩局而叹:“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在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之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敬,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P16-19
严谨、凝练、言简意赅,尽量不加入作者主观的评论,但在客观上却透露出对历史规律的阐释,承载着一种道义的厚重、历史的责任,这是中国历史著作传统的主流风格。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国语》、司马迁著《史记》都是如此,他们被后世长期推崇,所谓微言大义,凝重、深刻的“历史”代表。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变得难以平静,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的因子,已经很难有心思去眷顾那些微言大义的典籍历史。即使偶尔看到,也难以在简约的词句和奥义的话语中体会到思想者的深邃。于是,风格活泼,嬉笑怒骂,在本真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自由驰骋,攀援比附,以历史史实的故事而引人入胜,以作者思想直接引导读者的历史读本大行其道。王浩的这本《日本!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应孕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想充实自己,人人都想成为通才,没有时间去专精于一门,在短时间内就能拨开历史深奥的面纱,让急于求成的人们一饱眼福,振饥止渴的著作。
中日两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历史和现实中,将两国戏说成是君臣、师生、冤家、对手、伙伴等关系模式都不为过,都有历史的基本事实作证、为凭。作者抛开了这些略显凌乱和冗杂的关系模式,专从中日两国的“较量”视角来看待相互关系的历史,展开了以唐朝支援新罗之战,元朝东侵日本之战,嘉靖年间的抗倭之战,明朝帮助朝鲜恢复山河的万历之战,清朝遏制日本并吞朝鲜的甲午战争为题材、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将中日两国看作是永远的仇家。战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般都属于较为短暂的“瞬间”,和睦共赢才是为邻之道。正因为战争的集中性、残酷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我们才更应该从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量防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战争必然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必然要代表正义去赢得战争,这才是我们研究战争历史的要义。
战争往往集人祸之大成,发端于嗔恨与暴虐,充满了贪婪与邪恶。但是,正因为有贪婪与邪恶,才能够更加彰显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因此,在每一次大的战争中,都有史诗般的英雄凌空出世,去匡扶正义,去替天行道,去舍己而利人。这说明人性的正义还没有泯灭,饱受苦难蹂躏的人心还存有天良。作者虽然有时刻意去描述战争中技术上的优劣,多重关系的迷乱,以便使历史情结更加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是也没有忘记讴歌善良、正义和舍生忘死的英勇,尤其是努力去描绘那些还有缺陷、也并非完美,但却值得后人膜拜的英雄。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英雄?笔者以为,英雄者,不论身形的高矮,技术的优劣,也不论是冲锋陷阵,还是帐幕中的帷幄,更不论国别、男女亦或老幼,只要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哪怕仅仅是一种闪耀,一种光芒,都可以在这一点上称之为“英雄”。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加崇尚类似于戚继光、李舜臣那样英勇无畏,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廉洁自律,忠君爱国,智勇双全,而近乎于完美的英雄!让历史也赐予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吧!以英雄的光辉感染我们还有很多肮脏的思想,以英雄的业绩荡涤我们沉迷于自我为核心的灵魂,以英雄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污浊中清净,在呃逆中善良,在愚痴中增长智慧,在怯懦和卑贱中塑造忠勇,利国、利民、利他,优先于公义!这才是我们读史的真谛!
2011年3月26日于外交学院
这是一本写中日古代历史的闲书。
说闲书,一是不敢自居为学术著作,有那么多史学先贤的巨著在前,写史是件自不量力和自讨没趣的事;二是不愿赋予太多说教色彩。我的本意是写一本历史类杂记,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叙说一些鲜活有趣的轶事,重现一些生气凛然的人物,间杂一些蜻蜓点水的个人偶得。
既是闲书,自然希望写得轻松惬意些,只不过,写着写着我就不可救药地入戏了。
刘仁轨、胡宗宪、戚继光、李如松、左宝贵、邓世昌、丁汝昌、李鸿章,这些有资格名垂史册的,还有更多默默无名的小人物,我在翻阅他们的历史轨迹时,无数次被一句话、一个细节所打动。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们和我触手可及,因为我能清晰感受到他们非凡的勇气和力量。
我承认,我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身处一个全民皆商的庸俗时代,我更加欣赏单纯,仰慕勇士。在我不合时宜的价值观里,男性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勇敢。勇敢,就是个体生命中最强悍的因子,是对一切困难的蔑视。勇敢的政治家,需要面对无数指责和非难;勇敢的军人,需要一骑当千视死如归;勇敢的男人,需要微笑面对残酷的生活。
漫漫历史,谁是英雄?
天下,从来是权谋家的天下,人格强大的英雄永远是点缀。不过,就像繁星一样,虽然微弱,却能点亮历史的天空。
在我眼里,所有为了责任、信念、荣誉而不屈抗争的人,都是英雄。连我们的对手,许多在逆境中进发出巨大勇气的日本人,我同样尊重,这种尊重是对个人气质的尊重,是对男子汉的尊重。
写作很辛苦。多少个夜晚到黎明,一杯浓浓的龙井和半盒香烟,就是我的伴侣,前后三个月成稿,也算是我的极限了。但写作又很充实,穿越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获得了难以言喻的心灵满足。无疑,这是我生命中很有意义的三个月。
感谢我的老友倪方六,感谢他一以贯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这本书的策划人陶狼小友,这本书是他逼出来的。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喜爱历史的朋友。
王浩于2011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