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焯然编著的《丘濬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丘濬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臣，曾担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代史家称他为“中兴贤辅”、“当代通儒”。《丘濬评传》深入了解丘濬的生平、政绩及其思想，并全面剖释他在成化、弘治两朝政治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和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更多的学者去注意丘濬这位杰出的人物。

李焯然编著的《丘濬评传》讲述了：丘濬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臣，曾担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代史家称他为“中兴贤辅”、“当代通儒”。虽然他是明代深具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但过去有关他的研究却甚为贫乏，致使他的贡献一直湮没无闻。

《丘濬评传》通过对丘濬的生平、著述和从政经历的探讨，以剖释他在成化、弘治两朝政治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其中特别指出丘濬在弘治初期对孝宗皇帝的辅佐，从而缔造史家所称颂的弘治“治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匡亚明

前言

第一章 早年生平

一、知人论世

二、家学启蒙

三、赴京应考

第二章 政治生涯

一、擢升参政之志

二、上谏剿除贼寇一

三、整顿险怪文风

第三章 晚年政见与弘治新政

一、进与退的抉择

二、对政治要务的建议

三、从征兆到君主的操守

四、宗教信仰的谨慎

五、削减政府超额开销

六、远离小人与奉承之人

七、访求与保存遗书

八、人才的培养

九、对孝宗的劝谏

第四章 思想倾向与《朱子学的》的编纂

一、儒家传统和“体”、“用”的认知

二、《朱子学的》的编纂

三、持敬和穷理

四、重申朱陆之学的分别

第五章 《琼台类稿》所反映的政治理念

一、《琼台类稿》版本考究

二、《琼台类稿》反映的政治问题

三、史料与史实的建立

第六章 《大学衍义补》——儒家君主教育的实践

一、《大学》与君主教育

二、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修身说

三、《大学衍义补》的明体用

第七章 对明代边防的检讨

一、内夏外夷之道

二、安边驭夷之策

三、守边拒敌之略

第八章 《世史正纲》的经世史学

一、《世史正纲》的书写体例

二、以正统为依归

三、华夷之辨

四、《世史正纲》的历史评价

第九章 结语

附录一 丘濬生卒年考

附录二 丘濬导年谱

附录三 丘濬著述考

附录四 附表所列丘濬著作收藏地省略

附录五 现存丘濬著作之版本及收藏地简表

索 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参考书目

后 记

景泰五年(1454)的礼部试，在三百四十九名中式者中，共有十八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丘濬就是其中一人。翰林院庶吉士通常是由文采秀丽的进士担任，而提拔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也是明朝政府培养未来执政朝臣的途径之一。新晋的翰林院庶吉士将在翰林院继续深造，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博览中央珍藏典籍的良机。丘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因此在翰林院视事的几年光阴，为他的学问奠下了巩固的基础。这一年的下旬，丘濬被任命参与《寰宇通志》的编纂。这是一部明朝国家和邻近区域的地理志书，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已下令编纂，然而当时完成的部分很少。后来在景泰(1450～1456)初年，曾任命文渊阁大学士陈循(1385～1461)和东阁大学士高谷(卒年1460)为编纂，继续此书的编辑工作。景泰六年(1455)，丘濬被委为史官一职，全力投入编纂的工作。《寰宇通志》于1456年完成，依循惯例，所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都获得皇帝的赏赐与提升，因此丘濬也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同年，丘濬娶同乡的吴姓女子为继室，她后来为丘溶生下三男二女。

隔年，丘濬主要是投入编纂的工作。天顺二年(1458)，土木堡事变被外族瓦刺俘虏的英宗朱祈镇复位后不久，即下令编纂一部新的地理志，题为《大明一统志》。也许，夺回政权的英宗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威望，谴责皇弟代宗篡位的所为，故下令重编地理志。英宗命吏部尚书李贤(1427～1464)为总裁，翰林学士彭时(1416～1475)、吕原(1418～1462)为副总裁，编纂《大明一统志》。丘濬也被任命为纂修。《大明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历时四年，于1461年完工，共九十卷。而在书成的前一年，夫人吴氏为丘濬生下丘家的长子，取名敦。1461年至1465年间，丘濬并未被委派参与任何的编纂工作，也因为这段难得偷闲的时间，他抓紧机会，埋首阅览明政府丰富的藏书。在京期间，丘濬分配到一所有六十多丈的房子，位于宫廷的东边。在这里丘濬建立了他私人的书斋，名为“槐阴书屋”。在“槐阴书屋”中，丘濬度过了悠悠的读书生活，他后来在《槐阴书屋记》说：“予日居其间，翻阅书史，口诵心惟。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丘濬希望从阅读中，一方面可以了解古圣贤的治国之道，另一方面“积学”也是为了个人的“成德”。这几年博览群书的时光，提升了他在经史方面的造诣，为他后来的巨著《大学衍义补》打下了基础。所以《明史》曾提到：“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一、擢升参政之志

明时期，翰林院庶吉士通常要三年任满，才能擢升为编纂或是相等的官职。因编纂《寰宇通志》有功，丘溶两年内就被升为编纂。虽然有不断的擢升机会，丘溶并不因任职编纂而满足，他希望能被委派实际参与朝政的官职，实践其所学。丘溶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自童年时候便对从政有着梦想，国家大事，无论是民生、边防、军事和财政等，丘溶都会特别关心。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朝中大臣，一展自己的抱负，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藉着《寰宇通志》的编纂，丘溶对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丘溶曾写道：

予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及登进士第，选读书中秘，即预修《寰宇通志》，又于天下地理远近，山川险易，物产登耗，赋税多少，风俗美恶，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时年少气锐，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顾无为之之地耳。既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书成上进，凡同事者，各除给事中御史，独留四人者为编修，予与焉。编修职专史事，本朝不设起居注，遇有纂修，旋设馆席给笔札，惟官长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笔削惟命，盖官局修书，从古然也。其中虽有所见，亦不敢尽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余年，四转官阶，不离乎言语文字之职，凡昔所欲资以为世用者，一切寓之于空言无用之地。①

丘溶不愿自己的从政生涯只局限在笔墨的工作，希望能被分派到不同的职位，以实践他在政事方面的抱负，同时也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应该只局限在文字方面。然而，这既然是政府的安排，他惟有遵命，期待有擢升和参政的一天。在此期间，丘溶藉写给友人林宗敬的一篇文章《说舟》，寄寓了他对学习和仕途的感慨。林宗敬是广东人，在1454年与丘溶一块赴京赶考，却名落孙山。1457年他再度应试，亦只得乙榜一席。后来林宗敬谢绝地方教谕的职位，买了一艘小舟，准备回家。丘溶在同乡……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