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我整个六年的中学学习，只在最后两年才知道用功，而且在1948年高中临毕业时还生了一次急病，动了手术。我这次病生于课程已经学完，即将开始期末考试的时候。为了不耽误毕业，我在手术后身体还没有复原的情况下，就回到学校进行了期末考试的补考，接着勉强地通过了毕业考试。由于身体虚弱，没有精力复习功课，又不愿在家里闲待着，就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做临时工，想过了一年以后再去考大学。但由于两位同学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上海考大学，我也就抱着去试一试(或许能为第二年考大学积累一些经验)的心态，同他们一起赶到上海。三个人借住在一所由几户贫民合住房子的亭子间里。这所住房没有卫生设备，亭子间的面积大约六七平方米，只有朝西的一面有窗。在没有考试的日子，我们早晨在街上吃了些东西后就带着书和面包到附近的一个公园，整天在公园里看书和休息。新中国成立前各所大学是分别招生的，考期一般都错开几天。我勉强参加了四所大学的人学考试，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好回家休养。侥幸的是总算考上了两所大学，我选择了其中的同济大学。
那时，同济大学从四川迁回上海不久，校舍很分散。新生院是利用抗战前国民党的上海政府在江湾建的市图书馆大楼，离市区很远。每天晚上在用电高峰期间，新生院的电压低到电灯都点不亮，只好用蜡烛照明。学习条件比较差，我的情绪也很低落。开学后不久，金圆券币制崩溃，学生吃饭发生困难。由于同济大学刚从内地迁回上海，大多数同学的家都远离上海，所以学生会动员凡家在上海附近的同学回家，省下粮食支援留校的同学。我也因此回到常熟老家，第二年三月接到学校可以返校的通知，才回到学校。那时已经离上海解放不远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会已着手组织同学们作各种迎接解放的准备了。虽然上了四年大学，实际上只读了三年的本科课程。当时的同济大学化学系虽然不是十分出名，但有曾石虞(系主任)、汤腾汉、顾毓珍等教授执教，治学严谨，对我们辅导挺认真。带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有的已经是讲师，但他们仍一丝不苟地做本该助教做的工作，如罗会烈、贾锡平、赵德仁、黄光荣等。这些老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至今记忆犹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发现，在这三年中我学得比较好的课程都是没有课本或讲义的，这些靠记笔记学的课程，出了校门以后，印象特别深。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同时分到一个研究组的还有四名分别来自不同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跟其中有些同志一比，我就感到自卑：基础知识不如他们扎实，知识面不如他们宽，领悟能力也不如他们强。这时，我才深悔这是在中、小学阶段没有用功学习所致。所以出了校门以后，学习的劲头反倒比在学校中更大了，业余时间主要花在自学上。以后随物化所迁到长春，后来并人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领导请唐敖庆先生等著名学者来给我们讲课，令我的基础知识得到进一步充实。那时我很羡慕一位同志，他和我是同年毕业的。看文献时，他能一下子看出人家工作的长处与不足，很快就形成自己进行这项工作的思路。我则不然，必须经过半年到一年的研究试验，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看文献时，有的文章要反复看几遍，才能弄清作者的思想，真正看懂。我终于逐渐明白，我这个人只有下笨工夫，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要勤于思考，才会在研究工作上有所收获。所以我认为：一个人脑子开窍的时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有的人很早就开窍，而我是到了二十五六岁以后，也就是工作了三四年以后，才有些开窍了。
那时，我的业务领导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的余柏年先生。他对青年人的爱护和学术民主作风对于我业务长进起了很大作用。我还记得1959年，他让我检查一项他领导其他同志做的研究工作的报告。我读了这份报告并仔细检查了原始数据后，感到这项工作做得很细致，实验量很大，但最后只写成了一个条件试验报告，我觉得这批数据似乎反映了某种动力学规律。于是，我从理论上推导了一个动力学方程式。为了验证这个理论式与实验结果是否相符，并求出方程式中的各个参数，要用迭代方法进行曲线拟合，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计算器，我只好借了一本五位对数表用手算，结果花了几个星期的上班和业余时间才把这些数据算完，计算结果表明理论式与实验数据是符合的。但是我并未以此为满足，继续考虑如果这个理论式是正确的话，那么又可以作出哪些推论?我作出了四条可以反映实验数据特征的推论，然后按照这些推论来重新处理这批数据。结果原来未被发现的实验现象，经过将数据重新处理作图以后，都显示出来了，而且同推论中预言的情况完全符合，我这才确信所推导的理论式是正确的。我把这些工作结果交给余柏年先生，请他补充到原来的研究报告中去。余先生让我在研究组里讲一下我所做的工作，认为我这部分工作的份量已比较重，让我单独写成论文发表。
从学术上说，这项工作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对我却有着较大的意义。因为通过这项工作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尽可能想得深人一些，全面一些，多下些笨工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如何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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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谈名人读书的出版物浩如烟海，而专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们如何读书与做学问的倒是鲜见。由于院士们都是在科学技术上作出很大贡献的成功人士，研读他们的读书经以及治学之道应该是有些启示与兴味的。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既集了院士们亲身经历的读书与做学问的故事，也呈现了他们认为该怎样读书与做学问的感悟。有的院士讲述青少年时代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看似与日后所从事专业不相关的人文读本的经历；有的侃侃而谈艰难成长程途中没有正常求学机会，只能靠日后持续自学以成才的体验；有的甚至少小淘气，考试屡屡不及格，而一旦懂事便奋起直追而有所作为的故事……
怎样读书与做学问，其实也是怎样求学与治学。求学，既要探讨方法，但又不能限于方法，也应该探讨一下为学之动力，即为什么而学，是为满足兴趣抑或为了日后派点用场?从院士们讲述的故事中兴许能获得一点启示。前辈们的求学之道一般都认为要照顾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毅力，毕竟是学自己所喜欢的学问么。至于怎样治学，也并非仅以简单的方法论来探求，缺乏目标必然失之动力。
求学讲究博，方能立志成才，诚可谓“博学而笃志”；治学讲究严，即善问与深思，“切问而近思”。这两点是古代书院和今日大学求学治学所追求的目标，甚至被有些高校立为校训。
丘成桐先生曾讲过一段很有意味的话：做学问首先要有兴趣，有了兴趣才能发现科学的美，有了兴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梁实秋先生却对学问与趣味特别有思辨，认为：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而学问的趣味，留在将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
院士们的讲述，既非文学创作，也非应用性写作，只是兴之所至的自我回顾或有感而发的随笔；不是说教，也没有任何功利。其中不少故事是他们受邀为勉励学生成才而作的科学人文演讲。书中既有他们在一位恩师、一本好书的指点或弓I导下走上科学道路的难忘回忆；也有他们从自身求学与治学之道中，悟出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与体会……这些有感而发的话语，确实是真情的流泻，既从容真切，又透彻醇厚。
要说明的是，学问的范围何其之广，而人生之旅却如此短暂，可谓人生有涯而学无涯。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尽可能多地继承和发扬人类千百年来所积累的思想财富，其聪明之道便是成为一名多读书读好书的终身学习者。知识更新很快，死守学校中获得的那一点，终会被淘汰。院士们从自身的成长历程已深深地诠释：人的精神风貌的振奋、人的素养的提高、人的气质的高贵、人的创新才能的开凿……总之，人的和谐发展，都有待于人的总体学养的提高，而学养提高的最佳途径恐怕还是好读书。读书不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一种享受。只有吸收了古今中外的知识信息与方法技巧，方能使精神不再贫乏，生命不再孤独，毕竟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也正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所朴实表白的：“读书是一切脑力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状态，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书。”
真正的人才，首先应该是一名一辈子爱读书的终生阅读者。毕竟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书籍形式保存下来的，而读书就是享用这些成果，能将其据为已有并再予以创新的最简捷的过程，既陶冶了情操和品格，又成就了一位文明人。因此，读书成了院士们终生的嗜好，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与科研生涯中不可须臾离开的组成部分，几天不读书就会手足无措、寝食不安。这种好读的惯性，使他们浑身舒坦，激发了天性中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开启了科技创新的顿悟与灵感，这就是他们读书的最大收获。
当然，他们会有选择地在书海中选择自己钟爱的书来读。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读什么当然全凭兴趣，他们不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花大量时间去读那些畅销书或时尚书。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扎根于人类文明之精神土壤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也就是说，作为成熟的终身阅读者，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思考力、判断力、选择力与鉴赏力，他们会挑选一些较有品位的书来读，甚至专注于阅读经典。他们明白读书并不在于批发知识，而在于提高人格。对照院士成才的轨迹，可以明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若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后期盼成才就比较困难了。
从院士讲述的读书故事中我们还发现，他们都花大量时间既读“正书”，也读“闲书”。尤其是读“闲书”能使疲劳的大脑得到积极的休息，常能在不经意间收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毕
诚如读书，做学问也是要有些技巧的，但一味追逐技巧而又容易缺失人文内涵，也很容易滑入歪门邪道。本书中，院士们都没有把做学问看作是雕虫小技，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往往都呈现出拳拳之心背后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是指他们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陶冶、品行的修炼、全球的眼光、科学的跨界。诚因如此，他们的读书与治学才是这样的工稳，有内涵有品位。毕竟他们的学问之道是在涵养自身的同时，能更好地去赏天地之美而寻万物之理。因此，他们的人生也都充满书卷气，充满大气候；也才能劳而有获，修成正果。不是吗?不少院士埋头学问几十年，人不知而不愠，平心静气地生活在自己的科苑中。可以说，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科学事业上了，尤其是那些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隐姓埋名，就像入定的修行者，为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皓首穷经，大力协作，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唯独没有半点功利和浮躁，社会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全然顾不上了。正因为他们能耐得住寂寞，才成就了大气候。这种为中华崛起，为“两弹一星”修成正果的“定力”，才是一种做学问的自信。这样的故事在本书不少篇目都得到了展现。相信对当下的大众创新和经济转型也应该会有启示。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与《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是姊妹篇，后者是整理采访笔记和图片，以第三者的口吻讲述院士为人处世故事的。若以这种方式来采写院士们求学治学的故事，恐怕工作量会大得惊人，且不说许多泰斗级大家都已谢世，无从采访；就是健在的，他们的求学治学方法各异，要能较完整勾勒出这个群体的思想与理念，实在是我们力所难及的。在苦苦思考之际，我们有幸读到了不少院士们关于求学与治学的一些报告、对话、随笔，他们饶有兴趣讲述的生动故事，给我们的编纂带来了柳暗花明。我们相信，采用院士自述文稿理应更有说服力，更真实且生动，而且还能钩沉已故院士当年的精彩思想，使本书涵盖面也更广，还能把求学治学与做人做事相沟通。凡健在的院士，我们将整理好的文稿连同他们的学术简历，都呈院士本人审改确认并授权，而已故院士的文稿尽可能采用二十多年前所选编的院士自述中的相关文字，当年也是经过他们审定的。因此《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与《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应该是相得益彰，能勾画出院士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轮廓。
《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收入了60多位院士近70篇文章，全书以院士姓名的汉语拼音排序。接受出版社内行的建议，从读者方便阅读出发，我们将书稿编成上下两个分册。要在这样两本小册子中道尽院士的求学与治学之道，限于我们的学识和阅读面，肯定是做不到的，至多也是挂一漏万。因此，本书仅作一个“弓I子”，我们恳请有志于传播院士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风貌的读者给予指正，提供选文线索，让本书再版时能收入更多更精彩的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的故事。当然，若能对其中某位院士的话语感兴趣，从而更深入地将他们作为学习、仿效甚至赶超的对象，那就更有意义了。这也许是我们幼稚的奢望吧。
编 者
2016年夏
治学也就是做学问，“做”者，从事也，实践也。通俗地说，就是“干”。因此，治学并不神秘，它和种田、开汽车一样。“做”是平凡劳动，但要做好学问，其中却大有学问，这就涉及工作者的素养。
青年同学经常问起，怎样才能学好呢?大学毕业后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青年应该有哪些读书与故学问的素养。
在短暂的五年大学生活中，抓紧时间求得丰富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科学素养：治学态度、方法、途径和工作能力。其中，治学态度和独立工作能力又是根本之根本，是大学毕业时衡量收获多少之准则。
一、踏实和勤奋
文有文风，学有学风。“风”者，习惯也。学风有学校的学风，也有个人的学风。认真踏实和勤学好问就是科学工作者的正确学风。大学里每位同学应该养成自己具有这种良好的学风。
培养自己的学风，首先应对所从事的事情，大至所开创的学派，小至繁琐的实验，都要有踏实认真的态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真理，绝不能“想当然”。治学的对象既是科学，是客观规律，更不能马虎了事。治学中最忌对知识模棱两可，不懂装懂。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说，自己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知道，不要自欺欺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清醒地看到哪些是自己知道的，哪些自己还不知道，才不至于盲目乐观或者悲观丧气，才能求得真知。不知道并不可怕，通过学习就能知道。人生在世，永远有不知道的东西，也永远要学。所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学”的第一步就是“学问”。“学问”者，顾名思义是“一学二问”。“学”，就是要向一切人学，从一切事物中学。向老师学，向同学学；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问”，先要问自己，这是独立思考；然后再求问别人。勤学好问是做学问者应具有的学风。懒学好问和勤学不问都不是治学应有的态度。
在校青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学习成绩优秀者，其中有些同学认真踏实而不善于问，有些同学虽勤学好问但不够踏实，而有些同学则认真踏实、勤学好问二者皆备，也有些则对专业兴趣不浓者；其二是学习一般，其中有基本概念清楚而作业马虎的同学，也有概念不清楚但作业认真踏实的同学；其三是学习成绩差一些．这其中有学习不抓紧不下苦功的同学，也有因基础差或某方面有缺陷，虽用功而成绩差者。在这几类中，概念不清但作业认真踏实者，总会发现不清楚之处，慢慢会清楚起来。学习成绩暂时差一些，但有优良学风的同学，也有发展前途。成绩好的或一般的，但染上不良学风的同学，如果继续下去，将来长期内难以改正，结果害了自己，甚至会害自己一辈子。
成绩和学风哪个重要呢?不言而喻，成绩是暂时的现象，而学风是一生中起作用的长远因素。同时，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学风好者学习绝不会太差。所以，优良的学风应作为每一位青年要求自己的重要标准。
二、能力和方法
人生难过百岁，而人类的知识遗产却浩如烟海，一个人要全部掌握是无能为力的，又何况是在短暂的五年内呢。五年所得到的知识比起一生来，仅仅是个序曲；比起全部的知识来，更是渺小的一角。企图靠大学里获得的知识一劳永逸，自然不行。知识的增长主要靠自学，大学学习只是在一生中为自学打下一点基础而已。所以，大学学习的收获也绝非只在于学了多少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是否掌握了一套自学的本领。在校学得再好，如果不会独立学习，也只能保持原来的水平；如果具有自学的能力，就能把人家的知识和经验通过自学化为己有，即使在校学得少点，工作一段时间后，知识也会丰富起来。上述两类人在校虽然从成绩看不出差别来，但一到工作岗位就能分出高低。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知识来创造和发展新知识，这一点做得好坏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一个人对科学的贡献绝不是以他知道多少来衡量，而是以他创造了多少来衡量。人家总不是问你知道某某事，而是问你能否做某某事。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一方面表现在当前的工作能力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具有提高工法也会越多，问题也易被发现，成就就会大，越会感到科学不是枯燥无味，而是其乐无穷的。在校青年学生即使成绩差一点，如果深深地爱上了这行以后，一定能赶上来。
要达到“好之者”，除了要深深地爱自己的专业和真正懂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外，还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要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至于做一名“乐之者”更是一辈子的事情，是长期艰辛劳动的结果，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在工作中和学习中能“入迷”，也要能“出迷”。身体毕竟是本钱，不能迷得连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既不休息，也不锻炼，就会像孔子叹息颜回那样：“不幸短命死矣”。这终究不是一名三好学生。也不要光迷科学而不关心政治，这样容易迷失方向。
在校青年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学完后收获大小、学得好坏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你对本课程产生了爱呢，还是感到更厌烦了呢?如果大多数学生都感到热爱这门课程了，说明教师教学成功了，否则就是教师教学失败了。
科学青年一定要深深地爱上自己的专业，成为“乐之者”和“科学迷”，这是自觉劳动的基础，是作出贡献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学并不神秘，创造并非高不可攀，它只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治学过程正如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三境界”那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第三境界)
第一步是说做学问要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要树立攀登科学高峰的壮志，要有伟大的气魄。第二步是勤奋学习，始终坚韧不拔地学习着，只觉得衣带渐宽，自觉消瘦了，人憔悴了。由于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虽然如此，却终不悔。同学们正处于这一步。第三步下了苦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后，应用知识进行研究，反复地想、算、做实验，以至千百度，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学们，祖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中，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国如此重视科学与技术。今天，科学技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掌握科学技术就意味着人民占领了科学技术阵地。国家给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在各方面给予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赶上当今最先进的世界水平是“势所必为”了。有志于科学技术事业的青年们，你们都对科学技术感到极大的兴趣，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奋战终身，乃“心所欲为”。你们年富力强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人民和国家交给你们的重担，又是力所能及的!我相信你们今天一定能够学好，将来为繁荣祖国科学技术和促进工农业生产作出巨大的贡献。
(本文是20世纪60年代初，严济慈院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作的报告)
方正怡、方鸿辉编的《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上)(精)》是一本以第一人称口吻，收入了多篇讲述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学生时代和从事科研后的求学与治学的故事，帮助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莘莘学子）树立“好奇、好学、好思、好问”的求学与治学风格，这对于当下创新人才培育和创新社会氛围的构建都有现实意义。
方正怡、方鸿辉编的《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上)(精)》既集了院士们亲身经历的读书与做学问的故事，也呈现了他们认为该怎样读书与做学问的感悟。有的院士讲述青少年时代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看似与日后所从事专业不相关的人文读本的经历；有的侃侃而谈艰难成长程途中没有正常求学机会，只能靠日后持续自学以成才的体验；有的甚至少小淘气，考试屡屡不及格，而一旦懂事便奋起直追而有所作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