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彻底批判和修正的代表作，标志着作者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本书以语言平实、清晰明了著称，在简单易懂中蕴涵深刻意义，在出版之初就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重视，之后多次再版，成为心理学界的畅销书，也是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的“神经病”之书。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系统阐述了卡伦·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对正统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修正，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引言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第二章 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缘由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

第七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其他特征

第八章 获得爱的途径和对于拒绝的敏感

第九章 性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的作用

第十章 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

第十一章 神经症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神经症内疚感

第十四章 神经症受苦的意义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译后记

今天，我们毫不顾忌地使用“神经症”这个术语，而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却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这不过是一种略高雅的表示不以为然的方式，从前我们所用的不过“懒惰”“敏感”“苛刻”“多疑”等词，现在我们倾向于说“神经症”。尽管，使用这个词时我们脑中并非全无概念，但我们在运用某种标准来判定这个词到底是否适用之时，仍然不免迷糊、武断。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为反应上与一般人不同。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考虑神经症。比如，一个甘当普通百姓的姑娘，她拒绝接受增加工资，也不希望和她的上司一样。再例如，一个一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如果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本可以赚得更多，但他选择尽情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与女人厮混，或沉迷于技艺爱好中。我们称这样的人是神经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即是要跻身上游，他人，赚取远超过生存底线的钱。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标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模式与任何时代我们认可的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姑娘生存在某种类似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没有竞争动机，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动机，则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同样，若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想着赚更多钱或花更多精力去满足直接需求是难以置信的，而绝非必要。追溯到更早期，在古希腊，个人需求的工作欲，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来源于医学，但时至今日，若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使用。我们可以不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而对他的断腿作出诊断，但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幻觉被视为特殊的天赋和来自神灵的福祉，并被蓄意诱导，这些文化甚至授予富有幻觉的人以社会威望。假如我们中的某人跟他已经过世的爷爷“谈”几个钟头的话，他将被视为一个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尽管如此，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却是被认可的。如果有人对提及已逝亲人的名字深感忌讳，我们会认为他确实是神经症，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文化里，他却是无比正常的。若一个男人对经期女性的靠近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经期女性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态度。

至于什么是正常，这个观念不仅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在相同的文化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自认为“堕落的女人”“不值得好男人的爱”，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看来，她是可疑的神经症患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大抵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这一观念还会因所在社会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活跃于狩猎或打仗，封建阶级的人会觉得正常，而小资产阶级的人会觉得太反常了。这种变化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就西方文化之下的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气质。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这很正常，但若一个男人对此紧张不安，那就可谓神经症了。

同样，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何为所谓的正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饮食上与我们大有不同，因纽特人有不同的卫生观念，古代的巫医也有不同于现代医生的治病手段。不仅在习俗方面存在诸种变数，在人的内驱力和感受上亦是如此，虽然人类学家或明或暗地提到过，但这一点往往依然不被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言，人类学的优点之一是总能“重新发现”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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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准确描述那些生活在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和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自我关系当中所存在的诸多困难。在此，我关心的不是某一种神经症，也不是神经症的类型，而是性格结构。这个结构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重现。

论述重点将放在现实存在的冲突及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现实的焦虑及患者的防御手段上。把重点放在实际情况上，并不意味着摒弃了神经症之本源在于早期童年经历的看法。但与许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认为，以一种片面的沉迷态度去关注童年，并在本质上将日后的行为反应看成是先前反应的重演是不合理的。我想说明的是，早期童年经历与后期冲突的关系远比有些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他们所主张的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和结果关系。尽管童年经历给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发生条件，但这些条件并非日后困境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实际的神经症上时就会发现，神经症并非只产生于偶发的个人经历，还产生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事实上，文化条件不仅为个人经历赋予了重量和色彩，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形式。比如，遇上一个专制或“自我牺牲”的母亲算是一个人的不幸，但这只发生在我们能找到这种母亲的具体文化条件下，同样，也只有在这种既定的条件下，这种经历才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影响。

一旦我们明白了文化条件对于神经症的巨大意义，被弗洛伊德视为根源和基础的生物的生理条件便失势了。若非基于确凿的证据，不能考虑生物生理因素的影响。

我的这种取向，引发了许多有关神经症基本问题的新阐释。虽然，这些阐释涉及不同的问题，如受虐狂的问题、情感神经症倾向的含义、神经症性内疚感的意义等，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在引发神经症性格上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一些读者或许想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问题在于你觉得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只能依据弗洛伊德提出的既有理论，那我所谈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但若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有关于潜意识过程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的某种基本倾向以及促使这些潜意识过程得以察觉的治疗形式，那我所谈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觉得，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阐释势必带来危险，我们会企图从神经症中去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期望我们发现的东西。停滞不前是危险的。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应该表现为巩固他建立起来的相关原则，这样才有助于精神分析在未来把理论与临床疗法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就此，我同时也回答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疑问：我的论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德勒学派的影响。我的某些观点确实与阿德勒强调过的观点相似，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阐释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倘若单纯追求破旧立新——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成果为基础，即便对心理过程确有富有洞见的观察，其实也是难以推陈出新的，在这一点上，阿德勒可称典型。

至于我赞同其他精神分析论著者的哪种遵从方式，并非本书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讨论将着重于我的那些明显背离弗洛伊德的观点。

在此，我所谈的是我基于长期的神经症相关精神分析工作的感想。我并非不想纳入大量详尽的个案史材料，但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来说，实在是太过烦琐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业人士甚或外行，也可以考证我的观点的效力。如果某位读者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不妨将我的假说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比较，进而对我的论述予以拒斥或接纳，也可予以修订或是强调。

本书力图做到语言平实，为使论说足够清晰易懂，我避免讨论太多细枝末节。同时尽量回避专业术语，因为让这些术语替代清晰的思考是很危险的。因此，对很多读者而言，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很容易理解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心理学问题必然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若有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那我或许应当劝阻他看这本书，以免陷入困惑以及在寻求现成的公式定律的过程中感到失望。

这本书面向的是有兴趣的外行人，那些必须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员，还有那些熟悉相关问题的人。与此同时，本书不仅写给精神病医生，也写给社会工作者和老师，还有那些了解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人，以及众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也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有所助益。只要他不将心理学的观点视为一种侵犯和强迫而予以原则性拒绝的话，基于自身的困苦，他对于心理复杂性的理解就必定会比那些更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准确。不幸的是，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并不意味着病症的治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或许更乐意将别人对号入座，而非自身。

在此，我有幸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谢，是她编辑校订了此书。感谢我在文中提及的各位著者。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关基础和研究工具，还有我的病人，我的知识都来源于我和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接触。

这是一本引人对号入座的心理学著作。

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心足够敏感，你多多少少能在某个段落、某个例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找到一两个共同点并不意味着就有神经症。霍妮认为，这些东西是否阻碍了你的发展，以及你是否能正确面对并积极解决它们才是最有效的判断标准。同样，如果你没有找到多少影子也不代表你就是健康的正常人，有可能由于压抑、投射等一系列防御手段，你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神经症问题了。如果你对自己不太敏感，那就更有可能在书中看到别人的影子。不管怎样，观察总是好的，观察不仅是检验理论效力的方法，也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必由之路。

在这本书中，霍妮关注的主要是人格性神经症。她把神经症分为情境性神经症与人格性神经症。前者是之于具体情境的暂时性适应不良，并没有表现出神经症人格，施以治疗之后就可以很快有所好转。而人格性神经症的主要问题在于人格的扭曲，一般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这类神经症的治愈需要耗费非常漫长的时间。

为了说明人格性神经症的种种问题，霍妮主要比较了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言行差异，进而据此分析二者背后的动机差异。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确存在人格上的差异，但这种人格差异是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并非两种毫无关联的性质。因此，在研究神经症相关问题时，如果直接从定量分析着手，就很容易遇到困难。

当然，她也辨析了神经症的某些表现与精神病表现之间的区别，从而表明神经症介于精神病和正常之间。

霍妮认为，虽然神经症具有各种不同的症状，诸如强迫、抑郁、癔症等，但这些病态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使神经症患者产生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可见，焦虑是神经症主要的动力之一，防御是为了调和各种冲突。但由于神经症冲突的矛盾特质，这些冲突其实是无法调和的，从而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焦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是这个恶性循环使神经症症状变得愈加严重。

根据这一观点，她分析了一系列防御措施。防御措施背后的驱动力是神经症患者区别于正常人的关键，即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这主要表现在神经症需要上，她重点探讨的是对爱的需要以及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

霍妮神经症理论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这两个概念上。基本焦虑就是对世界的普遍焦虑，它不需要现实刺激源，而是产生于童年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父母所制造的成长氛围，缺乏爱的氛围也会引发基本敌意。这种态度本身并不形成神经症，却是滋生神经症的沃土。她还用政治动乱作比喻：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相当于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而暴乱、罢工等表现形式则相当于神经症的各种症状。

此外，在这本书中，霍妮还阐述了与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诸多分歧。她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又凭借自身非凡的洞察力，成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女性领袖人物。她认为，童年经历与生理因素对于神经症的产生和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共同基础，尤其是人格性神经症的共同基础，仍然是社会文化因素。正是文化中固有的困境，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也就是说，神经症是文化与时代的副产物。

社会和文化都离不开人，人也无法脱离环境，这么说来，神经症的出现似乎是人类作茧自缚的结果。但不管怎样，霍妮在书末将神经症患者比作文化的“继子”，这个比喻真是再精准不过了。

然而，如果将神经症的共同决定因素归为文化与时代，我们就不得不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跨越，这个理论是否始终成立。另外，循着这套方法去剖析神经症，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文化与时代下的思想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寻得一丝心灵的自由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