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世称“范文正公”。仁宗时，担任右司谏。景祐五年（1038年），在西夏李元昊的叛乱中，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协助夏竦平定叛乱［1］。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韩琦等人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建议。历时仅一年。后因为遭反对，被贬为地方官，辗转于邓州、杭州、青州，晚年知杭州期间，设立义庄［2］，皇佑四年（1052年）病逝于徐州，谥文正。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方健编著的《范仲淹评传（上下）》分析了范仲淹政治、哲学、军事、经济、文学、教育思想和人才观。

方健编著的《范仲淹评传（上下）》从考辨史实着手，用评传结合的方式，概述了传主的生平行实，分析了范仲淹政治、哲学、军事、经济、文学、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将传主置于惊涛骇浪式的时代背景中透视，再现其“行求无愧于圣贤，学行有济于天下”的心路历程，力求多侧面、全方位地体现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本书重在全面复原庆历新政的全过程及其历史评价再探索；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视野，阐述了范仲淹作为宋学开山的历史地位。

《范仲淹评传（上下）》展示了作者攻治宋史的独特体验，是近年来范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生平述略

 一、青少年时代

(一)家世和亲属考

(二)洞庭湖畔的书台夜雨

(三)起家孤平游心儒术

 二、宦海风云

(一)“敢议雄心万里途”

(二)“三出专城鬓似丝”

(三)“晚节当如竹有筠”

 三、交游：“唯德是依，因心而友”

(一)“范吕解仇”说的由来和考辨

(二)梅范交恶考略

(三)“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四、情趣：“素心爱云水”，“物外真悠悠”

(一)严以律己廉素家风

(二)琴棋书画 无师自通

(三)究心医书 气功保健

第二章 军旅生涯

 一、经略陕西

 二、宣抚河东

(一)河东行程

(二)所谓“范不如韩”说商兑

 三、军事思想

(一)化干戈为玉帛

(二)居安思危备则无患

(三)“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

(四)知人善任荐拔将才

(五)屯垦戍边移兵就食

(六)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第三章 庆历新政

 一、时代背景

(一)皇权之争吏治败坏导致的政治危机

(二)“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

(三)赋役不均酿成的社会动乱

 二、改革进程

(一)关于庆历新政若干问题的辨析

(二)新政行罢考

(三)《十事疏》以外的新政考

 三、新政失败原因再探索

 四、对庆历新政的历史定位

第四章 宋学开山

 一、宋学概论

 二、范仲淹学术思想初探

(一)尽精微：易学研究开义理派先河

(二)宗经：学术旨意的价值取向

(三)致广大：整合儒、佛、道学

 三、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

(一)胡瑗行实与思想简述

(二)孙复事历和著作索幽

(三)狂士道学家石介略论

 四、范氏门下双杰：李觏、张载

(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杰出思想家李觏

(二)宋学巨擘张载

 五、慧眼识王安石、曾巩于未显之际

第五章 思想论析

 一、政治思想

(一)“忧事浑祛乐事还”

(二)“素心直拟圭无玷”

(三)“犹济疮痍十万民”

(四)“谏诤臣微敢殉身”

 二、经济思想

(一)“经济之谋”：范仲淹财政、经济理论拾萃

(二)重农贵商：力主荼盐通商

(三)范氏义庄：由来、发展与评价

(四)以工代赈：救荒史上的创举

 三、教育思想与人才观

(一)兴学实践：官私学合流与平民教育的普及

(二)教育思想：中国教育史上的理论建树

(三)教、养咸备的人才观：思贤若渴的宽广胸怀

 四、文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

(一)“救斯文之薄”的文学革新理论

(二)“意淳语真”、“文辞贯道”的文学主张

(三)“格深而意远”的文学创作

附录

 范仲淹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书目

索 引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其一，求之范仲淹诗文中，似有到过洞庭湖的明证。

1．《听真上人琴歌》云：“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②。仲淹通晓乐理，喜爱音乐，善于抚琴，他与音乐造诣很深的真上人等成为高山流水、曲高和寡的知音绝非偶然。他对音乐的鉴赏力和悟性，屡见于诗文。这如诉如咽的琴声，似淙淙的流泉，又像洞庭萧萧的落木，只有到过洞庭湖的人才有如此丰富真切的感受和联想。

2．他在《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诗中写道：“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如果不是亲历其境，登上过岳阳楼，恐怕未必能写出如此感情真挚的诗情画意。

3．庆历四年（1044）十月，仲淹以参知政事被命宣抚岢岚军，时滕宗谅守岳阳。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④很难设想，没有到过洞庭湖的人，能写出如此迷人的诗句。这首诗与《岳阳楼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视为到过洞庭湖的明证。诗题中的庞龙图指同年庞籍（988～1063）。

4．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因谏废后为不当，被谪守桐庐，在赴任途中，留下《新定感兴》诗五首。其第四首有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①这是将洞庭之险，喻政治风波的险恶。从用典看，这长沙，指贾长沙，即西汉贾谊；则诗中洞庭确指洞庭湖无疑。而洞庭之险，是有目共睹的。上引四诗，特别是后二首，似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范仲淹确实到过洞庭湖畔，因此在宦海浮沉之际，时时将洞庭湖形之于诗文。

其二，见诸文献资料中的范仲淹安乡遗迹，足以证实：少年范仲淹确曾在洞庭湖畔度过几年苦读生涯，今择要列举并略加考析如下。

1．宋末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七。中写道：“范文正公读书祠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又张烨诗曰：‘山翁只作当年看，误认江声作诵声’。”无独有偶，稍后，祝穆《方舆胜览》卷三。亦有类似记载：“范公读书堂，在安乡县。范希文幼孤，从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王、祝两书同为宋末地理学名著，均以精审、详赅著称。从行文看，似祝有抄袭王书之嫌，其实不然。《方舆胜览》卷三。录有范希文佚诗《隋朝柏》两句：“百尺参天隋代柏，可怜终老栋梁材”；这株隋朝柏在安乡邻县石门，如果确系仲淹所咏，当为其到过澧州石门力证。今考此诗并非仲淹所作，故《舆地纪胜》卷七。将此诗著作权归之于范正国①。此外，宋人谢维新也认为范仲淹遗迹在安乡。他在编纂的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一八中指出：“范文正书堂，在澧州安乡县，范文正幼孤，从母归朱氏，来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可见，在南宋人心目中，范仲淹到过安乡。必须指出：王、祝两书关于范文正读书堂的记载，既非最早，更不是最为详尽、确切。

2．今存各种版本《范文正公文集》，当以清康熙问岁寒堂家刻本允称精善，宋本固佳，但不全。范氏后裔广泛搜集了自宋以来关于范仲淹的几乎全部资料，但却不免仍有遗珠之憾。顺便指出：《全宋文》、《全宋诗》所收范仲淹诗文，点校者选用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恰是最差的本子。本书所引《范集》资料均从岁寒堂本，范仲淹安乡遗迹见于是书者仅二条：一是《范集·褒贤集》卷三《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略云：

初，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日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邑之士成知敬慕，筑堂祠之，既毁于兵。庆元初，宪使范公处义复创于观侧，因陋就简，将颓圮矣。侯谓：“……将徙书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风而景其遗行。”乃卜澧之阳，惟东食彭山，突兀其前；诸峰环列左右，旁挟两水，东西来朝，气象轩豁，胜景毕露……后创一楼，扁日“通经”，盖取文正公读书十年，大通六经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于堂之东。……堂建于宝庆丙戌之秋，成于是岁之冬。……侯名［董］与几，字叔存，番（鄱）阳人。明年丁亥上元日，承直郎、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记。

据此记，约略可知：范文正公读书堂原在安乡，邑人祠之。后毁于兵火；庆元中，范处义命重修；宝庆二年（1226），知澧州董与几为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将原在安乡的读书堂扩建于澧州，成为范仲淹读书台纪念堂，被后人称之为“东溪书院”①。

二是元申屠駉《澧州文正公读书堂祝辞》云：元统三年（1335）六月丙寅（十六日），“申屠马駉巡历至澧州安乡县，诣太平兴国观，先师范公之读书堂……”②上引资料表明，300余年后的元人，仍知范仲淹安乡读书台遗址在太平兴国观附近。P17－2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

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说来也许与范仲淹有些缘份。1962年，志学之岁的我考取了苏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座落在范仲淹创办的苏州州学原址的名校。人学未久，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作文竞赛中侥幸忝列首选，我还清楚记得，作文题目为：《苏高中的早晨》（自定副题为：《兼论先忧后乐》）。从此，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理工科成绩很不错的我，选择了报考文科。此后，我对这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乡前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十年浩劫后，鬼使神差，我迷上了宋史。报考研究生，虽成绩合格却又因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而未能入学。从此，走上了一条备极艰辛的业余治学之路，迄今已有二十年之久了。个中甘苦，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真正开始对范仲淹有些研究，始于十二年前。当时负笈东渡归来，在等待调动和重新分配工作，有些空闲时间。受命为程应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大辞典·宋史卷》《后因故未出版》撰写条目，其中，就有范仲淹，虽只是千余字的甲级条目，要求却很高，我把当时能找到的关于范仲淹的论著均找来读了一遍。所以，不久当南京大学潘群先生约苏州大学王文钦先生撰写《范仲淹评传》，而王先生找我合作时，我欣然同意，并立即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其一，当时《全宋文》、《全宋诗》正陆续出版，我将能找到的几种不同版本《范集》与之进行对校，发现了“两全”中范仲淹诗文的校勘和辑佚方面的一些问题，把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于“两全”点校本上。熟悉传主诗文应是最基本和必要的前提。其二，我又将宋代资料库（主要是宋人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类书）中与范仲淹有关的材料进行搜集和鉴别，制成卡片，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简，并加以考证，颇有所获。如果能有机会编成《范仲淹轶事汇编》，则有数十万字。其三，在以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传主的诗文及《长编》提供的线索，编了一部《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荒草，发现了楼钥撰《年谱》及前人论著中的不少错讹之处。这三方面的工作断断续续约费了三年业余时间。其后，因为其他课题，这项研究和写作中断了两年。从1994年起，我约用两年时间拉出了初稿，征求了一些师友的意见，不断进行修订，其间也发表了几篇关于范仲淹的拙文。当时，与王文钦先生约定，由他写关于范仲淹的哲学思想一章，后虽经我多次敦请但王先生决定退出，我遂于1997～1998年间再次进行修订，又补写哲学思想一节，调整篇幅，并请人打印成稿，遂于1999年元月交卷。

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用力甚勤的第一章“时代背景”只能割舍，虽谈不上敝帚自珍，却凝聚了笔者对宋初百年局势的认识，无论正确与否，也是一种独特体验。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对宋代文明有高度评价；朱熹也早就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这删掉的第一章即对宋代文明的诠释。

拙稿在写作过程中，较多地涉及了前贤和当今学者的有关论著，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均一一出注，以符合学术规范。愚以为：不同意见的商榷和争鸣，是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必要途径，在“捧杀”和“骂杀”司空见惯的今天，就更是如此。笔者也恳切期望拙撰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撰写期间，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以极大的宽容允我将交稿期一拖再拖。蒋广学先生、卞孝萱先生、范金明教授、徐雁编审认真审阅拙稿，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左健先生及本书责编陈晓清女士，为拙稿的修订定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是首先要表示由衷感谢的。

在拙撰即将付印之际，我想对20余年来对我业余治学谆谆教诲的几位前辈师长表示深深的敬意。

邓广铭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在我写的几篇关于宋代人物研究的习作上留下过亲笔批改的手迹。1989年以来，我因公务之便，曾多次诣北大求教，邓先生不厌其烦，耳提面命，亲切教导。他曾谈到，对范仲淹十分敬仰，年轻时也曾有过为范氏写传的打算，对本书的写作始终十分关心。几乎每次晋京拜谒，均要问起。十分遗憾的是，由于我的愚鲁和拖拉，只能将本书敬献于先生的灵前。

在我攻治宋史的漫长岁月中，还曾得到过唐圭璋先生、陈乐素先生、程应镠先生、史念海先生、胡道静先生、徐规先生、李埏先生、王瑞明先生的悉心教导、亲切慰勉和无私帮助；他们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激励我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宋史学界的许多师友惠赠论著，使我拓宽视野，获益匪浅。乘此机会，深致谢意。程先生生前视我如私淑弟子，他的《范仲淹新传》给我很多启发和教益，他和唐先生、陈先生、史先生已先后归道山，心香一瓣，仅以拙撰遥奠四先生在天之灵。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承暨南大学张其凡教授惠赐海外学者论文复印件，苏州图书馆的叶瑞宝、陈伟先生不厌其烦，为我提供了借阅资料的便利，古吴轩出版社总编张维明先生用其出色的摄影技术为本书提供了几幅卷首插页，史念海先生的高足李令福教授帮助绘制了两幅附图，一并表示感激之忱。

二十年前，我已从徐规教授问学，承先生不弃，时时解惑辨疑，教诲无已。先生的博学与严谨，我虽心向往之，却不能至。今又蒙徐先生亲自审阅拙稿校样，改正若干失误，令我既感激，又惶愧。另外，笔者蒙师洪希融先生，已年逾八十，仍冒酷暑审阅本书校样，订正了拙稿中的一些疏失和手民误刊。师恩难忘，尤志感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