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1587—16667）的主要专长是科学技术，而非文史或哲学。但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表明，他作为一位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也是毫不愧色的。其《天工开物》（1637）驰名中外，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优秀科学技术典籍，也是一部世界科学名著。此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明代及明以前在农业和工业各个生产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内容广泛系统，文字洁简明了，插图生动活泼，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

《宋应星评传》是作者潘吉星根据30多年的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获得的许多新的第一手史料而写成的有关宋应星的综合性评传。可供高中以上学校师生、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历史、科学史和理论工作者参考。

宋应星是17世纪中国明代卓越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学史中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世界名著，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他的<野议》等四种著作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作品，其中闪烁看不少光辉的思想。

《宋应星评传》是作者潘吉星根据30多年的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获得的许多新的第一手史料而写成的有关宋应星的综合性评传。全书共13章，分别叙述宋应星的时代背景、家世、生平事迹、社会关系、著述、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技术思想、历史地位、国际影响及其著作版本，对宋应星一生各个方面作了评述。附宋应星事迹年表。全书有插图80幅，其中不少为珍贵插图。

《宋应星评传》可供高中以上学校师生、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历史、科学史和理论工作者参考。

第一章 时代背景

第二章 家世

第三章 前半生

第四章 后半生

第五章 师友

第六章 著述

第七章 政治及经济思想

第八章 哲学思想

第九章 科学思想

第十章 技术思想

第十一章 历史地位

第十二章 国际影响

第十三章 著作版本

附录

 1.宋应星事迹年表

 2.主要参考文献

 3.索引

 4.插图目录

采煤技术和煤炭产量在明代也有很大提高，煤的产地以北京门头沟、山西平定、河南丰城、江西萍乡、湖广荆州等地为主。煤炭除作民用外，还用以煎炼金属矿石，考虑到明代冶铁及其他金属产量很大，则用煤炭之量亦必十分可观。煤分为明煤、碎煤及末煤。孙廷铨（1616—1674）《颜山杂记》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对采煤技术都有记录。明代竖井采煤在井下有支板撑护，又用巨竹筒将有毒瓦斯放出。此时另一成就是将煤烧成焦炭作高效冶炼燃料。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卷七记载说：“煤则各处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日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从嘉靖《徽州府志》（1566）卷七还可看到采矿程序及分工情况：“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数丈，远或至一里，矿尽又穿他穴……既得矿，必先煎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而各就其任。昼夜翻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

造纸业及印刷业至明代已进入集大成阶段。造纸槽坊各地都有，但集中于今河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广东及四川等省。明初在江西设官局，后来大量民间槽户迅速增加。北方造桑皮纸、楮皮纸、麻纸，南方多造竹纸、皮纸及稻草纸。竹纸产量居首，如江西、福建的毛边、连史，多用于印书等。皮纸居其次，浙江及河北桑皮纸宋时已闻名。南直隶泾县（今安徽境内）宣纸为一时之甲，以青檀皮为主料，纸质坚白受墨，用于书画。稻麦杆纸用作包装纸、卫生纸及迷信纸（火纸）。雍正《江西通志·土产志》（1732）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在江西永丰、铅山及上饶兴起很多民营纸坊，皆雇佣工人造纸，纸坊内有扶头、舂碓、拣料、焙乾等专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造纸业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产之纸除本色纸外，有各种加工纸，如五色笺、金花纸、粉蜡纸、洒金银粉蜡色纸、印花纸等。纸的用途很广，除书画、印书、包装及宗教活动用去大量外，还用以印纸币“大明宝钞”、制造壁纸及各种室内装饰品。王宗沐（1523—1591）在《江西省大志·楮书》中列举28种纸的名目。

造竹纸包括砍竹、沤竹、浆石灰、蒸煮、漂洗、浆灰水、再蒸煮、沃灰、舂捣、漂洗、打槽、加纸药、抄造、压榨、烘干等工序。蒸煮用大檀筒，筒围一丈五尺，筒下大铁锅受水十石余（图27）。造皮纸工序比竹纸还要复杂，抄大幅纸需七八人同时荡帘。明代纸中以宣德年（1426—1435）所造贡笺最为名贵。新安仿宋藏经纸、成都薛涛笺、松江笺和泾县宣纸也是上品。印刷业因纸的充足供应亦得到长足发展。刻书店铺多集中于南直隶徽州、福建建阳、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四川成都，还有南京、苏州等地，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印刷业中心。从明版书可见除用雕版印书外，还用木活字和各种金属活字。“邸报”可看成一种官办的报纸，崇祯年间（1628—1644）用活字印刷。套色雕版印刷术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崇祯时出版的《十竹斋画谱》是代表作，应用了新的短板套印法。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等。明代插图本书籍的大量涌现，标志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型民营印刷厂常雇工几十人至几百人，其内部劳动分工也相当细。明代造纸及印刷无论在产量及产品质量上，都居于当时世界之首。  交通运输、造船、火药及火器、煮盐、制糖、油漆及建筑等工业部门，在明代也发生了与上述诸部门同样的进展。以车船为例，中国素有“南船北车”之语。宋应星说，北方四轮大马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至10或12挂，少亦8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陆上交通工具。南方江河湖？白较多，则靠舟济。永乐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所乘远洋宝船，长44.4丈（148米）、宽18丈（60米），载重1000吨，平均每船容四五百人，没有高超技术难以造成此巨舰。此外，漕船（图44）、福船、广船等也相当大，福船高大如楼，分为四层，可容百人，广船有时比福船还大。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代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火器，早在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一次就向朝鲜调拨硝石50万斤、硫黄10万斤及各种火器，可见其产量之大。火药、火器主要由兵仗局统一掌握，生产各种巨炮、三眼铳、鸟铳、水雷、地雷及各种火箭。地方由各官府掌握，禁止民间制造。茅元仪《武备志》（1621）火器部分对火药、火器性能、制造作了详尽的叙述。制盐在明代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数种。两淮盐运司在嘉靖年改用几百斤重的大铁锅熬盐，年产7—8亿斤。各地灶户也生产私盐。四川井盐用深井钻探法从地下深处汲取卤水，再用天然气熬盐，集中于自贡一带，官私皆从事生产。井盐生产比海产盐难度大。

明代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商品，因之商业和城市也随之呈现繁荣景象。“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岭南）宦商横游蓟北（河北）”，这是宋应星的亲自感受，他将此商品经济的繁荣称为“圣明极盛之世。南北两京是最大的城市，弘治年（1488—1502）全国人口有5382万，而北京就有近6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4％。至万历年京师人口近百万，城内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百货齐集，还有各种专业集市，如米市、煤市、缸瓦市、猪马羊市、花市等，更有按时开市的灯市、夜市。琉璃厂、果园厂（漆器）、铸钟厂、盔甲厂及各种铜铁作坊、珠宝玉器厂等亦分布于京内各处。南京为明初首都，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及南北客商聚集的大城市。市内人口稠密，商业兴隆，有绫庄巷、珠宝廊、锦纺坊、木匠营和铜铁作坊等坊市，居民日用百货均由市场供给。各省省会不但是当地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如太原、开封、济南、西安、杭州、南昌、武昌、成都、福州、广州和桂林等。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和场州等地，也是著名商埠。还有些城市有专业化工业优势，成为某一生产部门的产销中心，如江西景德镇瓷业、苏杭湖松地区的纺织业、今河北遵化和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江西铅山和今安徽泾县的造纸业、云南个旧的铜锡冶炼业、四川自贡的盐业、西北兰州的毛织业、徽州和福建建阳的印刷业等等，这些地方特产都经商业渠道运销国内外市场。

P18-21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