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央编著的《京房评传（上下）》传主是西汉著名学者，易学家京房，本书主要从京房著述的残存资料直接切入，力图从他的著述中评述和介绍京房的时代及其学术影响。书中努力通过引述者摘录的片断等这些资料的探讨，建构出京房学术的可能的系统和说明他对后世的影响。

全书主要包括京房生平、京房易学、京房的卦气说等六章内容。

卢央编著的《京房评传（上下）》传主是西汉著名学者，易学家京房。临于历来对他作系统研究的较少，本书主要从京房著述的残存资料直接切入，力图从他的著述中评述和介绍京房的时代及其学术影响。

京房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氛围下探讨了易学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多方面的联系。他企图建立起易学的宇宙模式、天人模式，企图建立起宇宙或天地间一切事物相互关联的模式，并企图从其可能建立的模式中解释和预测一些事件的发和一和趋向。

京房未能完成他的探讨，就在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中丧身。从而他留下的著述是不完整的，多半是引述者摘录的片断。《京房评传（上下）》努力通过这些资料的探讨，建构出京房学术的可能的系统和说明他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京房生平

 一、京房的时代背景

（一）汉代振兴儒术的开端

（二）邹衍的“五德终始”

（三）董仲舒的改制设计

（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五）封禅和改历

 二、京房的出身和求学

（一）京房故里

（二）京房家世

（三）京房求学

 三、京房入朝为官

 四、京房之死

 五、京房的著述

第二章 京房易学

 一、汉代易学的传承

 二、西汉易学状况

 三、京房八宫卦序

（一）关于卦的排列

（二）京房关于八宫的思想

（三）京氏八宫卦

（四）游归、贵贱、世应

 四、京氏纳甲

（一）干支五行

（二）卦纳干与爻纳支

 五、卦爻五行

（一）八宫卦的五行

（二）卦与爻的五行关系

（三）亲属和飞伏

 六、建候积算

（一）京房建候积算的思想

（二）京氏建候

（三）积算

 七、星宿和气候分数

（一）星宿

（二）阴阳之气

（三）成卦之主

（四）气候分数

第三章 京房的卦气说

 一、孟喜易学

（一）十二消息卦

（二）孟氏卦气

（三）六日七分

 二、以风雨寒温为候

（一）魏相易学

（二）天文与风雨寒温

（三）卦气与风雨寒温

（四）八卦卦气之应

（五）风雨寒温入占

 三、京房卦气说的补充

（一）谷永与《京氏易》

（二）《易纬》与《京氏易》

（三）郎颉与《京氏易》

第四章 京房星占及灾异占

 一、京氏日占

（一）京房日面变色占

（二）京房日面观测

（三）京房日旁气占测

 二、京房日食占及月占

（一）京房日食占

（二）京房月占

 三、京氏杂星占

 四、京氏气候灾异占

（一）关于蒙气

（二）虹蜿之占

（三）风和地震之占

 五、京氏物占

（一）京房岁时占

（二）京房物占

第五章 京房音律、风角和考功课吏法

 一、京房音律的历史背景

（一）《管子·地员》对五音的描述

（二）《吕氏春秋》对十二律的描述

（三）其他典籍中关于音律的叙述

 二、京房六十律

 三、京房风角

（一）京房风角与音律

（二）京房的五音风占

（三）京房八卦八方风占

（四）六情风占

 四、京氏考功课吏法

第六章 京房易的影响

 一、《汉书·五行志》与京房易

 二、扬雄《太玄》与《京氏易》

 三、东汉时期的《京氏易》

（一）郑玄《易》学与《京氏易》

（二）《荀爽易》与《京氏易》

 四、《虞翻易》与《京氏易》

 五、象数易和京房

（一）象数易

（二）九宫八卦

（三）《火珠林》与京易

附录

 京房年表

 重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说到京房的家族当必先论及京房的姓氏。按其本传说：“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因此对李氏和京氏的情况要先大致了解一下。按郑樵《通志·氏族略》说：“李氏，赢姓。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元和姓纂》作女莘），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因官命族为理氏。夏商之季，有理徵，为翼肄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何氏，携子利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利贞十一代孙老君，名耳字伯阳，以其聃耳，故又号为老聃。居苦县赖乡曲仁里。”《元和姓纂》与此同。罗泌《路史》亦基本相同，惟由理改李则说：“李与理通，《周语》‘行理以节逆之’，孔晁本作行李。昔晋文公命李离为李，以为皋陶之后，并其证也。”因此可见，谈及李氏的关键有二，一为皋陶之后，二为与著名的老子相关。但是李姓可能非仅此一脉。罗泌《路史》又说到：“徐广云：‘河内平皋有李城，李阪，今温县城。是昔李同却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即其地。”即除了在苦县的这一支李姓外，还有在河内郡的一支李姓。大概还有其他的李姓，这里就不去深入探讨了。再说京氏。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姓氏篇》说：“京氏，郑武公子段，封于京，号京城大叔，其后氏焉。汉有京房，本姓李，字君明，后推律自定为京氏。”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京氏又作了一些补充，说郑国后裔的京氏所在地是：“旧荥阳京县是其地，后齐废入荥阳，在故城县东南二十里。又李氏改为京氏，望出谯国。”郑樵在此又说了有从李氏改为京氏者，但望出谯国。而谯国即沛国谯郡，即今之安徽亳州附近。与老子的地望苦县很近。即京氏与老子这一支李姓有关。按以上诸说，京氏应有两支：一支是郑武公的后裔，因地名而得姓；一支是老子那一支李姓的后裔，望出谯国的京氏。如果论及本传主京房与这两支京氏有什么关系的话，则由于他本姓李，自然会联想到老子李氏之后的那一支京氏，而不会联想到郑武公之子京城大叔之后的京氏。老子李氏之后的京氏是“望出谯国”，而京房却出身于东郡顿丘，属于古代卫国地域，这两地并不相连，且相距较远。如果一定认为他与老子李氏有关，或者从他开始姓京，那么就应说老子之后的京氏，望出顿丘或东郡。所以京房原姓的李氏，可能根本不与老子李氏相关，而更可能与前述《路史》所说的河内郡李氏相关。因为河内郡与东郡紧邻，亦为古之卫地。而且河内郡之平皋与顿丘亦可谓紧邻。所以京房原是这支李姓之后，自己吹律定姓，改原来自己的李姓为京姓。

京房的李氏家族，虽王符说是一个富豪的家族。可能在西汉年间还算不上是十分显赫的家族，所以有关顿丘李氏的史料几乎阙如。有关京房家族的情况就更难找到。但是在汉朝以后，直到唐代，据《嘉靖开州志》和《清丰县志》记载，顿丘人入朝为大官大吏者，大多为李姓。特别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王朝，其国之重臣中有不少出于顿丘李氏。如御史中尉兼度支尚书的李彪，其子李志，也是北魏朝重要文官，其女则立为婕妤，一家俱是皇室亲贵。另有袭彭城公、吏部尚书、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的李平，其子孙等十多人都在朝为官，有些是国家重臣。特别是北魏文成皇后李氏，其父李诞，其兄李崇，其侄李世哲、李神轨等均是北魏王朝的柱国大吏。如李崇除袭陈留公、领荆州等三州郡刺史，还拜为镇西大将军。这些顿丘籍李姓豪强与北魏王朝关系如此密切，说明在北魏王朝建立之前，即已是豪门望族。这是由于一向在北荒游牧的鲜卑族拓跋部人，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旧习惯，往往乘中原混乱，以武力入侵，掠夺一些财物后又退回北荒。若要有效地在中原地区立足，要有效地统治中原百姓，除了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制度外，还要任用汉族士人为官来指导政治。公元386年，拓跋珪为王，开始建立具有规模的北魏王朝，就大量从北方豪门大族中选拔官吏，并与豪门大族联姻。公元399年称皇帝（魏道武帝），这时的北魏王国已是北方最强的国家，与南朝的东晋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到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年），统一了黄河流域。短短几十年间，文化极其落后的鲜卑族拓跋部，进入了中原，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帝国。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鲜卑族的统治者深知，必须取得中原豪门大族的支持，要通过联姻、封官等与他们结成联盟，使之参与统治。在拓跋氏拉拢的中原豪门望族中，顿丘李氏是重要的一支。这些后来的顿丘李氏豪门望族与京房李姓有什么关系，现在当然很难弄清楚。但是可以设想，如果他们之间有某种关系，那么这些显耀的顿丘李氏豪族的前辈们与京房的李姓家族当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P44-46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