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清朝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位站在朝代进步潮流最前列的学识渊深的思想家，江宁人。他的小说《红楼梦》，深刻揭示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社会弊病和严重危机，并表现了新的社会动向和人生理想，是一部通向近代文明的人文主义启蒙书。在艺术上，《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和中华文化的独特丰采，也足以与西方第一流小说作品相媲美。李广柏编著的《曹雪芹评传》将曹雪芹和《红楼梦》放在中外文化的背景上予以审视，全面论述了曹雪芹的思想、创作和历史贡献。同时，对他的家世、身世、人格精神和感情世界作了系统的考索，阐明了他成为一个文化巨人的历史条件和成功之路。

李广柏编著的《曹雪芹评传》讲述了：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中国。他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一位站在时代进步潮流最前列的学识渊深的思想家。他的小说《红楼梦》，深刻揭示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社会弊病和严重危机，并表现了新的社会动向和人生理想，是一部通向近代文明的人文主义启蒙书。在艺术上，《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撮高成就和中华文化的独特丰采，也足以与西方第一流小说作品相媲美。在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小说家的成就，能和他相比。

《曹雪芹评传》将曹雪芹和《红楼梦》放在中外文化的背景上予以审视，全面论述了曹雪芹的思想、创作和历史贡献。同时，对他的家世、身世、人格精神和感情世界作了系统的考索，阐明了他成为一个文化巨人的历史条件和成功之路。

引言

皇家世仆 诗书门第

由繁华坠入贫困

愈穷愈坚的傲骨

无尽的梦与忆，永远解不了的情结

燕市高歌

书未成，泪尽而逝

深刻揭示传统社会和积弊与危机

人文主义思想家

天才的艺术家

结语

附录

曹雪芹家世生平及创作简谱

索引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曾有人说，曹雪芹是曹操的后人。这可能是文人们的夸饰之词，不能信以为真。吴梅村的《投赠督府马公》诗，称颂总督马国柱“伏波家世本专征”，难道马国柱真的是汉朝马援的后裔吗?不见任何人有这样的想法，吴梅村也不可能对这位世居辽阳的汉军旗人作过几十代寻根刨底的考证。某些文人称颂曹雪芹的祖父、曾祖父是曹参和曹操的后裔，情形与吴梅村的这首诗相类似。康熙年间修的《上元县志》和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又记载曹雪芹的曾祖父为“宋枢密武惠王裔也”①。宋枢密武惠王，即宋朝的开国名将曹彬。地方志的记载应该有所依据，但这样遥远的事情，方志纂修者未必查考确实。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曹雪芹及其上辈声称他们是曹彬后裔的文字。“宋枢密武惠王裔也”云云，恐怕也只是“相传”而已。我们现今所能确切知道的曹雪芹的最远的祖宗，是著籍于东北辽阳的曹世选(一作锡远)。②

辽阳(今辽阳市)为东北古老的名城。从秦汉到明代，它一直是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的中心。秦汉时为辽东郡治襄平的所在地，唐代为东北军事据点辽东城，辽、金两代称为东京，并设辽阳府辽阳县，元代为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的治所，明代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的驻地，屯有重兵。辽阳、沈阳一带广袤的平原上，早已是汉人的农耕经济，租佃关系已经相当发达，文化环境也和关内汉族地区处于同一水准。曹世选一家是汉族的读书人家，世选可能在沈阳做官。这时正是明朝后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女真各部，剑拔弩张逼向辽、沈。

明朝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统率的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并将后金首都迁至辽阳。曹世选一家大约是在这一年被后金军队俘获而沦为满洲皇室的包衣。

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称汗，建立“金国”(努尔哈赤也曾自称“后金”、“大金”；史学家为了同完颜金国相区别，习惯上称作“后金”)，以“天命”纪元。这是一个同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地方割据政权。在正式建国称汗之前，努尔哈赤以女真人狩猎时的“牛录”组织为基础，创建旗制，将境内所有的人按“旗”(满语称“固山”)编制起来。不同颜色的旗，本来是行军队伍的标识，在此演变成为社会编制的最大单位的名称。起初是将境内所有的人编成四旗，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作为标记。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即在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原来整色的四旗，则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合起来共为八旗。努尔哈赤既是八旗共同的汗，又是正黄、镶黄两旗的旗主，直接掌管两黄旗。旗主是旗的领有者和掌管者，其余六旗的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属(子、孙、弟、侄)。旗主之外，各旗另设管理大臣一员，称为固山额真(后世称为都统)。每一旗统辖五甲喇，各甲喇设甲喇额真(皇太极时期改称甲喇章京，顺治以后称参领)一人。每甲喇统辖五牛录。一牛录由三百男丁组成，男丁家属一同编在牛录内。牛录的头目称牛录额真(皇太极时期改称牛录章京，顺治以后称佐领)。在八旗制度下，户籍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事情，都按牛录、甲喇、固山逐级管理。无论出兵打仗，还是摊派筑城、造船、屯田、戍守等一切差役，都由牛录派遣，按甲喇、固山编队，事毕回归本牛录。这个制度是“以旗统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兵寓其中”，“出则备战，人则务农”，又是“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的组织形式，而且兼有行政管理的职能，也是一种政治体制。在对明战争和清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八旗制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当时对待战争中俘虏的及投诚、投降的汉人分别予以处置。一般来说，投诚、投降者编为民户，即成为具有平民身份的旗员；而对于俘虏，则分派给八旗旗主、将士、旗员做包衣。包衣为满语译音，“包衣阿哈”(Booi aha)的简称，是家庭奴隶的意思。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耕t：，也有从事家务劳动的。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据史料记载，汉人沦为包衣的近五万人。包衣人也编成牛录，称包衣牛录，但为其主子所私有，生杀予夺之权操纵在主子手里；即使努力挣得一官半职，一般也不能改变其包衣身份，而且子女世世代代要为包衣。在满洲主子眼里，俘虏、包衣是视同牛马鸡犬的。曹世选及其子孙们，世代就是清朝皇室的下贱的包衣。

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是曹雪芹的高祖。曹家在满洲皇室包衣中发迹，是从曹振彦开始的。现今保存在辽阳市的建于后金天聪四年(1630)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阴，分组排列喇嘛门徒、僧众及为建塔捐资做功德的官员、教官的名单……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多年来，我去图书馆或逛书店时，总喜欢在“人物传记”的书橱前久久伫立。我看到许多中外名人都有大本的“传记”或“评传”，却从来没有看到一本《曹雪芹传》，更不用说曹雪芹的“评传”了。作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读书人，对此不能不深感遗憾! 1990年拙著《红楼梦的奇与美》出版之后，我便暗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为曹雪芹写“传”，把活在我心目中的曹雪芹描述出来。事有凑巧，这年冬天，我与来武汉组稿的蒋广学先生相识。蒋广学先生代表匡亚明先生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我撰写《曹雪芹评传》。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我为曹雪芹写“传”的心愿有可能实现了。

可是，当我真的动笔时，面前似乎布满了荆棘。曹雪芹的传记材料留下来的很少，而讹传、臆断、附会又甚多；关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因研究者的眼光各异，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评传”，又“评”又“传”，谈何容易!我犹豫，观望，一年一年，进入不了写作状态。幸蒙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不断督促、指导，我才下决心从乱纷纷的荆棘丛中辟出一条路来。六年过去了，我终于写完这部书稿，圆了我的梦。实际上，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梦。此刻，我抚摸着这一堆爬过格子的稿纸，想到在写作最艰苦的时候，我好像望不到尽头，今天，总算有了结果。

曹雪芹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传记材料留下来的又很少。他的“评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这是我接受任务以后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思考的结果，就反映在这部书稿里。有机会读到这部《曹雪芹评传》的读者，大概会看出本书的构架和写法有些特别之处。这是我觉得比较适合于曹雪芹这个人物的构架与写法。

在写作中，我努力觅求真知、真理，希望能准确地向世人、向子孙后代介绍曹雪芹。凡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没有道理的说法，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由于材料有限，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创作经历，还有很多未知数。我决不为了图个“圆满”，用想象去填补他材料的空白。历史留下的材料能说明什么，就说明什么。那些“未知数”，或许将来有新材料发现，再来说明；有的将会是永远解不开的谜，也只有永久地遗憾了。戴震说：“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①这是我常记在心中的话。1996年9月，《曹雪芹评传》的写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我到辽阳参加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与众多朋友相聚，一时兴来，写了一首律诗：

三年阔别又重逢，再入红楼梦幻中。

雨后千山迎远客，秋高万里看辽东。

书生劲骨依然在，轻薄浮言岂苟同。

痴似雪芹人不悔，一声长啸晚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