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发起并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言的大型学术丛书。由萧致治编著的这部《黄兴评传（上下）》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黄兴的家世和早年生活；创建华兴会与长沙起义；创建同盟会推进大革命；从策划武昌起义到出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前后；逃亡日本远走美国；回国讨袁与去世；余论：思想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

《黄兴评传（上下）》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百折不挠，推翻帝制。主要论述黄兴抱着赤诚的爱国思想，奋起革命救亡，经历千辛万苦，矢志不移，开展革命宣传，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反清斗争，终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为与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称的共和国缔造者的历程。下编：历尽坎坷，维护共和。重点叙论辛亥革命后，黄兴为了维护共和体制，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阴谋复辟帝制的曲折斗争过程，同时对以往一些不公正的评价作了比较细致的辨析。最后对黄兴的爱国思想、道德品格以及他在军事、政法、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杰出贡献，作了扼要的评介。

《黄兴评传（上下）》由萧致治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上编 百折不挠推翻帝制

第一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一、家世渊源及其发展

 二、早年读书生活

 三、肄业两湖书院

第二章 创建华兴会与长沙起义

一、留学日本

二、投身爱国与革命运动

三、创建华兴会

四、策划长沙起义

第三章 创建同盟会推进大革命

一、孙黄结合建立同盟会

二、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

 三、对革命宣传的贡献

 四、策动萍浏醴起义转战粤桂滇

 五、精心统筹广州黄花岗起义

（一）新的军事思路与广州新军起义

（二）孙黄两次密晤商议再举大计

（三）奔波南洋各地呕心沥血筹款

（四）出任统筹部长积极谋划大举

（五）气壮山河的“三·二九”起义

第四章 从策划武昌起义到出任南京留守

 一、风雷激荡中的新筹划

 二、临危受命苦战汉口

 三、艰苦卓绝保卫汉阳

（一）受任民军战时总司令

（二）反攻汉口

（三）汉阳保卫战

（四）汉口汉阳之战的成败得失

 四、参预南北议和

（一）袁世凯的剿抚政策及其失败

（二）停战议和

（三）南北议和平议

 五、筹建南京临时政府

（一）筹建中央政府机构的酝酿

（二）推举临时大总统组建南京临时政府

（三）主持陆军部、参谋部工作

 六、出任南京留守

（一）出任留守及其因由

（二）被迫忍痛裁军

（三）倡导国民捐 解救财政危机

（四）坚辞留守

下编 历尽坎坷维护共和

第五章 二次革命前后

 一、北京之行

（一）应邀北上与袁晤商要政

（二）北上言行平议

 二、荣归故里

（一）由沪返湘

（二）长沙各界欢迎黄兴

（三）考察萍乡矿藏凭吊革命圣地

（四）探望凉塘乡亲

 三、支持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刺

（一）为巩固共和筹谋献策

（二）由护袁转向反袁

 四、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一）讨袁策略评说

（二）力主惩办宋案凶手

（三）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善后借款

（四）反对袁世凯推行武力统一政策

（五）誓师讨袁

（六）战事失败抱憾离宁

第六章 逃亡日本远走美国

一、辗转东渡

二、筹谋善后办法

三、孙黄分歧

四、寓美反袁维护共和

第七章 回国讨袁与去世

 一、围绕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

 二、策划讨袁护国

（一）精心筹划及时发动

（二）争取一切反袁力量同心倒袁

 三、离美赴日

 四、孙黄再度携手共谋国是

（一）速除元凶 力主反袁到底

（二）为规复共和体制共同奋斗

 五、由日返国操劳国事

 六、一代伟人病逝沪上

 七、不尽的哀思

第八章 余论：思想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

 一、一切以“国利民福”为宗旨的爱国思想

 二、注重结合实情的军事思想

 三、提倡政党政治和法治的政法主张

 四、发展经济开发国家富源

 五、高瞻远瞩的文化教育思想

 六、高尚的品德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黄兴，派名仁牧，字岳生，号觐五，一号谨吾，后来又有堇午、竞武、堇坞、庆午、近午、厘午等各种写法。他早年学名轸，号杞园，继改名兴，号克强。辛亥革命前，为便于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曾化名李有庆（《黄兴传记》）、李寿芝（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守正（《黄兴传记》）、张愚诚（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张愚臣（冯自由：《革命逸史》）、李经田（[日]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他逃亡日本，又化名今村长藏、冈本义一，与友人通信，曾自署“生涯一卷书斋主人”。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亦写作粮塘，后来改为高塘乡扬托村，1988年改名长沙县黄兴镇）。

善化县是今日长沙市长沙县的一部分。长沙之名，最早见于西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楚南重镇。著名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就在长沙以北的泪罗江。他的诗里许多风物民情，多取材于这一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设郡县，公元前221年，在这里设置长沙郡，其附郭名湘县（即今长沙市）。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又于公元前202年在这里建立长沙国，徙封吴芮为长沙王，拥有今湖南省东半部地区，国都所在改为临湘县（仍是今长沙市），著名文学家、政论家贾谊，曾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东汉再改为长沙郡，辖境渐少。从东汉到南朝时期，长沙郡仅辖今长沙市和长沙、望城两县地方。隋唐改置潭州。隋开皇九年（589），改临湘为长沙县（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年问，又曾改潭州为长沙郡）。宋朝称潭州长沙郡。宋元符元年（1098），又从长沙县划分出五个乡和湘潭县的两个乡，合并成立善化县。明初洪武五年（1372）潭州府改名长沙府，辖区包括今湖南洞庭湖及汨罗江以南，资水流域以东，安化、湘乡、攸县、茶陵等县以北。清代沿袭明代未改。民国元年（1912）4月，湖南都督府以“同城不能二县并立”，裁并善化归人长沙县。1933年，分出长沙城区设置长沙市。1951年，将长沙县西部析置望城县。1988年调整区划，长沙市辖东、西、南、北4个市区和1个郊区，以及长沙、望城、浏阳、宁乡4县。为了纪念黄兴缔造共和的丰功伟绩和适应经济的发展，同年还将他的出生地高塘乡改名黄兴镇。1988年调整后的长沙县，共辖41个乡镇，总面积2165平方公里，总人口79.64万。黄兴镇辖24个居委会，22个村，总面积75.4平方公里，人口4.5万。

黄兴的出生地龙喜乡凉塘，就位于湘江支流浏阳河下游的东岸，毗邻长沙市东郊，距离长沙市约40华里。

凉塘因“门前接连大小三口塘”而得名。这里陇亩交错，田野开阔，“远眺东山，蜿蜒天际，近接市廛，熙壤[攘]相望。”黄家屋宇是泥砖青瓦的旧式建筑，“门前左边有几棵大樟树，右前边有十几棵大枫树，还有一片竹林，屋后面有个小花园，周围筑了一道围墙。”据说，这座院落修建于同治初年，距今已有130多年了。屋分前后两进，中间有个天井，两栋之间有厢房连接。房子间数不少，但一般不大。中堂西边的正房是黄兴父母的卧室，相传黄兴就生在这间房子里；东边的正房是黄兴与原配夫人廖淡如结婚的住房。从黄兴出生到1896年冬，黄兴在这座院落里共度过了22个春秋。百多年来，这座老屋饱经沧桑，旧貌未改。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周围一些大屋建筑都被拆掉，唯有这栋老屋有幸得保存下来。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它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出专款进行了维修，以后又数次修葺。而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百年老屋，基本上恢复了黄兴居住时的风貌，只是门前左边的几棵大樟树，右前边的十几棵大枫树不见了。触景生情，谁曾想到，20世纪初年，在实现本世纪第一次大飞跃中，曾经名震中外的时代伟人黄兴，就生长在这栋南方式的、普普通通的庭院里呢！

黄兴出生之时，上距鸦片战争爆发34年，距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也已14年。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由沿海侵人内地。外国的炮舰和商船，已沿着长江深入到武汉。汉口早在1862年已开埠通商。但与汉口一水相通的长沙，似乎还比较平静，人们还是照老样子在生活。光绪五年（1879），黄兴已有5岁，父亲黄炳昆，按照传统的学习方式，开始教他读《论语》，并且引导他背诵一些浅近的唐诗宋词，指导他学会握笔写字与做对偶句，适当地作些讲解。黄兴领悟能力很强，不但很快学会了父亲教过他的诗文，字也写得不错，而且常常超过父亲指定的学习范围，诵读一些其他的书籍。此外，他在儿时就表现出一些不平凡的行动和作风，如“平居注意整洁，处事尤重条理。听讲阅读，常好问其所以，又好攀山、涉水、骑射、钓游等活动。亲长偶有馈赠，必邀与邻儿共享，每至分赠匀净而后快。他那种豁达开朗的个性，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不过，这时的黄兴，显然还不了解：当时的世界早已处于大变革之中，中国欲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应适时变革，才能跟上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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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撰写一本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黄兴的传记，是我十多年前的宿愿。1987年，武汉大学接受美籍学者薛君度教授的建议，决定在历史系设立黄兴研究室并由我主持，当时我即萌发了这个念头。只是鉴于条件尚不成熟，没有立刻动笔，决定先总结前段研究情况，着手收集资料，开展专题研究，为未来撰写专著打好基础。

关于国内对黄兴的研究，自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大体可以197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段30年，内地发表过论文3篇，出版过林增平和常谊分别撰写的《黄兴》两本小册子，还有李书城等人撰写的回忆录十多篇；后20年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研究进入繁荣兴旺时期，黄兴研究也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综计20年间，海峡两岸分别于1988、1992、1994年举行过以研讨黄兴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3次，相继出版了《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1993年出版）、《黄兴研究文集》（《近代史研究》1994年增刊）、《黄兴研究论文集》（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等6本论文专集，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如果把上述各论文集的文章包括在内，20年间共发表论文与考证文章270多篇。此外，还陆续出版了《黄兴与中国革命》（译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黄兴的时代》（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黄兴与阳夏战役》（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兴在日活动秘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黄共和时代》（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等论著和资料，可谓成果丰硕。

如果把后20年和前30年来个对比，明眼人一看便知，前后大不相同。不过，后20年尽管成果不少，却仍然缺乏一本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评述黄兴一生的学术传记。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左舜生的《黄兴评传》和陈维纶的《黄克强先生传记》，是黄兴传记中分量较大的著作，但都出版在1974年以前，自然不可能包括近20年来的研究新成果。因此，撰写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客观的黄兴传记，既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也是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个时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根据茅家琦副主编的提议，1997年向我寄来了约稿函，约我撰写《黄兴评传》，作为思想家评传丛书200种之一。我向来待人做事的原则是“有求必应”，何况又是茅家琦教授亲自点将，因此我欣然接受了。原约定1998年交稿，后来因有其他研究任务耽搁，同时越是深人研究，越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发掘最原始资料，重新审视与评价，以致拖到2000年末才全部完稿。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同行的大力支持：张海鹏、俞辛焯、李喜所、胡春惠、田伏隆、刘泱泱、梁小进、蔡汉宁、苏全有等同志及时给我提供了急需的参考资料，使我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茅家琦、蒋广学教授对我的写作作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指导，使我少走弯路；冯天瑜、唐明邦、吴量恺先生热忱地介绍了撰写评传的经验，使我受益匪浅；武昌首义纪念馆编印的《黄兴画册》，为本书在采择插图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和远在美国、年近八十高龄的薛君度教授也给予了长久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本书承莫永明研究员细加审阅，并担任责任编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改正了不少错漏，删繁就简，为本书增色不少。左健教授对本书的出版甚为关心，花了很多心血。至为感谢。

萧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