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陈亮评传》(作者董平、刘宏章)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

《陈亮评传》内容介绍：陈亮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其学说以当时理学的高度繁荣与国势之疲弊赢弱这一现实矛盾之体认为基本前提，以社会之现实政治事务的恰当措置为核心，要求实施各项制度之改革，促进民主之实际利益的普遍增进，以实现中原恢复之大业。其功利主义思想的一般倡导，虽与理学思潮不相和谐，却代表了欲使宋朝走出其时代困境的卓越努力，并提供了一种有异乎儒学“从圣之道”的价值判断模型，从而拓展了人们的思维领域。本书是一部研究陈亮之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者重新考订了陈亮的生平，匡正了有关记载之误；系统地研究了其史学、政治、哲学、军事、文学等方面的思想内涵，并论述了陈亮之学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朱学、婺学及永嘉之学的相互关系，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陈亮评传》的作者是董平、刘宏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导言：南宋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

第一节 宋代政治及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南宋理学的繁荣及其基本倾向

第二章 生平事迹及其政治学术活动

第一节 家世家境

第二节 “酌古”之论

第三节 周葵上宾

第四节 生计维艰

第五节 中兴五论

第六节 下帷授学

第七节 奏书帝廷

第八节 师友交谊

第九节 治生之绩

第十节 再度上书

第十一节 两次系狱

第十二节 状元及第

第十三节 身后毁誉

第三章 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

第一节 天人之际、天道与历史发展的

统一性

第二节 古今之变、三才与时措之宜

第三节 朱、陈三代汉唐之辩及其实质

第四章 社会政治与经济思想

第一节 “尊王攘夷”与中原恢复之

必要性

第二节 关于王霸问题

第三节 心为致治之原

第四节 天下不可以才智独运

第五节 君臣须相与如一体

第六节 法治与人治

第七节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

第八节 财为天下之大命

第五章 哲学与伦理学思想

第一节 道界定为现实的哲学意义

第二节 主体的实践精神与世界的

统一性

第三节 知识之目的及其价值取向

第四节 功利与道德

第五节 关于“成人”之辩

第六章 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

第一节 论战略决策

第二节 攻守之道必有奇变

第三节 兵战有宜有不宜

第七章 文学思想及其词作

第一节 文以载道与“意与理胜”

第二节 词作的内容、风格与艺术

第三节 陈亮的文学地位

第八章 陈亮思想的历史来源

第一节 陈亮对王通之学的继承

第二节 陈亮与北宋诸子

第九章 陈亮思想的传播与“永康学派”

第一节 陈亮思想在当时的传播

第二节 “永康学派”的形成

第三节 陈学与婺学及永嘉之学

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源于官僚腐败、政治衰颓而产生的国家财政困难，无分于南北宋，是困扰着赵宋王朝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内政问题。这一问题的必然结果就是朝廷采取厚赋于民的政策，人民则由于沉重的力役租赋而趋于普遍贫困。北宋“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日：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及边事吃紧，军费开支陡然增加，对人民的征敛就愈其苛重：“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圆爰及南宋，既承多年积弊，更兼连年征战，不仅须筹集大量军费，且每岁须向金国输送大量钱帛，而版图丧失，税源缩减，故国库更加空虚，国力更加贫弱，同时也就更加无道地腹削人民。如赵翼云：“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所谓“经制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等，都是南渡后新增的杂征之法。至于战时力役之频繁，生民负累之沉重，尤甚于从前。如建炎二年(1128)，“翁彦国为经制使，籍民输建康修城砖数百万，其人逾虔、吉、南安诸郡，陆负水运，率千钱致两砖。江西提刑留侑劝民出私财助国，乃督责州县以等第厚赋于民，欲以求进。民苦于二役。”诚如赵翼所云：“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另一个始终困扰着宋王朝的严重问题乃是与北部诸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宋之北部诸少数民族以金国的崛起为最迟(金太祖收国元年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但其国力之雄厚及其文化之发达皆胜于辽、夏，其颉觎中原之心也最为强烈。宣和七年(1125)，金人始大举攻宋，危及京师；靖康元年(1126)，终于以其金戈铁马攻陷汴京；次年，掳徽、钦二宗及其皇后并皇族、后妃、诸王北去，而宫中金银财物文物图书府库积蓄等等皆为洗劫一空。同年，康王赵构仓皇登基，旋渡江，奔命于扬州、镇江、平江、杭州、越州、明州、温州等地，最后建都于临安(杭州)，是为南宋。

南宋朝廷实际上是一个流亡政府。按理说，当此山河沦陷，国破家亡，人民社稷遭逢大难之时，君臣上下宜当敌忾同仇，康济艰难，以图民族自救与中原之恢复，钦宗时“君臣相视又不能同力协谋以济斯难，惴惴然讲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沦胥、社稷芜薨”之教训该当刻骨铭记。但事实上，高宗赵构既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恢复的高远志向，在朝大臣复无东晋士人对泣新亭的那种慷慨悲凉，而依然是蹈常习故，“惴惴然讲和之不暇”，唯希求东南一隅的苟且偏安而已。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疆界协议，规定以淮水中流为界，并割唐、邓二州于金；宋称臣奉表，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和议缔结以后，朝廷上下遂又沉浸于偏安的享乐之中。绍兴二十八年(1158)，“诏戒侈靡”；次年，“诏戒骄惰，禁赂遗，以二诏立石于尚书省。”∞频频下诏，正可见侈靡骄惰实已然成风，而所谓亡国之痛、君父之仇，遂不复措意矣。

随着北宋的灭亡与宋室的南渡，民族矛盾达到了空前剧烈的程度，它应是当时政治决策上必须处置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尽管在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存在着对金人是和、是战的争论，但高宗既无恢复之志，在决策上便无恢复之图，而朝论也一直以主和派占据上风。孝宗赵奋继位之初(1162)，原也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他下令查禁秦桧党人，又重用张浚、陈俊卿等主战派人物。隆兴元年(1163)，命张浚都督荆襄，浚命李显忠、郡宏渊等出兵与金战，是所谓“符离之役”。是役宋军初捷而终败，于是以汤思退为主的主和派势力又复抬头，一时朝论汹汹，横议纷起，翕翕然以为危亡之立至。力主与金议和。隆兴二年(1164)，宋金遂再缔和约。与绍兴十一年的和议相比，这次和约的条件稍有改观，宋主改称金主为叔父，改诏表为国书，岁减银绢各五万两匹。故和议之成，“天下忻然幸得苏息”，当朝者尤以为“天下太平，讳言兵事”，要求整饬兵备，励志抗金的大臣或被排挤出朝，或被窜于僻地，抗金复国这一最为严峻的时代任务，遂又被统治者轻描淡写地搁置了起来，而仅为一批在政治上并无实权的知识分子所时时呐喊。

南宋这种懦弱局面的形成，追根溯源，实应归原于宋初所确立的那份“家法”上面，故在当时提倡恢复的各种意见之中，特具卓识者即要求变通“祖宗家法”，反对沿袭守旧，积极推行政治、经济、文化诸制度的改革，以使各项制度都能符合于恢复中原的现实需要。陈亮正是这种主张的突出代表。然制度沿袭既久，未能遽改，正所谓积重难返，举步维艰；而法制纷繁，盘根错节，亦非一朝而尽可洗换；更兼在“孝”的观念之下，“祖宗”所立法度尤非“子孙”所可背弃。故终孝宗之世，其对金人的态度实游移于和战之间，其政治之举措却仍以因循为主，而一般官僚则胸无大志，偷享宴安之乐。于是，“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而“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孤苦悬想，却并不为统治者所顾恤。钱塘本来就“自古繁华”，本来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虽江山已非昔比，然繁华风景依旧。尽管还有人在忍受着国耻的煎熬而做着“铁马冰河”的恢复之梦，但统治者却沉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熏风，“直把杭州作汴州”了。P5-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这本《陈亮评传》，自准备材料到最后改定，经二度春秋，三易其稿，然至此写《后记》之时，作者并无人们常说的那种“如释重负”之感，反而倍增惶惧之意。尽管古人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说，但书稿究竟是好是坏、对学者有无助益，会在学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则仍须等待读者诸君最为公正的最后裁判，而作者的“寸心”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我们无须在此表白写作过程的凄清孤寂与酸甜苦辣，此唯作者“寸心”知得已然足够；亦无须感慨学风未醇学问维艰人不我知，此唯患己之不自知不自为而已；尤无须对作者已然表述过的观点重申一番，此唯留诸读者慧心之辨识评判而已。然而，我们所得到的前辈学者之启导、学界同仁之鼎力帮助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则未敢忘怀，须表而出之。特郑重以书于次，以志感激：

本书第二章关于陈亮之生平事迹的叙述多得力于邓恭三(广铭)先生所著之《陈龙川传》(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印行)，尽管作者重新进行过细致的考订。

本书的写作提纲曾与浙江大学哲学系李明友教授进行过讨论，并蒙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

责任编辑王步高教授不惮烦碎，不辞辛苦，不仅对编辑事务认真负责，且专为编制了本书“附录”的三个索引(作者定稿后即赴印度浦那大学作访问学者，未遑及此)，尤可感怀。

浙江省永康市委宣传部、市文管会提供了本书卷首的数帧照片。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