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评传(上下)》由钟国发著，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就是由他感受时代并影响时代的程度来决定的。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就越是需要了解他的时代，以间接地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无论是正编传主陶弘景，还是附编传主寇谦之、陆修静，他们都不仅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还是一些深深掩藏在神秘烟雾中的宗教人物。关于他们的个人具体言行的传世资料，往往已经失真，这就更需要通过了解他们的时代来加以校正，以便尽可能排除他们周围的神秘烟雾的干扰，获得比较真实的图象。

《陶弘景评传(上下)》由钟国发著，内容简介：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古代宗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形成了并长期保持着儒、佛、道三元一体的复合型宗教体制。陶弘景就是由发展道教而参与缔造这一三元一体宗教体制的重要人物。《陶弘景评传(上下)》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钩稽文献，仔细考证了陶弘景的生平事迹，纠正了前人的若干误会误传，并探讨了陶弘景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思想及成就，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作了新的评判。加上附传对缔造道教及三元一体宗教体制的先驱寇谦之、陆修静的生平与思想的重新厘定，就对道教以及三元一体宗教体制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型过程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勾画，从而可能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产生新的理解。

正编上 时代与生平

 第一章 时代氛围

一、政治大分裂的时代

二、宗教大创新的时代

三、自然大探索的时代

 第二章 伤宋：蹉跎红尘

一、家族门第

二、少年风雨

三、仕途淹滞

 第三章 蔑齐：逍遥山林

一、隐居前奏

二、择居福地

三、齐末深隐

 第四章 随梁：奈何浮名

一、所谓“山中宰相

二、丹法苦证

三、佛道双修

 第五章 身后是非

一、梁陈：社会赞赏而教内批评

二、唐宋：教内推崇至极

三、南宋以来：淡忘与误解

正编下 思想与学术

 第六章 哲学思想：天人关系

一、哲学小引

二、元气自然的有机整体宇宙观

三、自然逍遥的人生境界

四、求真崇实的科学倾向

 第七章 道教教义之一：基本教义与体制

一、关于道教的基本教义

（一）关于最高崇拜对象：道

（二）关于道性

（三）重玄哲学：双遣兼忘的理论方法

二、关于道教教相判释

三、关于三教关系

 第八章 道教教义之二：神灵与有关方术

一、关于神灵

（一）关于神界及神灵谱系

（二）关于鬼官及鬼魂世界

（三）关于神灵的本质

二、关于神灵世界的方术

（一）《登真隐诀》概述

（二）炼神方术

（三）鬼神方术

（四）在神灵世界挣扎的实证热情

 第九章 科学技术：方术与实证精神

一、陶弘景的方术爱好总述

二、关于医药养生方术

（一）药物学领域

（二）治疗学领域

（三）养生学领域

三、其他科学技术成就

（一）天文、历算方面

（二）化学制药方面

（三）金属加工与机械技术方面

 第十章 文学艺术：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一、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二、书画艺术

三、文学

（一）文

（二）诗

 结语

附编上 寇谦之评传

 第一章 家族门第与隐居生涯

 第二章 推动魏太武帝的宗教改革

 第三章 改革天师道的方案

一、方案的提出

二、天师之位——权力神圣化

三、反租米钱税——否定政教合一的组织路线

四、反男女合气之术——回归稳定的社会伦理

五、以礼度为首——增强服从和谦恭反省的精神

六、辅之以服食闭炼——对终极目标和修炼方术的调整

七、末劫与种民——动员群众的兴奋剂

 第四章 皇权支撑的摇摇未坠

 第五章 历史地位与身后是非

附编下 陆修静评传

 第一章 早年生涯与道名初显

 第二章 推动宋文帝宗教改革的尝试

 第三章 借助宋明帝建设新道教

 第四章 陆修静的新道教思想

一、教相判释——教义的综合安排

二、道馆制与癎位制——组织形式

三、斋戒仪范——仪式活动的规范化

四、推阐《老子》之学——教义基础

 第五章 历史地位与身后是非

 附录

一、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年表

二、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撰述书目表

三、参考文献要目

 索引

一、重要人名索引

二、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就是由他感受时代并影响时代的程度来决定的。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就越是需要了解他的时代，以间接地加深我们对他的认识。无论是正编传主陶弘景，还是附编传主寇谦之、陆修静，他们都不仅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还是一些深深掩藏在神秘烟雾中的宗教人物。关于他们的个人具体言行的传世资料，往往已经失真，这就更需要通过了解他们的时代来加以校正，以便尽可能排除他们周围的神秘烟雾的干扰，获得比较真实的图象。

一、政治大分裂的时代

宗教人物何以成为宗教人物，情况各不相同。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之所以成为宗教人物，则多多少少是一种无奈，陶弘景尤其如此。这种无奈，首先来源于他们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当于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崩溃起，到隋唐帝国重建大一统局面为止，是将近四百年的中间过渡时期。这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政治大分裂，社会大荒乱，家园大破坏，民族大冲突，文化大沦落，思想大混乱；另一方面是制度大创新，地区大开发，人口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思想大开放。在对旧风俗、旧传统、旧价值、旧信仰的怀疑、对抗和破坏中，魏晋南北朝的知识精英普遍经历了一种伴随着巨大痛苦的人的觉醒，即对人类生命意义和个人命运、价值、目的的重新探索、发现、把握、追求，以及求之不得、或有所得而不能满足、或得而易失的焦虑、忧伤、悲苦、无奈。“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陶潜：《闲情赋》)，这正是一个无奈的时代。

想当初，秦汉帝国何等辉煌。公元前3世纪末，秦王横扫六合，以暴虐的霸道方式一举完成了诸子百家共同向往的、被认为是上古圣王传统标志之一的大一统伟业，继而开创了一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制度，其潜力足以在“人心不古”的条件下维持大一统帝国长久运转。汉家继承秦朝制度而加之以儒教，“霸王道杂之”，使官僚制度的潜力得以较好地发挥，维持了中华帝国前后两段共四百年的气运。汉地社会的富饶文明，令多少农耕的蛮夷向慕归化；汉军甲马的威武雄壮，令多少游牧的戎狄震慑畏服；汉朝的伟大而神秘的形象，伴随着汉人丝绸的飘柔精美华贵舒适而远走天涯，令全世界多少宫廷与豪门的贵族男女梦绕魂牵。然而灵帝光和七年(184)太平道黄巾军起义一旦爆发，天下迅即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先是诸侯割据自为，后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汉代逐渐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势力，在汉末以来的动乱时代加速发展，形成门阀士族。待到近百年的乱世终于结束，晋武帝司马炎好不容易实现了统一(280)，也还是极不稳固。仅仅维持了十一年太平局面，就又发生了“八王之乱”，继之以“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而这一次中原的动乱，比较汉末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晋皇室残余一支，依靠门阀士族的拥戴，于公元317年建立偏安的东晋政权，形成独特的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格局。从此，胡族君主雄踞北方，汉族政权偏安南方，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公元581年北方鲜卑族的宇文周皇室被汉族的外戚相国杨坚所废，八年后杨坚的隋朝平定江南，中国复归统一。在此以前，服膺圣道的汉族士大夫眼看象征中国文化传统的江东政权久处弱势，复兴无望，内心岂能没有酸楚？

对于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来说，大分裂是他们刻骨铭心的痛，大统一是他们排遣不掉的梦。这种痛，这种梦，都是植根于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华夏文明基因。

华夏文明奠定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的东亚季风区内的，黄河中下游的，黄土覆盖的，特别适宜于人类历史早期农业生产的，范围远远大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习惯上被称为中原的一块平坦区域。在东亚季风区内，这一中原平地有某些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较易成为文化发展的中心。虽然也有某些相对严酷的自然条件，但基本上没有超出居民的耐受能力和开发能力，反而可以成为居民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良性诱因。华夏先民较好地适应了中原的环境，较好地开发利用了这一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养成了勤劳刻苦、注重实践、精于工艺、善于创造的精神气质，以及长于联想、类推、直觉判断和辩证思维的能力倾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整体性思维的基本趋向。文字产生以后，这一整体性思维倾向又使华夏先民最终坚持以形表意，没有选择向表音文字发展的道路。而汉字平面二维图形整体性识别方式的完善化，又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整体性思维倾向。早在原始时代末期，中原在重农型技术生态战略实践中创造的较高生产效率，就已经开始吸引周围原始族群踊跃进人，逐渐使中原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人口聚集区，亦即人类文化最大的实验、竞争、交流、组合的场所。通过处理复杂的群体关系的实践，华夏先民的整体性思维倾向获得丰富的社会人文经验的催化，开始形成重血缘亲情、重协调和谐、重伦理道德、富于包容性的文化气质。基于这种文化气质的强大活力，同时为了抵御周边族群、特别是西北游牧族群的侵扰，也为了抗御共同面对的自然灾害，华夏先民自然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联合、大统一的道路，较早就联合成了大型的层序式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在夏代基本稳定下来，在商、周继续发展，再经儒家总结，遂使追求大统一、建立以大一统的中央帝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的方针成为一种极其稳固的政治文化传统。

P1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本书的三位传主，都不是纯粹的思想家，而主要是实践家；但他们的实践与思想，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放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与其他二百多位传主比肩而立，倒也当之无愧。不过，这三位的实践主要在宗教领域，文献中关于他们言行的记载大都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不容易按照一般的实证准则来加以研究。学术界关于他们的研究基础，至今相当薄弱，误会、误传不一而足。而按本《丛书》的要求，对这些实践家也要从思想的角度来描述，这就又增加了一重难度。本人承担这个任务，确乎有些勉为其难。

促使我这番迎难而上的重要因素，乃是已故恩师唐长孺先生的心愿。

唐师治魏晋南北朝史多年，成绩卓著，驰誉中外，晚年仍精益求精，力图开发新的史料源泉。吐鲁番出土文书和《道藏》，就是他晚年着意开发的两大资料宝库。我们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来到武昌珞珈山时，他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已初见成效，门下弟子大举投入，高产出的前景清晰可辨。同时他也在研读《道藏》，却只是孤身挺进，并未号召弟子追随。当我表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组织有兴趣时，唐师虽然担心我是否胜任，却也流露出由衷的高兴。

于是，1980～1981年，我连猜带蒙地啃下了一批常常令人头痛的《道藏》文献(包括《道藏》所载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全部作品及其传记)，对道教“是什么”还是似懂非懂，更多地倒是对道教“不是什么”似乎有所领悟，从而在前人的论述中发现了许多需要商榷之处。其结果，一则是一部约六七万字的毕业论文《南朝道教改革及其由来》，二则是一大堆关于道教的未解之谜。唐师对我寄予厚望，决定让我留校，不料竞未办成。惜别之际，他老人家叮嘱我尽可能把道教研究继续下去。

此后我任职新疆师大十多年，忙于应付莘莘学子基础性的需求，一直没有机会继续研究道教，只从《南朝道教改革及其由来》中抽出部分内容，陆续改写成三篇论文，相继发表。直到唐师仙逝以后，我已入聘上海社科院宗教所，才抽空重读《道藏》。

适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因所约《陶弘景评传》书稿未能达到质量标准，想另邀作者重写，经刘仲宇老兄推荐，便找到了我。但我当时已承担上海市“九五”社科规划的中长期项目(“华夏宗教的超越性突破”)，暂时无暇分身，“中心”来使表示，可以等我完成该项目后再开始写“中心”约稿。鉴于自己当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已有万把字的一章“陶弘景和茅山宗的开创”，我设想，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多年续有所思，再用一年时间集中精力，写一部评传应该没有问题，便在1998年12月与“中心”邮签了协议，约定将《陶弘景评传》列入2001年的出版计划。

不料世纪之交的独特时机，加上一些突发性的情况，给本所增加了大量突击性的(而且往往是政治性的)任务，而我已经(幸或不幸地)成为本所分摊集体任务的重点对象，精力殊难集中。同时，“华夏宗教的超越性突破”课题的研究思路打开以后，已渐超出原定方案，致令结项时间一再拖延。于是，我只得相应地一次次地向“中心”商求延期交稿。

直到2003年5月，这部《评传》稿才匆匆收尾，进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审程序。经特聘专家刘仲宇研究员、《丛书》分管副主编洪修平教授、中心责任人傅新毅博士、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相继审阅签署认可之后，送达终审组。不料，终审组对我以“求真崇实的科学精神”概括陶弘景的思想主流表示难以接受，决定发回，令修改后再报。我一面参考评审意见再作修改，一面仍坚持以“求真崇实的科学精神”概括陶弘景的思想主流，并向“中心”详细申诉理由。“终审组”列位前辈终于同意我保留己见，予以通过，但已经赶不上《丛书》2003年的出版轮次了。不过，这倒使我得到一年多的缓冲时间，可以对书稿稍许从容地抽空打磨。

蒋广学、巩本栋二位先生当初代表“中心”给我交代的任务，是作《陶弘景(附寇谦之)评传》。这显然是按照学术界既成的共识，把陶、寇二人视为南北朝新道教的主要代表。但我认为陆修静才是南北朝新道教最重要的代表，因此我建议，与其在《陶弘景评传》中附写寇谦之传，不如在《丛书》中另设一部陆修静与寇谦之合传。蒋、巩二位先生表示，《丛书》容量已定，拟目不便再增，如果我认为必要，可以在陶弘景评传中加附陆修静传。但我本来就觉得难度大、时间紧，最好减少一点写作负担，无意自找麻烦，便收回建议，仍按原方案签约。可是经过撰写过程中的反复斟酌，书稿最终还是加附了陆修静评传，以尽可能接近一种气韵贯通、浑然一体的目标。

需要说明一点，撰写《评传》的过程中，直接采用了此前撰成的“华夏宗教的超越性突破”(出版定名《神圣的突破》)稿本中的某些内容，不曾为了避免文句重复而刻意改写，也没有采取引文的方式。因为一来《突破》稿出版前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打磨(这种打磨是没有止境的)，直到2003年6月才最后定稿；二来《评传》袭用《突破》稿文句时，至少有必要变动一些关联字句。于是，本书所有与《神圣的突破》文句相同的地方，都没有加引号注明出处，仅在有关篇章之末各加一注，扼要申明有哪些问题采用了《突破》书中的有关论述。

虽然直接用于撰写此书的时间比较有限，但在此前开始撰写的《突破》稿中，已拓展当年硕士论文的架构，其中对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发展过程作了系统地勾画，并对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各有章节集中论述，从而为这部《评传》打下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而《突破》稿本的理论建构，也为这部《评传》提供了更深广的学理支援。如果从我1979年开始向唐师请教道教问题(他特别对我强调了开拓陆修静研究的意义)算起，本书也算是凝结了我二十六年的心血。本人不才，继去年两书之后，又有这部《评传》问世，算是对唐师以《道藏》补史的宏愿有所响应，不枉师生一场。二十余年前的未解之谜，在本书中破解了一些。但是学海无涯，解不胜解，更多的未解之谜又已积聚心头。唐师如果健在，不知是否能够完全认可本书不落窠臼的观点；但我自信，对于唐师的敬业精神与严谨学风，弟子已勉力承传，差可不辱师门。

适逢阴末阳初，自咏一首寄怀：

运交开放晋学林，授业边疆小有声。

应世赢来心力倦，辞官移向妇雏亲。

三教精研还夙愿，两书慢产避狭争。

副高久滞十七载，一述评团举座惊。

最后，对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给予我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的宝贵机会，并宽容我事出有因的拖延，对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班子中诸位先生在此前组稿和审稿过程中为我付出的辛劳和给予我的帮助，对于仲宇兄的热心举荐和认真审读，对于责任编辑吴伟斌编审的辛劳和帮助，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