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著的《龚自珍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龚自珍的哲学、政治、历史、经济、伦理和文学思想，评论了龚自珍的诗、词、散文创作，充分肯定了龚自珍在中国古代、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指出龚自珍的思想和创作对近代社会的重大影响。

龚自珍是清末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以巨大的思想勇气，继承了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又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手法，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的腐败黑暗，呼吁社会的改革更法，宣传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掀开了近代思想史新的一页。《龚自珍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龚自珍的哲学、政治、历史、经济、伦理和言语学思想，评论了龚自珍的诗、词、散文创作，充分肯定了龚自珍在中国古代、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指出龚自珍的思想和创作对近代社会的重大影响。本书凝聚了作者对龚自珍多年研究的心得，反映了国内龚自珍研究的现有水平。

《龚自珍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作者陈铭。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生平和活动

一 白日西倾共九州

二 少年击剑更吹箫

三 卓荦全凭弱冠争

四 何敢自矜医国手

第二章 思想发展的理论渊源

一 避席畏闻文字狱

二 经有家法夙所重

三 肯肩朴学胜封侯

四 高言大句快无加

五 台宗悟后无来去

第三章 复杂的哲学思想

一 云烟万态马蹄湮

二 天花指袂著难消

三 万舶安危总未知

四 六九童心尚未消

五 天心将改礼闱征

第四章 社会批判思想

一 忽忽中原暮霭生

二 挥手东华事可哀

三 大官表师空趋跄

四 古人谁智谁当愚

第五章 社会更法思想

一 颓波难挽挽颓心

二 国有正士士有舌

三 人材毕竟恃宗工

四 汉家平准书难续

第六章 文艺思想

一 天教伪体领风花

二 少年哀艳杂雄奇

三 情多处处有悲欢

四 心史纵横自一家

第七章 文学创作

一 高吟肺腑走风雷

二 直将阅历写成吟

三 郁怒清深两擅扬

四 文章合有老波澜

五 回肠荡气感精灵

第八章 历史影响

一 但开风气不为师

二 事事相同古所难

三 五十年中言定验

四 高山大壑长相逢

五 一种春声忘不得

索引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严格说来，龚自珍称不上今文经学家。不过，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今文经学起过重要作用。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是一种很有社会性的思想现象。今文经学在汉代盛极一时，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学大师。他把今文经学与谶纬学说结合起来，使今文经学走上神秘化的道路，而谶纬学更是具有政治现实性的神学，又使学者束手。结果，流传到后代能称得上学术著作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等极少作品。今文经学善于论述，气势恢宏却歧义百出，变化灵活，常出现一些古典儒家并没有论列的论题。其中《公羊春秋》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等理论，在当时就震撼人心。再加上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论辩方法，和不受局限无限扩大概念外延的思维方式，使这派学者很容易按时代和个人的要求重新解释古代文献，也重新解释现存的今文经学著作。应该说，今文经学善于思辨这个特点，受到清代学者的注意。在社会矛盾逐步激化的清中叶，特别是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重新注意今文经学，把今文经学的思辨方式推向了意识形态的舞台。清代最初倡导今文经学的三位学者是庄存与、刘逢禄和宋翔凤。庄存与著有《春秋正辞》，阐述微言大义理论，是清代今文经学最早的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他的学生刘逢禄有《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等著作，集中阐发今文经学的“三科九旨”。庄存与的外甥宋翔凤有《论语说义》，把孔子推为“素王”，“别录私说”，以诠释圣人之言宣扬新的理解。庄存与、刘逢禄是江苏武进人，当时属常州府，宋翔凤则是江苏长洲人，因此，清代今文经学派又称为常州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代今文经学派最有影响的时期。

我们考察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开创与发展，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清代第一批今文经学的学者并不是纯粹的今文经学家，在治学上他们都兼治古、今文经学。庄存与著有《周官记》、《毛诗说》这样富于鲜明古文经学倾向的著作。刘逢禄则“于《易》主虞氏，于《书》匡马郑，于《诗》初尚毛学，后好三家”。宋翔凤也“通训诂名物”，也有古文经学式的诠释之作《尔雅释服》、《小尔雅训纂》等。这一代今文经学的倡导者，多在学习、探究古文经学中成长，因此，当他们醉心于今文经学的时候，并不像后代某些号称今文经学家的人那样，完全排斥古文经学。他们的胸襟与行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汉学与宋学之争，排除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呈现一种两水并流的状况。第二，从现在看来，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都是学术派别，在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学术目的上，二者有不少差别，有不少论争。不过，这些论争并不完全是政治主张的论争，更不完全是政坛争夺的活动。应该说，近代在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从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到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倾心公羊学，推崇今文经学的。他们的政治活动与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比较明白地相互结合。然而，今文经学派并非政治倾向一致的社会团体。在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代，呼吁改革是大批正直士大夫的共同心声，并不因他们肯定或否定古、今文经学而有不同。这一方面，撰述《经学历史》本身又是今文经学家的皮锡瑞，倒是眼光敏锐的。他把清代古、今文经学之别，落到“传家法”、“守颛门”两点上，说：“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守颛门则无淆杂。”要之，无非是学术上的不同派别而已。P71-73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在中国近代史的门槛上，站着一位启蒙思想家，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未能忘怀的龚自珍。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人怀念这位开风气的乡贤，设立了龚自珍纪念馆，还在九十年代初先后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龚自珍学术讨论会。的确，“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我流寓杭州近三十年，但正式探研龚自珍的思想和创作，还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龚自珍的论文，此后连续发表过论文近十篇，小书《龚自珍综论》一册，亦算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自从接受写作《龚自珍评传》的任务之后，爬梳资料，思考判断，觉得有了不少新的想法。因此，评传写作的过程，无疑也是个人研究深入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许多同志，给予了帮助和支持，特别是蒋广学先生的热情帮助，使我感动。

我相信，龚自珍的研究，决不是一本书能臻至完善的。因此，我热诚盼望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