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标志着韩少功对自己的突破：它的写作缘于《马桥词典》的完成，并试图推翻《马桥词典》的某些结论。你有种种社会体验、人生经历、理性思考，你也许意欲表达却无从谈起，或者无意表达而任其稍纵即逝。《暗示》仿佛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与你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交谈，在你无意之中把简单的话题引向深处，它会给你一种新鲜的感受：休闲节目成为主课，抽象概念被逐出课堂，“就像一群胡作非为的学生，在下课铃响起时上课，在上课铃响起时下课。”……

暗示是意义的渗透，也是对感官和心智的一种考验。人们之所以无视生活的种种暗示，并不是他们所辩称的忙碌和辛劳，更多的是一种逃避和躲藏。一个心灵萎缩的人是经不起纯净目光和朴素实物的直视的。习惯于陌生化生存的现代人竭力回避那些过去曾经熟悉的事物，虽然他们也时常作出怀旧的姿态，但是，他们不愿去追问，不肯去挖掘灵魂的积垢。在《暗示》中，韩少功对那些熟悉事物的分析和价值重估，是令人心惊的。从文革时代的忠字舞、《红太阳》、铁姑娘到当下的电视剧、卡拉OK广告、行为艺术，作家都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无声的解构。韩少功发现，文革中全民皆舞的疯狂，并非完全是政治热情的表达，他以一语道破真谛的神情告诉人们：“忠字舞就是那个时代的迪斯科和恰恰舞。”在一个政治奴化和心理强制的时代，人们在集体狂欢中寻求发泄。

自序

前言

卷一：隐秘的信息

言说之外

场景

家乡

色

眼睛

面容

相术

讪笑

证据

默契

声调

铁姑娘

骨感美人

老人

方式

抽烟

军装

时装

裸体

颜色

忠字舞

俄国歌曲

《红太阳》

富特文格勒

乡戏

遮盖

鸡血酒

仪式

墨子

代沟

生命

卷二：具象在人生中

空间

记忆

爱情

女人

独眼

忏悔

朋友

身份

精英

摇滚

母亲

无厘头

亲近

迷信

传说

情绪化

感觉惯性

岁月

座位

角色

性格

聪明

观念

距离

劳动

怀旧

时间

卷三：具象在社会中

近事

文以载道

夷

野言

粗痞话

考字

党八股

镜头

卡拉oK

广告

电视剧

学潮

《国际歌》

领袖

团结

甘地

电视政治

包装

行为艺术

书

进步主义

触觉

痛感

商业媒体

M城

教堂

城市

假冒产品

郊区

拥抱

天国

文明

儿童

卷四：言与象的互在

真实

月光

秘密

消失

语言

词义

慧能

暗语

疯子

医学化

非医学化

潜意识

伪善

言、象、意之辨

烟斗

虚词

残忍

极端年代

地图

麻将

沉默者

乡下

附录一：人物说明

附录二：索引

附录三：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附录四：《暗示》台湾版序

场景

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二十多年前。我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压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和善得多。他让我凑到火塘边来暖身，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去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在我嗅到了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功。

事实确实是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里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合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

他在我推荐表上签了字，要我第二天去找大队会计盖公章。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比如产生于家庭而不是办公室。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场景很重要。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规格划一的座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一个官员若把来家里求见的下属挡出门：“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吧。”那已经差不多暗示了官员的提前拒绝，差不多预示了明天对下属来说是凶多吉少。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难谈的生意或者难办的公务拿到餐厅和酒吧里进行。倒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喝，告别贫困年代之后，吃喝对于很多商人和官员来说已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好累的一桩事呵，即使没有让他们吃出脂肪肝、高血脂或者心肌梗死，也常常让他们对着一张张红请帖烦不胜烦，倒抽一口冷气。但他们还是强打精神，倦容满面地奔赴餐厅，因为要求谈话的一方要的就是那个场景和氛围。那里没有办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没有成堆的文件而有杯盘满桌，那里一般来说也没有上司的脚步声而有解开的领带和敞开的衣襟，于是那里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家庭时的感觉，最容易使主客双方把他们的关系暂时性地定位为“哥们儿”一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餐厅和酒吧这种空间使一切公务得以仿家务化，使一切人际关系仿血缘化。被求见的一方即使只是喝一杯清茶，或者只是吃几口清淡野菜，也还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好对付十倍。

“只要他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请客的一方总是这样说。他们知道语言的功能有限，因此他们需要餐厅或酒吧这个场景里的一切无声地参与谈话，需要用这里的一切色彩、气味、音响等等来说服对方。

在这一点上，对香水气味、领带款式、演说风度等比较粗心的很多中国人，倒是显出特有的细心。

家乡

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一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便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通融；有一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他便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呜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的脸色，听见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的案情败漏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剐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在村口那间学校的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一把生花生米也可以下酒，说说笑笑可以直到天明。这样的人下大狱怎么不可能是遭小人暗算？

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武妹子没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在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诗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状物写景，是为了让读者们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自己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宗教家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它们总是努力使人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这正像一个贪污巨款的死刑犯，他无形的诗歌和宗教在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里，他只能在那里得以靠近自己的灵魂。

“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一个热衷于园艺的法国老太太这样对我说过。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