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是作者尤素福·刘宝军的一本散文记事，那些被遗失在前苏联的中国回回们，无数次引发作者对他们恋乡情结的感触，作者首次提到东干人属于中国在境外最大的华人社区，是世界几千万华人不可遗忘的一部分。这使东干人与中国回回的简单血缘关系得以延伸，直至整个中华民族。作者在走，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一个亲人接着另一个亲人的故事在作者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历史和现实的穿插中，我们回顾历史的悲剧和现实中那些在灾难中被生养的后代的现实生活，作者的心灵是在流泪的，但又无不为一种信仰的不屈与力量而欣慰。

《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是作者——穆斯林作家尤素福·刘宝军诞生的又一巨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作品一反战争小说的宏大叙事，采用民间的叙述方式，通过大量田野调查的详实记事和历史资料的穿插回顾及画龙点睛的议论，给我们讲述了一支鲜为人知的东干族人——即19世纪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白彦虎带领部分陕、甘、青、新回族义军西迁中亚的悲壮故事，淋漓尽致的凸现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革命史、生活史。

《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以作者走访东干人家路线为线索，层层揭开移居在外的穆斯林——东干人的生活背景、生活场景、生活意义。通过陕、甘、宁回民在白彦虎、大师傅、马大人等的带领下，悲越天山，定居中亚的命运，来展示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形象反映西北地区的绚丽风俗史和独特抗战史，让人们从中体察民族战争的进程，感受与自己民族生死存亡同步的历史。

序

引言

开端

新渠

东干人的迁徙

悲越天山

天山那边发生的事

营盘

白彦虎

“我来了，我回来了”

大漠之情

雨过天晴

献给母亲和东干人

不尽滚滚中华情

游伊塞克湖

风烟缭绕二道沟

江尔帕克—提别

碎叶城—托克马克

再返阿拉木图

在卡拉奥什卡邂逅老乡

纳戎城见闻

走回逃亡的路

去阿斯塔纳

打猎

“石头城”的东干朋友

中亚现状观感

附录：中亚三国东干人分布概况

参考资料

后记

悲越天山

离国情悲，百年血冤千古白，

仰天长啸，英雄悲越天山雪。

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回民，为什么被俄罗斯人称为“东干人”呢？一种说法是，“东干”一词，本意是指突厥(即中亚各族人)语中泛指回民的词汇，而俄国人也借用此词汇，即使现在，维吾尔族称回民还是叫“东干”。另一种说法是，“东干”，即指甘肃东部，原来是他们的第一代人来到这里后，被人问是从哪里来时，他们回答“东干”，即甘肃东部。后来，一直沿用为“东干人”，其实是中国西北部的陕甘回民。

第一代东干人逃难到中亚的历史原因，与19世纪中后期的陕甘回民反清自卫斗争有关。

在一个温暖的中午，我坐在新渠村东干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认识的朋友叫曼，他是哈萨克斯坦东干语的负责人，讲一口地道的陕西话。我一直纳闷：东干人是怎么翻过天山的？便向曼哥请教。曼哥爱吸烟，他一听我的问题，马上说：“我吸上烟，头脑才做(陕西音读成“祖”)活(工作)，他点上烟讲道：“我们这班人过来时，作难乍了(受尽了苦难)，一半人折(牺牲)在半路上了。”讲完这句话，他突然痛哭起来，讲不下去了。他的脸上，大泪珠一串串流淌而下。这是位50多岁的知识分子，我相信他的眼泪是真诚的。

我再去问几位东干老人，都说“做(遭)了难，一百多年的事了”。他们已是第三、第四代的人了。我不能没根据地把东干人的历史编写下去。正在这时，有位东干朋友提醒我，前面比什凯克市有个东干研究中心，那里有以前俄罗斯人写的书，记载第一代人的事。

几经周折，我找来了记载东干人比较具体的书，即1901年波雅科夫在维尔内(今阿拉木图)出版的《东干人起义后记》。波雅科夫(1851～1910年)是俄罗斯有名的中亚地理学家、探险家，本身也是大夫。东干人过来时，波雅科夫亲自接待过刚过来的东干人，采访过东干人和另一位俄罗斯军医娃什里边·米哈诺维奇·伏龙芝，还多次帮助东干人治病。他的书在1901年出版，距东干人到中亚的事不太遥远，写的应该接近事实吧。

波雅科夫记载了第一批东干人中当事人讲述的事，书里转录有东干人述说的经过：

“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我们的队伍从阿克苏退到喀什，大批的清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围堵过来，我们没有退路。12月初，清军已和我们短兵交锋，回将余青虎也战死了。我们的队伍退到(喀什西北部的)恰克马克山口，大批的清军尾随而至，隘口很小，没有退路，这个山口很少有人冬季翻越，即使在夏季，也只有20多天没有暴风雪，因此，过俄境走这条路的人很少。”

“这条山路约有40俄里(1俄里=1．06公里)，每一俄里便是一座坟墓。尤其是翻越西坡1．4万英尺(1英尺=30．5厘米)高的多伦山时最为艰难，带孩子的妇女和伤病员多数没有翻过此山，至少有3，4的人长眠于此。还有人讲80％的回民折在雪山上了。”

一位在新渠看护学校的老人对我讲，他小的时候，听他的爷爷讲过翻雪山的故事：

“我们的队伍跟着白元帅，清军的大部队已经跟上来了，白元帅为了不要绝后，决定翻山。到了山隘口，清军已经在附近的山顶追击上来了，年轻的回民让女人、老人、孩子和伤病员先走，他们七八个人站在冰层中，抗击了清军，我们用土炮攻击追兵，一个好炮手打，其余的人换装火药。当时的炮(即枪)是一炮一打，打完了要装弹药，为了不给敌人有喘气的机会，只好一个人打，多人换弹药。阻击清兵的紧张程度大得不得了，当时把身旁的雪山冰层都融化了一大片，人们都不知道。”

有些过来人还回忆到：“在雪山，白天好过，夜晚难熬。晚上气温急降，风雪交加。那时，女人们都缠着小脚，过这四五千米高的雪山，真是奇迹，女人、小孩和老人晚上只好在牛肚子底下过夜，早晨起来看不见人，只能看见一个个小雪堆。一个女人抱的孩子要吃奶，可奶冻实了，吸不出来，在牛肚子底下暖了半天才喂孩子。”

“我们回民的队伍在南疆和清兵打了几个硬仗，死亡的人太多。为了不绝后，大人(指白彦虎)和其他将士商量，分三把子撤退，第一把子由大师傅带领朝阿克苏山隘方向退却，而马大人带一把子青海人朝南部翻山去，大人带的第三把子陕西队伍向喀什方向翻山。武器精良的清兵马不停蹄追到喀什。白大人翻山很犹豫，不知怎么办，想到前面投诚的都没有好下场，自己一个人出去，挽救不了大部分人的性命。大家在山下决议，每一家出一个壮年，掩护大队伍翻山。

P18-20

林松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正在准备庆祝建都850周年的北京，熬过了酷暑盛夏的困扰，又展现了它明媚靓丽的风姿，吸引并接待着五洲四海、络绎不绝的游客。我刚从宁夏开会归来，也明显地感觉到北京已进入气候最美好的旅游高峰季节。坐在写字台前，阅读着近期收到的函件，不时接听来自各方的电话，为奔走相告的喜事而欣慰，为远方亲友的病危而担忧，更为回族穷困地区的脱贫振兴而鼓舞。

在话筒里，还听到来自吉隆坡的长途电话，P音很陌生，自然有些纳闷，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或已经相继归真作古，或早就转寓异国他乡，连几个熟悉的留学生也都毕业离校，各有高就。但由于入耳的第一句话是“赛俩目阿莱衣库目！”便感到格外亲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更何况这是穆斯林同胞！

听过简短的“自报家门”，脑海中立即反映出“刘宝军”这样一个眼熟、耳熟的名字，记得仿佛见过他用英文写的一本大作，题为A GlanceAt Chinese Muslims(《中国穆斯林一瞥》)。尽管与作者素不相识，具体情况也不甚了解，但一通电话、一声“色兰”、一番交流，彼此间似乎已产生“相知相识未相逢”之感。北京与吉隆坡两个都城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人们常把初次会晤、话缘投机的新朋友描述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我和这位刘宝军先生，也算得上“一听如故”“交谈恨晚”吧？电话里顺便问了一下刘先生“高寿”？方知他刚跨入“不惑之年”，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回族作家与学者。至于迢迢万里来电话的意思，是希望我为他的新著《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撰写序言，并表示很快就会委托回国的亲戚把稿子送达。三天后，我便接到由他表妹赵文捷小姐转达的著作——图文并茂、印刷清晰的初稿本。

我一向有利用失眠之夜倚枕看书的习惯，说不定多会儿眼睛疲劳，感觉麻木，就进入梦乡；但有时却越看越清醒、越兴奋，睡意尽消，当天晚上正是这样。摊开《悲越天山》稿本，翻过一页又一页，久久不能合眼。似乎跟作者一起，在吉尔吉斯，在比什凯克，在托克马克游历考察；似乎跟作者一起，在东干人聚居区，在英雄白彦虎的后裔家里，在讲地道陕甘方言的穆斯林弟兄之间访问交谈。直到凌晨，连文字带图片，居然看了多半本。但其余部分，由于琐事缠身，而且又再次离京远游，仅能挤出零散时间，陆续翻阅完毕。

宝军先生的祖籍是甘肃张家川，主要在大西北学习、成长，对陕甘地区穆斯林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思想感情以至方言土语都十分熟悉。他在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到国外深造，是人文学博士。身为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以东干人为研究课题，他似乎具备更优越的有利条件。他曾多次深入中亚有关国家作田野调查，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这本著作。我感到汇集成册的这二十几篇文章，是散记，是游记，是访问记，是实况写真，是报告文学，是随笔特写。其中有几篇，可以说是东干人的患难史、心灵史、血泪史。虽属专题单篇，各有其侧重点，但内容可分可合，连贯性很紧密。尤其是其中有关往事追溯、反抗清廷、殊死搏斗、攀越雪山、流亡迁徙、异域立足谋生的篇章，尽管写的是历史，是一百多年来的轶闻旧事，但作者感情特别投入，下笔落墨，饱含激情，如泣如诉，深切反映了作者与那些悲越天山的东干人，与英雄白彦虎所率领的起义军，以及他们世世代代始终惦记中华祖国的子孙，心心相连，息息相通，呼吸在一起，心脏、脉搏跳动在一起，宛如描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鲜活感受。例如《我来了，我回来了》这样的篇章，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其他篇目，还向读者介绍了中亚地区与东干弟兄有密切联系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人文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与近百年来历史的演变发展，从沙皇俄国，到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到当前现状，都有所涉及，使读者获得不少知识，对东干弟兄在这一百多年的苦难经历与沧桑巨变的缩影，也略知梗概。

宝军不愧是文史高才生，有较深的文化底蕴与素养，有广博丰富的知识与见闻。在他的大作中，举凡引述历代有关的文献资料，古色古香的名家名作名句，苍凉悲壮的边塞诗，激昂慷慨的词曲，乃至东干人的诗歌创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穿插得体，水到渠成，与史实相互验证；不时还夹杂着他自已笔酣墨饱、有感而发的即兴诗词，更觉相得益彰。尤其是看到那些东干人中迄今仍在广泛流传的歌谣谚语，竟然跟目前陕甘宁以至今日回民地区熟知的内容完全吻合，或大同小异，确实令人感到亲切而又惊奇！一百多年了，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本色不改，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还那么浓烈！总之，在宝军笔下，真实地反映和勾勒了东干人祖先悲越天山、艰苦创业，子孙万代慎终追远、不忘根本、保持本色的气节。他的文章，朴实明快，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决不矫揉造作，但突出的特点是把自己摆进去，跟东干人甘苦与共，悲欢同享。而且，保持着客观、冷静、清醒的头脑。比如在列举古往今来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概况时，作者深有感慨地说：

“我明白了：五千年的文明，有光辉的历史，也有流血的历史，而历史本身是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合成体。”

这是他思辨、参悟出来的哲理，作为《天山那边发生的事》一文的结束语，意味深长，耐人咀嚼。

在附录的参考书目中，作者列举了高文远哈吉、王国杰教授(汉族)，已相继归真的冯增烈、杨兆钧教授，以及丁宏女博士等学者的名字，他们都是与我时有交往的教亲或学友。他们有关的专著或文章，出自对东干弟兄的关切，我也曾浏览过。而且，这些年来，我也曾经先后接触过多次来访的吉尔吉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苏三洛·穆哈莫德·亚斯孜先生，在他逝世后，还有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他的遗孀会晤；我手头保存的一本被译成汉文出版的苏三洛遗著《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还留有他夫人当场签名的手迹。此外，我还认识不少来华寻根觅祖、探亲访友的东干“朵斯提”，其中包括诗人和作家。而今，再看《悲越天山》，依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总觉得宝军的新作，与他所参考过的那些著作相比较，取材角度不同，采集观感各别，表现手法互异，文字体例也各有特色，有的倾向于理论的探讨研究，有的侧重于史料的归纳梳理，彼此并不雷同重复。

相对而言，宝军的著述，却赋予更浓郁、更明显的文学色彩和感情因素，有其别具风格的韵味，也许，会因而增添不少吸引读者的情趣与魅力。

此时此刻，读过宝军的著作，双手捧着《悲越天山》的原稿，掩卷沉思，久久不能平静。身在中国首都，在这凝聚着、居住着全国56个民族成员的国都，感到北京美丽的金秋，确实政通人和，气象万千，爽朗舒适。时值旅游高峰旺季，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包括来自中亚五国的穆斯林，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东干弟兄。也计，他们正在这里，悠闲自在地饱览、赞叹着华夏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遥想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在专横跋扈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在那血雨腥风、暗无天日的年代，清朝皇帝正是在这里，指使其封建爪牙，挥动屠刀，残酷地屠戮高举抗清义旗的各族人民。我们的东干弟兄，在英雄白彦虎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付出惨痛牺牲和代价，悲越天山，沦落异国他乡，以谋取生存，用鲜血谱写了“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史诗，用生命和顽强毅力树立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丰碑。重温并总结这一段辛酸的历史，曾几何时，貌似气焰嚣张、实际是在苟延残喘的清廷政府，早就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统治中华民族大地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因之终结。而具有并坚持虔诚信仰的东干弟兄，却斩不尽、杀不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君不见，那生命力顽强的籽粒，经过暴风骤雨摧残，被挤压在墙脚，在荒野，在砖瓦间，在石头缝里，不是也在萌芽、在成长、在迎风飘摆、在向你点头含笑，以表示它们的存在吗？

借此絮絮叨叨作序之机，除向聚居中亚的东干弟兄致以真诚的问候，并祝福他们民族兴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安居乐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两世吉庆外，也同样真诚地祝贺宝军先生的大作即将付梓，并殷切地期盼他有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成果问世！

2003年10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