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竞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得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它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瞳瞳。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学[若]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P101-104
我写过一篇《谈谈(傅斯年全集)书信卷的缺陷》，刊登在《博览群书》2007年4月号上面。当时我想，有不少书信是根据手书原件编入书中，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才出了那么多错误吧。其他各卷所收“大多是作者已经出版过的著作，想来那里边的错字、破句会要少得多吧”。我在那篇文章里就是这样说的，我真是这样希望的。
当我编选这本《大家小集·傅斯年集》时，又翻阅了《傅斯年全集》其他几卷的部分内容，还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值得再写一篇文章供出版者、主编者和购买了此书的读者参考。
按照我上一篇的办法，从书中的破句谈起。在《战国子家叙论》一篇里，谈到杨墨两家遭遇不同的时候，读者可以看到这样几句：
所以墨子之为显学，历称于孟、庄、荀、卫、吕、刘、司、马父子，《七略》、《汉志》，而杨朱则只孟子攻之，《天下篇》所不记，《非十二子》所不及，《五蠹》《显学》所不括，《吕览》《淮南》所不称，六家、九流所不列。(第二卷，第262页－第263页)
这就是说，称引墨子的，先后有孟子、庄子、荀子、卫鞅即商鞅(我想，原稿卫字或是韩字之误，指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刘安)。接下来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复姓，给点破了，读者不知道并列在这里的“司”是谁，“马”又是谁。
同一篇里谈到《老子》五千言的作者是谁的时候，傅斯年引证了清代学者汪中的意见，即：五千言的作者是史儋，孔子问礼者为老聃，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是老莱子。谈到孔子与老莱子的关系，书中有这样的句子：
老莱子固可为孔子适陈、蔡时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陈亡而为楚人厉，之与莱在声音上同纽，或亦方言之异也。老菜子责孔子以“去汝躬矜与汝容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同上卷，第289页)
这一段不足百字的文章，就点错了两处。第一处：“厉”字应从逗号之前移置逗号之后：“厉之与莱在声音上同纽”；第二处应该是：“老莱子责孔子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这样点才讲得通。
其次，书中书名号用错了不少。一些应该加书名号的没有加，一些不应该用的却又用上了。例如《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出现了这样的用法：《晋书·博物志》(第一卷第9页)。如果《博物志》是《晋书》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可以这样标点，例如《晋书·天文志》、《晋书·职官志》等等。可是《博物志》是张华的一部著作，并不是《晋书》的一部分。这里只能点为《晋书》《博物志》。
《出版界评》中有这样一句：“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第一卷第112页)，这里“元杂剧”是一种文学体裁，不是书名，不能用书名号。可是同一页说到的《唐才子传》、《世说新语》，确是书名，却都没有加上书名号了。
同一篇里引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原文：“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同上卷，第113页)
只要看了下文“得此而三”就可以知道：《楚辞》和《内典》是两部书。事实上也并没有一部叫做《楚辞内典》的书。
同一篇文章谈到著作不是抄书，“如荀以抄写为能，则取《说文本书》、《尔雅义疏》、《广雅释诂》、《说文通训定声》、《经籍纂诂》、《骈雅训纂》等，置之架上，可以终身用之无穷。然如‘著作’何！”(同上卷，第115页)这里列举好几种书名。显然“《说文本书》”应该点作“《说文》本书”的。 同一篇中又有这样一句：“然欲就《庄子内典》求其合，不可不先就内典自身求其分。”(同上卷，第116页)既然是“求其合”，可见不是同一部书，似应点作《庄子》《内典》为宜。佛家泛称佛经为内典，并不是专有的书名，如果用上书名号，只能看作一种特例。查《新潮》原刊，这句里面的两处“内典”都是用了书名号的。而《傅斯年全集》在第一处用了书名号(附在《庄子》之后)，而在第二处却不用，体例没有统一。
……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他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响应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编辑的《新潮》杂志也是可以和《新青年》相提并论的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刊物。在新潮社同人中间，后来他是学术成就最大的一人。因为他不很注意保存自己的文稿，特别是一些在大学的讲义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以致就数量上说比某些学者要少些。但是可以说的是，凡留下的都是精品。他治史学特别重视史料，更难得的是史料一到他的手上就活了。他以过人的史识，能够从别人也见到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没有看出来的内容。他可以说是集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当然，史学家应该也就是思想家，不过这一点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罢了。关于傅斯年其人及其著作，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作了中肯而又扼要的评定：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的著作，已有七卷本的全集行世。这当然是治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者的必读书。只是篇幅稍大，对于一般读者(即不是专治中国上古史的读者)来说，也稍嫌专业性太强，不便阅读。于是我就来编这一本篇幅不太大、内容不太专、适宜一般读者阅读的选本。
因为主要是供一般读者阅读，所以多选他早年在《新青年》、《新潮》发表的文章。而为了反映出他的学术成就，后期的那些学术著作当然应该是这个选本的重要内容。这在取舍之际就颇费斟酌了。例如胡适十分赏识的那一篇《(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胡适说：“他看了董彦堂先生新得的两块卜辞，两片一共只有五个字，他就能推想到两个古史大问题——楚之先世、殷周之关系——都可以从这两片五个残字上得到重要的证实。”对于这篇被胡适称为继往开来的大文章，我原是想选人的，可是它有两万七八千字，还插有地图和表格，没有相当的准备知识的读者就不易阅读，只好不选了。又如《论所谓五等爵》这一篇极有创见的重要论文，我本想选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割爱了。他的有些重要著作，不能不收；只是太长，又不能全收。如《夷夏东西说》，只节录了第五章总结部分。《(性命古训)辩证》，只选人了序和引语。从这些节选中读者大致可以窥见他的主旨和方法了。
傅斯年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过多篇时评和论文，反映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时报国之心，在发表的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只是其中所评论的事件，例如“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等等，久已成了历史的陈迹，时过境迁，就不再入选了，只选了两三篇估计今天的读者仍有兴趣的文章。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编者加了极少的题注和注释。凡是在《辞源》、《辞海》这一类常用的工具书中能够查到的，就一律不注了。
这次编选，底本采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七卷本《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主编)。只是书中错字、掉字不少，例如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缪，错印为“铁穆”，读者无从索解，所以我就只好据原载刊物《新青年》、 《新潮》、《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的影印本校正错字。
本书编选注释方面的缺点、错误，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2009年4月18日 朱正于长沙
傅斯年(1896－1950)，著名史学家，思想家。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创办并长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他在史学方面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而且正如胡适所称赞的那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这个选本兼顾了傅斯年作为思想家与史学家的成就，并校正了工作底本存在的许多错误。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这个选本兼顾了傅斯年作为思想家与史学家的成就，并校正了工作底本存在的许多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