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曾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花》《海上文坛》等杂志主编。成名作长篇小说《蹉跎岁月》，1982年被中央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央视热播，万人空巷，曾引起全国轰动。长篇小说《孽债》，1995年被上影集团著名电影导演黄蜀芹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播，曾创下42.62%的高收视率，成为全国电视剧的杰出代表。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年五载》《恐怖的飓风》《在醒来的土地上》《华都》《缠溪之恋》等。作品多次获奖。由其本人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家教》《孽债》均荣获“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这本由其创作的《孽债(上下)》是“红土地之歌”系列之一。

《孽债(上下)》内容介绍：真离婚，假离婚，那个年代留下了多少“孽债”，又留下了多少无父，无母的孩子。5个孽债的产物，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在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中寻找父母，只是这里竟没有能容纳他们的一张床……

《孽债(上下)》的作者是叶辛。

读信的时候，沈若尘仿佛从谢家雨书写的字里行间，嗅到阵阵扑面而来的素馨花的清香。哦不，那不是从信笺的字里行间拂来的，那袭人的芬芳是从秋月手腕上戴着的素馨花手镯上掠过来的。

沈若尘木然呆立着，微翕下眼睑，岁月拉开的距离陡地缩短了。把信笺装进信封时，他的手还在颤抖。直到此时他才发现，信纸的反面，还有谢家雨补写的几行字：又及：

我想应该告诉你，你的女儿沈美霞美极了。这里的寨邻乡亲们和农场职工都说她长得像韦秋月。可我觉得，她比当年的韦秋月还要美。这大概就是上海与西双版纳相隔数千里的血缘造成的遗传优势吧。

“我的女儿！”沈若尘喃喃地自语了一声，似是要把遥远的记忆从虚无缥缈中找回来。可是他从没同梅云清说过，插队落户时他有过一个妻子，在千里迢迢的西南边陲他还有个女儿，亲生女儿。他心慌意乱，他惶遽不安。该怎么办呢？美霞当真要到上海来吗？她只有十四岁，要坐长途车，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光是旅途就要七天，她有这个胆子？沈若尘浮起一丝侥幸心理，也许沈美霞会畏惧路途的遥远，也许她只是碰见了谢家雨说说而已。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一侥幸心理是可笑的。美霞没有亲人，她靠谁去生活？对父亲的思念，对上海的向往，都会使她踏上旅途的信心倍增。况且她还可能与同命运的少男少女们结伴而行啊！

那么他该怎么对梅云清讲呢？天哪，他该如何启齿？

沈若尘揣好撕成两片的信，迈步上楼时，后面有人喊，你的报纸掉在地上，忘拿了。他急忙返身下楼，弯腰捡起报纸，直起身子来时，他看到信箱门没上锁。噢，他整个儿失态了。

雨比预料的还要快地落下来，风翻卷着雨帘，把丝丝缕缕雨星儿扑打进楼道里来。沈若尘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梅云清赤裸的丰腴的手臂伸出去，在枕边的床头柜上摸着了小灯的开关，“啪嗒”一声，把橘红色的小灯打开了。她转过脸来，绯红绯红的脸颊上洋溢着喜气，兴奋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波，微显着羞涩和娇气地道：“搂着我。”说着，把脸庞往沈若尘胸怀里一埋，身子缩了缩，紧紧地偎依着他。

沈若尘习惯地搂着妻子，性事过后，他知道云清还需要抚慰，需要“发发嗲”。他一手搂着妻的颈脖，一手在云清滑爽光润的背脊上轻轻抚摸着。

云清呢喃般轻哼着，表示着自己的满足和惬意。她的声音既像紧贴着他的心房，又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带着共鸣音传进沈若尘耳里：“今晚上，你真让我快活得要命。”

随着她的话声落音，她在他的锁骨那儿吻了一下。

沈若尘又紧紧地搂一搂她。是啊，他爱她，爱她的善良和坦率，爱她的美貌和妩媚。刚同她恋爱时，替他参谋的同事是如何盛赞她的？对了，他们说她艳丽而不妖冶，性感而不风骚，是个理想女性。那是人们仅凭她的外貌说的。婚后，只有沈若尘真正地明白，云清是多么可爱。他从来不曾把过夫妻生活视为负担。每一回，他都能从她那里得到欢悦，得到心旷神怡的满足。而她呢，经常是用赞赏和惊叹的语气，表示自己欲仙欲死的狂喜。这类近乎呻吟感慨的表示，使得沈若尘充满了男子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可今晚上，沈若尘是带着目的、带着点儿勉强上床的。整整一天的心神不宁，使得他兴味索然。下午他瞒着炀炀嚼了两块儿子的巧克力，晚饭时他喝了两小盅酒，都是试图振作精神。他不敢把谢家雨来信的事儿在白天对云清讲，怕她诅咒他是骗子，怕她一怒之下带着沈炀住回娘家去。他思来想去觉得应该将这件事儿在美霞到上海之前告诉云清，什么时候讲合适呢？只有现在这阵儿，她满足而又欢欣，她带着几分慵倦且心情最为舒畅。时已夜深，即便她怒气冲冲，她也不可能闹起来拉儿子一同去外婆家。

沈若尘昏昏欲睡般闭了眼，内心深处却是在警觉地窥探着合适的时机。

云清仍然依偎着他，温暖而又酣适。

午睡时仅是假装闭着眼，实际上紧张的神经始终在毕剥毕剥骤跳。这会儿沈若尘确实有些累了。洁白轻柔的云朵掠过他的眼前，那是西双版纳的云，是缭绕着碧山翠岭让人腾云驾雾的云，是引人步人恬淡、清幽意境的云。沈若尘依稀感到胸怀里搂着的，是他当年瘦削而灵巧的妻子韦秋月。她有一头浓黑的柔发，她温顺而羞怯，她话语不多却爱时常以自己闪动幽波的眼神表示意见，她的美是含蓄的、娴静的，她怎么……

“你怎么了？”梅云清挣脱他的搂抱，翻身坐起，朝他俯下脸庞，一双雪亮的大眼睛探究地盯着他。P4-6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十几年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返城的时候，具体的返城政策中有两条规定：其一是已在当地安排工作的知青不能返回；其二是已婚知青(不论你在农村还是乡镇企业就职)不能返回。要钻前一条规定的空子似不那么容易，不少顾虑到回城之后的遭际，也不敢贸然行动。而后一条规定的羁绊无非就是婚姻。于是乎已婚知青中便断然地采取了行动：有假离婚的，那往往发生在男女双方均是知青身上；也有真离婚的，那多半是和当地农村人结婚的。挣脱婚姻的锁链，恢复知识青年赤条条无牵挂的身份，他们亦随着那返城的大潮回归了城市。这时候城市的诱惑力是那么强大，他们的举动往往也能得到世人的谅解，但却忽略了离婚随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是离开乡村很晚的知青(迟至1979年10月)。当时我曾想，那些被回归城市的知青离弃了的农村女人和已经生下的娃娃，未来将怎么生活呢？特别是那些孩子，长大之后问及自己的亲生父母(多半是父亲，也有少数母亲)，又该如何想象？

可以说长篇小说《孽债》的最初构思，该是起源于那一段生活本身。

尽管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无米之炊’’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也不可能想象这些孩子将来和他的生身父母之问该演出哪些方面的一连串悲喜剧。

好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尽管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好多大城市里的老知青们举行过类似“青春无悔”、“追忆当年”等等活动，顽强地想表现这一代人的存在，但人们再不像当年那样看待用血汗和眼泪浸染过的“知识青年，，这四个字。恰在这时，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听说了附近弄堂里发生的这么件事：一个宁波农村的汉子带了两个孩子，到上海来找当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到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后，早已重新嫁了人，并有了新的孩子。于是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三个孩子的故事顿时成了弄堂新闻。有人说女人离开农村时根本没办妥正式离婚手续，哄骗男人回归上海之后还将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说第二个男人根本不晓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说两个男人打起架来了；有人说这个家庭热闹非凡有戏文可看……

我没去穷尽这个故事的底细，随手按习惯作了札记之后，心里思忖，这倒是个写作素材，但是仅仅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写是不成的。上海生活着一千几百万人，上海的包容性又实在太大，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内地的村庄里、小城镇上会有“满城风雨”之感，但在上海这仅仅是一条弄堂新闻而已，人们一天到晚听到的奇闻逸事太多太多了，别说一个小人物小家庭的戏文，中国的外国的上层的下层的稀奇古怪的事儿他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他们早就练出了见惯不惊的本事和修养。

这以后不久，我在一家刊物上读到了一篇小说，名字记不清了，但内容几乎同我所说的弄堂新闻相差无几，我特意留神了小说的结尾，似乎作者也没交代出这一家人究竟如何处理种种解不开理还乱的矛盾，小说的结尾只告诉读者，这个家正闹得不可开交……

又隔开了两三年，我又听说了这么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北京来的旅游者打扮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西双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当地的农民丈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有时总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的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儿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西双版纳的故土上来找儿子。谁知这里的农民从来便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原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蹰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便询问打听，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的经历……

 听来让人悲伤。

 吸引我的还不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住房的拥挤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外贸、金融的中心，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家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因而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更加简便一些。

最初的构思逐渐地在我心头萌动、成熟。对我来说格外有利的是我有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漫长经历，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习俗；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生活了整整十九年，以后又常因出差、改稿、开会回归故里，亲眼见过上海近年来的变化。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今天的大上海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

尽管我也正逢繁琐不尽的调动和搬迁，尽管处于生活、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适应，我还是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写下了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

小说上半部分发表短短一两个月时问，亲戚朋友们都关心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后来怎么样了。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甚至一些同样在搞创作的同行也问，那些孩子后来将怎样生活？仿佛那些我构思的娃娃真存在似的。自然，读者的好感也反映到影视部门，六七家影视单位前来找我商谈改编拍摄事宜。最为令人稀奇的是1991年9月下旬的《新民晚报》上刊出了一篇真实的通讯报道《孩儿找妈泪花流》，写的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孩子到上海寻找母亲的真实事件。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真稀奇……”

稀奇不稀奇我说不上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读者翻开这本书，将来这本书果真搬上荧屏，当蒙太奇闪现出花开四季、果结终年、江河常流的西双版纳和上海耸天的高楼及拥塞的马路时，故事在这样的两种氛围里展开，那会好看的。这不是我过于自信，而是我为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度过了好些个不眠之夜。

谢谢。

叶辛  1991年底